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愿被权臣当摆设，为何汉文帝能成功，昌邑王却失败？

图为汉文帝画像。（人民视觉/图）

汉昭帝死了，没有子嗣，昌邑王刘贺被迎到长安来当皇帝，只当了二十七天，就被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废了。

《汉书·霍光传》里，详细列了刘贺的许多罪名，大多数琐屑无聊，可大可小。所以历来学者往往相信，这实际上是一场权力斗争。霍光希望拿皇帝当摆设，而刘贺不甘心，霍光就容不得他了。班固没打算把这事写得太透，但刘贺的亲信被推上刑场时，喊的那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实际上已道破真相：相比霍光，自己想发动政变却动作慢了。

王朝中期，是政治斗争还有点底线的时代。刘贺毕竟是当过皇帝的人，就不杀了，甚至待遇也不能过分差，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从他的墓里，发现那么多值得期待的东西。但绝不能容忍他还拥有自己的班底，所以刘贺当昌邑王时的臣子，霍光杀了二百余人。

因此，没有成为刀下之鬼的人，就显得特别瞩目。“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这两人多次劝昌邑王学好，霍光就留了他们一命。

王吉和龚遂在《汉书》里都有传记，不过，相比史书中记述的其它事迹，这二位的职务，“中尉”和“郎中令”，更引人遐想。

汉长安城里有三支军队：

主管京畿治安，负责长安城内外以及各个官署守卫的部队，称为北军，由中尉指挥。

负责皇宫守卫的，称为南军，由卫尉指挥。

还有一支驻扎在皇宫之内的精锐部队，由郎官组成，郎中令指挥。——要类比今天职务的话，郎中令大概近似于俄罗斯辖有总统卫队（总统团）的联邦总统安全局局长。

当年秦二世的时候，李斯和赵高斗得很厉害，赵高能把丞相李斯吃得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郎中令，和皇帝关系更紧密。害死李斯后赵高自己做了丞相，而任命的新郎中令，显然是他最信任的人，后来赵高杀死秦二世，就是这位郎中令和赵高的女婿咸阳令阎乐一起动的手。

诸侯国官制和中央类似，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正是刘贺手下最重要的两个掌握着军权的人物。

当年汉文帝刘恒也是以诸侯王的身份回长安做皇帝的，对照看下，汉文帝回长安前，是怎么准备的。

面对来自朝廷里功臣们的邀请，身为代王的刘恒与“郎中令张武等议”，显然，这位是刘恒手下最重要也最被信任的人。

张武顾虑比较多，觉得功臣们“习兵事，多谋诈”，回长安后皇帝未必坐得稳，所以劝刘恒静观其变。

这时候，一个叫宋昌的人说话了，论证朝廷非常需要一个新皇帝，而刘恒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宋昌的职务，正是中尉。

于是，刘恒下决心去长安。他让宋昌做“骖乘”，和自己坐一辆车，而让张武等六人坐别的车跟随。刘恒到刘邦的高陵后就不再前进，先让宋昌进长安打探形势。

确认功臣们的诚意后，刘恒终于进城。一方面，刘恒显得极其谦虚，对自己要当皇帝这件事，反复推辞；另一方面，刘恒傍晚住进未央宫，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就是说，刘恒到长安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把代国的中尉，变成朝廷的中尉兼卫尉，把代国的郎中令，变成朝廷的郎中令。做到这一点，皇位才坐得安稳。

而昌邑王手下的王吉、龚遂，并没有实现这个身份转换。

恰恰相反，霍光大杀昌邑国群臣，唯独留着这两个重要人物不杀，恐怕不仅是因为他们经常劝刘贺不要胡作非为，而是他们早和霍光有过某种联系：你要废皇帝，我不给你制造麻烦，但事成之后，要留我们一命。

过去老先生常强调，读史要重视“职官”，就是因为一些简单的职务记录，能提供的信息，可能比某些繁琐的铺叙多。

另外，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所生，是上一轮皇位争夺战中强有力的人选之一，也正因此，他的死亡时间也显得格外敏感：汉武帝刚死汉昭帝刚即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刘髆，就突然去世了。

或许，昌邑国早就是朝廷的重点盯防对象，王吉、龚遂，也本来就是朝廷的人（王吉有在中央做郎官的经历）。汉昭帝死后挑皇帝人选时，群臣推别的诸侯王，霍光“内不自安”，独独愿意选择刘贺，可能也是考虑到刘贺即使想走汉文帝的路线，自己也可防可控。毕竟，当权臣的人，也是很善于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的。在这个意义上，昌邑王是失败了的“汉文帝”。

（作者系历史学者、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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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