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志略论

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志略论

《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03期 马志强 李志春

摘要：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志，是研究武则天家族史的最新资料。志主武青、武言父子是武则天家族的成员，是在武氏遭受重创后来到“边郡”大同的，并在大同军城中筑有私第，把大同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87年春，大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振华南街建筑工地发掘唐墓二座，出土墓志二合。二志盖均为，盈顶，上均篆书“唐武府君墓志”6字。此二块墓志为父子墓志,父武青墓志高50cm,宽50cm,厚9cm,墓志首题“故河东节度散将守左金吾卫宁州三会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君墓志铭并序”38字，志文楷书。序文凡15行，满行25字，铭文4行，每行16字。子武言墓志高53cm,宽55cm,厚9cm,墓志题“唐故节度散将骑都尉试金吾卫大将军兼奉诚军押衙太原武府君墓志并序”31字，志文行楷。序文凡14行，满行23字，铭文4行，前二行每行28字，第3行30字，最后一行14字。此二合墓志从岀土至今很少有人论及。通过粗读，我以为其与武则天家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研究武则天家族史的最新文物资料。这里，我就墓志试加标点，并简单地做一点论述性的工作，好在将数据刊布出来后，专家学者可以藉此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我这里的一点论述，只能勉强算做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一

故河东节度散将守左金吾卫宁州三会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青，其先太原郡人也 高辛之令绪，姬氏之芳苗。周有圣母临期，握金镜而照天下；唐有飞将济世，轮宝刀以定山东。衣冠礼乐，奕叶重荣，至于今矣。祖讳令珂，任蔚州刺史，兼横野军使，风神爽朗，器宇温凝，旁分四岳，潜动云雷，独占二天，高悬日月；父讳崇彦，任岚州方山县令，屈展骥之资，就飞凫之任；君即先君之次子也，慕班超之高志，怀白起之深谋，远辞汾川，久游边郡，叨名军旅，频立功勋，特奉推扬，早登官位。又能远继先贤，善训爱子，忠以报国，孝以荣亲，致身花幕之间，还望青云之里，此乃父之贤也，子之明也；闻诗闻礼道之备矣。呜呼，谁谓夭与其才不与其寿！膏盲示疾，药饵无征，洎贞元九年十月廿七日，时年七十九,终于大同军私第。将以远归乡邑，占筮未宜，遂择其年十二月十五日权殡于大同军城西南五里平原，礼也。嗣子升朝、进朝、江朝、谏言等号天叩地，泣血绝浆，能备凶仪，深彰孝行，犹虑日月居诸，陵谷迁变，遂勒贞石，永记德音。铭曰：

伟夫武公，早岁从戎，收勋塞外，困敌云中。五郡传名，三军颂美，气结阴山，心清寒水。天何不惠，奄归冥寞，古木风悲，荒营月落。青互卜地，嗣子号天，孤魂何托，长归草国

唐故节度散将骑都尉试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奉诚军押衙太原武府君墓志并序

公讳言，字谏言，其先太原人也。洎乎得姓至于今之日，千有余年矣。官勋奕叶，代有奇才。府君浪迹游边，遂为边上从事。曾祖彻，祖清，父或以文或并前志志之，不可再而述也。公即府君之第四子也，初授节度散将、骑都尉，试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奉诚军押衙。妙年雄勇，志性刚强。非礼不言，进退有度，感激在怀，深心有托。三友以信行及，六亲以恩义和。邻里乡党皆慕其德风，则仁者之用心有异于常伦者也。呜呼，大运不留如箭。公选疾于云州任贤坊之私第，不逾时月，奄然而去，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渤海高氏，贞元廿年十月八日先公而亡，今乃与公合祖焉o即以大和元年十一月三日奄玄宫于先茎，州西五里之沙原，礼也。有子三人，长曰士则,次曰士政，小曰士颖，茹荼泣血，哀过于礼，高柴、曾子之俸也。事继亲承顺颜色，孝过于古人。兄弟议其年代深远，谷变陵迁，请而记之，遂为铭曰：

大哉武氏，世出其贤，唯公钟美，必绍其先。雄心好勇，从事于边，静难解纷，强敌无前。方之古人，孰可比肩，今夕何夕，不享其年。茫茫厚土，杳杳穷泉，嗟乎永别，叫不闻天。松作薪兮垄为土，后人知是何人墓，此数字兮不磨不灭，俾子孙兮知其处所，故不亏于泉路！

二

此二墓志志主均为武则天家族的成员。下面简单地加以分析。武青墓志曰：“其先太原郡人也。高辛之令绪，姬氏之芳苗。”《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载：“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又，梁恒唐先生曾考证武氏共有三大家族：一为山东任城武氏，出自子姓；一为战国时期宋武公之后；一为武则天家族，出自姬姓。E如果这一研究成果没有疏漏的话，武青这一支唯一的可能是属武则天家族。此与墓志中所云“高辛之令绪，姬氏之芳苗”相合。墓志中又云：“周有圣母临朝，握金镜而照天下。”此处周当指武周。因为在东西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未有武氏为母后的史料记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临朝”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武则天以“圣母”的身份临朝握金镜而照天下。史载：“（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卷6,《则天皇后本纪》）这更加印证了此处“周有圣母”只能指武则天氏了。至于不云武青父子为“文水人”而云“太原郡人”，是因为“文水”隶属于“太原郡”之故，这正同武氏被称为“并州望族”而不云“文水望族”同理。

武青父子因何迁居大同。我们在翻检武青父子墓志时，可以得知武青之祖父武令南任蔚州刺史，横野将军，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地方官吏；武青之父武崇彦则任岚州方山县令。唐时蔚州治所近现在的大同市灵丘县，方山县治所在今奇岚县左近，均与大同接邻。武青能够“远辞汾川，久游边郡”，来到大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父祖均生活在雁门关内外（即晋北）这一片土地上，并大有作为。他到这里，可以继承父、祖的功业，好好地大干一场。这是从墓志中可以直接推论出来的一个显象。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我以为是有的。现在，因为数据所限，我们不好推测武令南、武崇彦来今雁门关内外的真实缘由。但是，武青及其子武言的墓志中，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武青来大同的很有价值的线索。武言墓志中言及其父武青时说：“浪迹游边，遂为边上从事”。这说明武青来北部边境大同并非是十分愿意和非常积极的，而是相当勉强和被动的，是有客观的原因促使他不得不“远辞汾川”。从武青墓志中可知，武青逝于贞元九年（793年），享年79岁，上推可知其生于715年。这时武则天已病逝近十年，武氏家族已遭重创，而武青这一支作为武氏家族的一个旁支，所受打击虽然较小，但日子也不十分好过。可以想见，武青幼年时，由于父、祖在北方边境为官，他兄弟与母亲在太原生活也十分窘迫，故心存像父、祖那样在边陲建功立业的志向，所以墓志云''慕班超之高志，怀白起之深谋。”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其时武青年届40岁。叛军迅速进占了唐都长安，唐之北都太原当然也不能幸免于难，武青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才“浪迹游边”的。而此时，边郡云中（大同）也饱受“安史之乱”的摧残，这本是一件坏事，但恰恰为武青来此“叨名军旅，频立功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因此可以这么说，武青是在“安史之乱”的裹胁下来大同的。

当然，武青来大同，还不能说大同是武氏的迁徙地，这从武青墓志中可知。墓志云：武青“终于大同军私第，将以远归乡邑，占筮未宜，……权殡于大同军城西南五里平原”。墓志中说得明白，武青死后,

本来要把尸骨运回太原埋葬，但是经过阴阳先生占卜算卦，认为在当时不适合这样做，只好暂且埋葬于大同军城西南，即现在振华南街居民区，等以后有机会再迁回故乡。等到他儿子武言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将其父亲尸骨迁葬于太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把埋葬其父的地方，姑且做了自己的故乡，故其死后，也埋葬于此。这时，我们才能够准确地说，大同成为武氏家族的又一迁徙地。

武青一支的世系。这里，我们根据武青父子的墓志将他们这一支的世系列表如下：

从武令南始至武言之子武士则兄弟，墓志共列岀5代人，有名姓者11人（包括武言的前夫人渤海高氏,这也是二志中唯一涉及的婚姻情况），无名者1人，即武青之兄。据两唐书《职官志》可知，武令瑜任蔚州刺史兼横野军使，官位为正四品下；武崇彦为岚州方山县令，官位为从七品下。武青之上柱国虽为勋职，但官位是真正的正二品；武言之骑都尉，官位为从五品上。从官品来看，武令珂和武青官位较高,而武崇彦官位较低。

这里，我们再根据年龄进行一下推论。我们前面已知道，武青生于715年，为武崇彦之次子。若按照20年一代人计算，则武崇彦生于695年左右，而武令瑜当生于675年左右。査《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知武则天的孙辈有为“崇”字辈者，而我们从武崇彦的生年作为参照来看，此时武则天70岁左右，武崇彦恰好也正值孙子辈的年龄段。若此一推论成立，则武青为武则天的第二代孙，武言兄弟为第三代孙，武士则兄弟为第四代孙。若如此，武令珂、武青官位高，而武崇彦、武言官品低这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武令南成年时，正值武则天掌权之时，因是武氏族人，得门荫而获高官理所当然；到其子崇彦成人时，武则天已病亡退岀政治舞台，且武氏大受排挤，其为小小县令也在情理之中。待到武青之时，由于"安史之乱”，国家需要人才之际，朝廷对武氏不仅不再如先前那样仇视，反而加以重用，再加上武青胆识过人，文武双全，故而被加以“上柱国”之至高荣誉；其子武言之时，李唐王朝十分软弱,威风不再，武言也不可能再居高官，只能屈居低品，听天由命了。

翻阅新旧《唐书》可知，在唐代历史上有名武令珂者，其为安史叛乱之中坚，且仅见于这一时期，主要活动于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这一地域。史称其为“伪将豫州刺史（武）令瑜”。将有关武令珂的零星史料梳理一番，我以为还没有理由认为此武令南即为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所云之武令瑜,这需要今后进行更为严密的论证。

这里附带说一下，查新旧唐书《地理志》，方山县均不属岚州，而属石州（今山西离石），而在武青墓志中论及其父武崇彦时说其任岚州方山县令，这至少说明方山县曾经隶属过岚州，而《新唐书》和《旧唐书》均失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