作者|馍小贝
出品|夹馍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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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位于陕西关中的宝鸡扶风县，一个吴姓农民家庭迎来了第七个孩子。
父亲是一位颇受尊敬的乡绅，中规守正，类似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他给儿子取名：吴克敬。
查字典，“克敬”指能敬慎其身的人，即谨慎恭敬。
同一年的11月，扶风向东100公里外的西安城，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正式成立，办公地址在建国路上的高桂滋公馆。这是一座漂亮的西式院落，“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住在这里。
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是陕西省作协的前身，就这样，吴克敬成了陕西作协的同龄人。
当然，那时的他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和这个组织产生什么关联。直到多年后，他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并出任领导，担任陕西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
他也不可能预见，自己真正的成名，是在67岁的这一年，因为“矫情”二字进入大众视野，辣了大家的眼睛。
2022年1月4日，西安疫情严重，吴克敬写了篇文章《扎在长发上的橡胶手套》，在赞美几位抗疫工作者的奉献精神时，顺道批评了一位因没有卫生巾向防疫人员哭诉的西安女子。
“疫情当前，什么矫情，什么小姐做派，是没有用的。”写者可能无意，但看者有心，吴克敬很快遭到网友的一顿胖揍，要比几年前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出名多了。
尽管在回应中，他称自己并没有不尊重女性，文章中所赞美的医务工作者也都是女性，但因为对陷入困境的普通老百姓的漠视，缺乏同理性，并没有挽回舆论。
△ 吴克敬相关话题在微博上的阅读量已达到5亿
有人甚至想起了另外一件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了一首词《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里面有一句：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这是将丧事办成喜事的典型案例，从那之后，“坟头看电视”就成了网络上的一个梗。几百年后的人如果回望这件事，很可能认为是一个“寓言”。
每每在灾情降临之时，总有些人的文字引起争议，而背后一旦跟着个“作协”，就会闹出更大的动静。那么，作协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像大多数的部门一样，作协是模仿苏联老大哥设立的。
1934年，高尔基主持召开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作家协会。我们也派了一位代表参会——肖三，萧子升的弟弟。回国后，自然也将苏联的文学领导方式带了回来。
抗战爆发后，1937年，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1940年，正是在边区文协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不到十年，这个目标实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文艺界很快开始筹备全国性的大会。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也就是“第一次文代会”。
会议规格非常高，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介绍筹备过程，朱德、董必武、周恩来等领导人到场祝贺并讲话。7月6日下午，周恩来作了重要报告，他说：
“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还）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
△ 周恩来在文代会上讲话
7月19日，大会闭幕，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
紧接着，各个文艺门类开始筹备自己的协会。7月23日，208名文学工作者在中法大学（现北京理工大学）大礼堂，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
经过选举，文协主席为茅盾，副主席为丁玲、柯仲平。
前两位大家都很熟悉，对柯仲平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他是云南人，很早就到延安参加革命，是一位政治抒情诗人，代表作是《从延安到北京》。
1942年2月，柯仲平担任边区文协主任。5月份，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也做了热情的发言。毛泽东很欣赏他，亲自提名他为《解放日报》特约撰稿人。
参加文代会时，柯仲平是西北代表团团长，作为延安老区的文艺界领导，当选副主席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各大区及下属的省市，都纷纷成立了地方“文联”。
当时新中国实行六个行政大区建制，每个大区管若干个省，比如西北区，管辖陕甘宁青疆五省。
陕甘宁边区文协，此时已搬到西安，直接改组成为“西北文联”，柯仲平任主席。同时，西北文联下设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即“西北文协”。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文学也紧跟形势动员创作。当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成“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
显然，“中国”两字title更便于开展对外交流，这也是作家协会的主要功能。
△ 中国作协主席茅盾
作家加入协会后，就成为国家干部，享受一定的工资待遇。比如文艺一级作家，周立波、曹禺等，工资是月薪333.5元，文艺二级如赵树理、舒群等，月薪270元。
当时普通职工的月薪大约40元左右，作家的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互联网大厂。
作家有了著作，还能拿稿费，千字6元-18元。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著作多的作家，能达到万元以上的稿费。
这笔钱，足以在北京买房了，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院子。
1954年，六个大区的行政建制撤销，省成为一级行政区。相应的，大区单位也得进行调整。
原大区的作家协会，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继续联系原来大区各省的会员。1954年11月，西北文协改组成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马健翎为主席。
作协主席这个位置，第一个看作品影响力，第二个看革命资历。马健翎是一位剧作家，在延安时期写出了现代革命戏《血泪仇》，获得过“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他是西北代表团的副团长。
不久，西北文联撤销，柯仲平调入作协西安分会，担任主席，马健翎便转为副主席。可以说，在建国初期，柯仲平是西北文学界头号领导人，走到哪儿都是头把交椅。
△ 柯仲平（右）与马健翎
大区撤销后，1950年代后期，各省开始成立中国作协分会——比如1957年，中国作协新疆分会成立。这种情况下，作协西安分会，实际上成了作协陕西分会，只管陕西省的事了。
1956年4月，作协西安分会主办的刊物《延河》创立。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具体要做的事，也是作协这个组织存在的必要。
十年后，文化开始革命，作家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一类人。1970年，作协西安分会撤销，人员下放到农村去开荒种地，搞生产，捏笔的手，握起了锄头。
1973年，形势趋缓，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恢复国家各项工作。7月，原《延河》的编辑班底，创办了《陕西文艺》杂志。换个名号，便于开展创作活动。
此时，在延安大学读书的路遥，写了短篇小说处女作《优胜红旗》，就发表在创刊号上。
到了《陕西文艺》第3期，又发表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接班以后》。同年8月，贾平凹在陕西文联主办的刊物《群众文艺》上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
△ 上大学时的贾平凹（左）
陕西新一代作家，未来的“三驾马车”，齐齐登上历史舞台。
陈忠实的《接班以后》被西影厂改编为电影《渭水新歌》，是按着“四人帮”打倒走资派的思路改的，等到要上映时，“四人帮”被打倒，片子瞬间过时了。
那时西安整顿交通秩序，有个笑话说，谁要违反交规，罚看一场《渭水新歌》，保证下次不敢了。陈忠实也为此很恼火，此后就不碰电影了。
“文革”结束，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了原名《延河》。此时，已从大学毕业的路遥，被分配在杂志小说组做编辑。
1978年，作协西安分会也恢复成立，胡采任主席（前辈人物柯仲平、马健翎都已去世）。胡采是一位评论家，曾任边区文协创作组组长，当时是《延河》的主编。
这一年，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同时被吸收为作协西安分会的新会员。那时候文学走俏，只要有作品发表，半只脚就算踏进文坛了。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陕西代表团由胡采带队，贾平凹、莫伸等13人参加。
莫伸是谁？1978年，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头条位置，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窗口》。当时他是铁路宝鸡东站的一名装卸工，业余时间搞写作，没想到一出手就到了顶级刊物，震撼了不少人。
△ 年轻时的莫伸，有点像摇滚歌手张楚
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公布，莫伸的《窗口》在列，同时还有贾平凹《满月儿》。那时候，得了全国奖是极高的荣誉，是要开庆功会的，所以他们就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文代会。
贾平凹有怪才，一入文坛就冲得很猛。1979年，《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1949-1979）》出版，是建国30年陕西文学成果的集成，贾平凹有三篇入选，是年轻作家中的翘楚。
另外两架马车，也不甘示弱。陈忠实的小说《信任》，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2年，受“文革”冲击的中国作协恢复体制，并且和中国文联同级，都是正部级。也就是说，作协属于文联，但又是平级的行政独立单位，再次彰显了作家的地位。
1983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改组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其实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工作，这次算正名。胡采继续担任主席。
1985年4月，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被增选为副主席。三驾马车继续齐头并进。
这年8月份，秋高气爽，作协的一干主将集体去延安、榆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网上流传很广的一张合照，就是此时拍的。
△ 陕西文学主力军
开会时，路遥和贾平凹住一个屋子，路遥打鼾声太大，吵得贾平凹没法睡。第二天，贾平凹对他说，你是当官的命，适合一个人住单间。
这次会议对陕西文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之前，大家都是因为中短篇小说成名，分量不够。回去后，作家们开始向长篇进军，在此后几年相继拿出了重磅作品。
“文学陕军”正式起跑。
1984年3月7日，西安市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其前身为1950年成立的西安市文协，但多年来一直跟着市文化局和市文联办公，没有独立。
这一次召开了西安市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黄悌当选主席，贾平凹、权宽浮为副主席。
黄悌是位剧作家，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建国后在中国戏剧协会创作室工作，曾去朝鲜战争前线采访一年，写出了成名作《钢铁运输兵》，丁玲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8年，黄悌调到西安话剧院任副院长。1960年代初，他与人合作写了一个剧作《卧虎镇》，讲的是陕西渭北地下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被批判是在表现“陕西党救了中央”，是为“彭高习集团”服务，从此遭受厄运。
1964年10月20日，原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就是在讨论批判话剧《卧虎镇》的会议上，突发心脏病，24日去世，
黄悌还有个剧作《巴山红浪》，1961年被西影厂改编为电影，那时还是演员的吴天明，在里面跑了个龙套。十二年后，他当了西影厂厂长。
1977年春天，黄悌与人合作，写了剧本《西安事变》，由西安话剧院排演，在全国巡演时造成了轰动，因为这是观众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演员扮演领袖，非常好奇。
在国庆30周年献礼作品评选时，西安话剧院《西安事变》获得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之后又由西影厂改编为电影，捧红了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
△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
有了这些重要的作品，1982年，黄悌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市作协成立后，又兼任作协主席。
也是这个时候，吴克敬开始步入文坛。他小学文化水平，做过木匠，后来去拖拉机站工作，因为会写点东西，被调入了县农机局。
1981年9月，他听说棉纺厂一名女工因为头发卷进机器，导致胳膊残废，她的男友正在西北农业大学就学，为了爱情，决定休学陪护，而学校受到感动，特批他们在校结婚。
就这个素材，吴克敬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婚礼》，投给《陕西青年》杂志，结果被发表了。他接着写了多个短篇，也都幸运刊发，有的还是《当代》这样的国家级刊物。
1987年，他被西北大学作家班录取，之后又考上研究生。等1991年毕业后，他去了《咸阳日报》当记者，后调入《西安日报》。但这时，他放弃了小说创作，只写些散文和随笔。
这个时期的陕西文坛，正处于巅峰态势，人到中年的作家进入创作最好的时候。
1987年1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杂志连载。1990年，西安市作协换届，他当选为主席。
1989年，莫伸的长篇《远山几道弯》出版。1992年，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出版。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即将完成......
1991年3月，路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当时陕西作家获得的最重要奖项。
△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得奖之后，路遥基本被确立为陕西作协的下届主席了，但在1992年11月17日，不幸因肝硬化去世。
同一月，陈忠实的重磅长篇《白鹿原》，开始在《当代》刊载。
1993年6月，作协陕西分会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陈忠实当选为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高建群等人为副主席。五年后，《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2007年9月，陕西作协换届，贾平凹接替陈忠实，担任主席。次年，他的《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三驾马车，在茅奖面前再次聚齐。
2019年，又一位陕西籍作家陈彦，凭借作品《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会预定下个陕西作协主席的位子吗？
也是2007年，中断小说创作近20年的吴克敬，离开《西安日报》，重新拿起了写故事的笔。这一次，就像1981年的第一次一样，同样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的《状元羊》发表之后，被《小说月刊》2007年第2期头条转载，被认为是当年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有评论说：“小说展现了人性的温情和人的尊严，完成了对底层人物心灵的抚摸。”
在那之后，吴克敬爆发出创作第二春，接连推出中短篇小说。贾平凹对他很欣赏，曾说：“别人50岁写不动了，他才开始写。想象力特别好，其写作技巧也特别好，让我敬佩。”
2010年4月15日，西安市作家协会换届，吴克敬当选为主席。贾平凹为名誉主席。
△ 吴克敬在西安作协讲话
同年10月，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他写作生涯的最高成就。西安市还为他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贾平凹出席。
但就在2015年，吴克敬被曝涉嫌抄袭和一稿多投，当时互联网传播没今天这么发达，讨论的声量不高。
如果说，那一次是车轱辘掉了，这次就是真的翻车了。
没有人的成功是偶然的。从一个给人打棺材的木匠，当一个地方的作协主席，这条路是用笔垦出来的，一笔一划皆为印迹。但成功之后，还能保持对苦难的初心吗？
回想起1949年7月6日下午七时二十分，第一次文代会正召开时，毛泽东突然空降现场，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 毛泽东出席第一次文代会
等会场安静下来，他用一口湖南腔讲话说：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
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
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作家的写作是表达内心，是描摹现实，是输出思想，最重要的，是对人的那份真诚。
失去了真诚，失去了对老百姓的感情，再高的位子，再好的作品，也会变得没有价值。
除了作协，还有更多在不同位子上的人，如果拿“人民”为镜子，照出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在这次西安疫情中，已有太多的丑陋面相。
当人民需要时，你们在哪里？
矫情的，不是面对苦难时的哭泣，而是在哭泣面前的傲慢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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