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中都设有这种机构，例如汉代的红衣绣者，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唐代设置内卫、察事厅侦缉官民；宋代的皇城司，执掌宫禁以及刺探民情；而在明朝设置的“厂卫”则将特务制度推向了巅峰。
在史书中，明代锦衣卫常以反面角色出现，这些间谍似乎都武艺高强且无恶不作。当翻开锦衣卫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寒光出鞘的绣春刀和阴森恐怖的诏狱，然而这些并不是锦衣卫的全部。明朝皇帝中也并不是都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强势帝王，也有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这样的仁德之君，而仁德之君需要的则是恪尽职守、清正廉明的锦衣卫。
在仁宗和宣宗时期，两位贤君先后对特务机关进行了清理整顿，大量忠直淳厚的青年被招入进锦衣卫，基本上扭转了太祖、成祖时期所形成的高压的社会氛围，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明王朝的政治形象。然而，随着张太后和内阁贤臣等人的去世，英宗最宠信的太监王振渐渐执掌权柄，其亲信和党羽遍布朝野，此时的锦衣卫则变成了宦官乱政的帮凶。在锦衣卫指挥使善恶交织的时代，无论是刘勉、徐恭谨慎自守，还是马顺的作恶多端，都和看似不起眼锦衣卫校尉袁彬无关。正统十四年，在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北征瓦剌兵败，也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袁彬和英宗均成为俘虏。
在被俘虏的一年时光里，英宗遭遇了一生最痛苦的日子，袁彬始终在他身边陪伴左右，而袁彬也逐渐成为皇帝最依赖的人。公元1450年，瓦剌统帅也先将英宗和袁彬送还到大明。七年后，英宗再次继位，随即命袁彬担任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素来声名狼藉，而袁彬却是锦衣卫中难得一见的忠正之士。在担任指挥使的几年中，袁彬善待群臣，公理诏狱，一改锦衣卫贪污纳贿、迫害忠良的形象。弘治元年，袁彬逝世。
在明朝中期，锦衣卫指挥使除了朱骥（诗人于谦女婿）、牟斌二人，其余人都是贪暴成性，助纣为虐。到了嘉靖年间，锦衣卫突然改天坏地，不仅权势日益强大，力压东厂宦官，甚至还博取了一些民众的好评，这些都与时任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有着很大的关联。陆炳的母亲是嘉靖帝的乳母，他从小和嘉靖帝一块长大，曾在一场火灾中冒死救出嘉靖，因此深得圣宠。在执掌锦衣卫的二十年中，陆炳仗义疏财，时常周济困厄人士，有些因为直谏犯忌被打入监狱的大臣，陆炳都会尽力保全他们的性命。此外，他还营救过被严嵩党羽诬陷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并为朝廷铲除了祸国殃民的边将仇鸾。
嘉靖三十九年，陆炳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虽身为锦衣卫，但明史还是给了他正面的评价。而陆炳的属下沈炼也继承了他敢于直谏、为人刚直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多次与严嵩党羽正面硬刚。
嘉靖朝是锦衣卫的黄金时期，不仅风头盖过了东厂，还侦办了严嵩一党。不过从对国家的贡献来看，万历朝才是锦衣卫真正的辉煌时代。随着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和改革的中止，明朝的国势也开始迅速衰败。公元1592年，日本武将丰臣秀吉调集水陆大军20万突然发兵进犯朝鲜，意图在亚洲进行军事扩张。为了援救藩邦，也为了维护大明帝国的安宁，大明军队义无反顾的奔赴朝鲜，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华丽赞歌。
明朝深知倭寇侵略朝鲜，其真实意图是在于中国。万历帝派出锦衣卫前往朝鲜议和日本打探军情，已备发兵朝鲜做准备。锦衣卫的办事能力，远远出乎了万历帝的想象，很快就将日军的行军路线、作战配置等上报给朝廷。当东征都督李如松率四万大军进入朝鲜时，锦衣卫早就在当地编织起了巨大的情报网，也为大败倭寇立下了巨大贡献。
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锦衣卫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而这却是锦衣卫在明朝最后的荣光。随着万历帝驾崩，大明国势更是急转直下，锦衣卫也在党争和宦官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尤其是在魏忠贤的统领下，也让锦衣卫陷入了政治斗争与内部矛盾，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当崇祯皇帝拖着大明千疮百孔的躯体欲图振作之时，山海关外的满清政权虎视眈眈，皇太极、多尔衮和豪格等人正蓄势待发，随时准备进攻大明，锦衣卫也在明末的乱局当中走向了灭亡。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廷彻底废除了锦衣卫机构，从此，锦衣卫完全成为了历史。明朝统治者意图妄想通过锦衣卫对社会实行严酷的监控，从而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后世有人评价说：明朝并非灭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倒不如说是明朝亡于专制和封建的黑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