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之所以能够畅行，一方面是张居正等力推，一方面则是因为之前的成功经验带动，统治阶层内部面对财政收入的萎缩，为了江山稳定也有意对土地兼并进行抑制。
（1）一条鞭法从嘉靖10年到万历初年，有着几十年的推广历程，功劳不是张居正一人的
一条鞭法施行最早可以追溯到1531年即嘉靖十年，先有江西南部即南赣都御史陶谐（先后两次）、后有御史傅汉臣提请施行一条鞭法。由此，江西开始在南部大范围施行一条鞭法。
1534年以后南直隶旌德县知县甘澧在浙江、广东等地施行。1541年山东部分地区开始一条鞭法实验，这一时期江西方面拔得头筹，成为改革的急先锋。
1561年御史庞尚鹏在广州府从化县开始施行，其后庞尚鹏调任巡案浙江御史，在南直隶松江府施行。1563年以后庞尚鹏在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绍兴府、金华府、衢州府、温州府施行。这一时期浙江成为急先锋，庞尚鹏成为地府首脑中的引领者。
1569年以后巡抚都御史海瑞，在南直隶（上海、江苏、安徽部分地区）应天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常州府等地施行一条鞭法。这一时期南直隶成为急先锋，海瑞成为地方首脑中的引领者。1570年以后，王宗沐在南直隶扬州府、凤阳府等地开始施行。
一条鞭法在嘉靖时期主要靠地方首脑推动，到了隆庆时期则主要靠高拱推动，如果没有高拱在中央的大力支持、海瑞和庞尚鹏在地方的成功经验，张居正想在万历初年获得南方各省的广泛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评价张居正的同时更不能忘掉他们的贡献。而现在庞尚鹏几乎被遗忘，海瑞则被当成了不识时务者，这对他们不公平。
高拱
在一条鞭法的施行过程中，张居正先后和高拱、庞尚鹏、海瑞发生冲突。张居正对于海瑞并不喜欢，认为他不谙世事对改革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隆庆帝、万历帝面前对海瑞颇有微词，使海瑞入阁的希望落空。
（2）张居正与海瑞地冲突
海瑞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是在对一条鞭法推行方法、路径产生分歧下的政论之争。海瑞并没有加入以张居正为主导的改革派集团，但无疑海瑞属于改革派，只不过他在改革路径、改革方法上与张居正有着严重分歧。张居正深知问题出在皇权上，因此，他紧靠太后勾连宦官冯保。海瑞则凭一己之力孤军奋战。
海瑞因为长期在官场受到压制、早年生活又长期处在贫困边缘，对于官员腐败问题有着深切认识，他以“祖制”为武器，对腐败官员、士绅豪族进行了无情打压。在某种程度上，海瑞是官场上的理想主义者。
张居正则是官场上的实用主义者，他深谙官场之道，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用人上，他不像海瑞那样严格要求下属，只要能给他做事，张居正就不拘小节大胆擢用了，到了后期张居正对那些阿谀奉承且无能力才干的人也开始任用。
如上问题就带来了张居正和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派官员的激烈冲突。
传统廉洁派大多受儒家思想和前代清官榜样的影响，自身为官清廉，对贪官切齿痛恨。如海瑞在自己两袖清风的同时，还希望借助百姓的力量铲除贪腐。他说：“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他号召南京市民“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胆来告”，“或拦街、或叫门，不禁”。对于贪官污吏他决不留情，就连嘉靖他也敢直面痛斥；他更不惜背负道德谴责，对自己的恩人徐阶铁面无私。
庞尚鹏
（3）海瑞的主张比较狠，但阻力更大
海瑞的一生可以说是反贪的一生，他认为：明朝风气坏就是从正德、嘉靖开始，士大夫们争先致富，结果士大夫越富裕百姓们越贫穷。为此，就应该讲究道德、讲究道义。面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的状况，他主张恢复井田制，实现国家控制的民均田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外大家都一样，就不会有贪腐之心。
对于反对井田制的大地主，海瑞的回答很痛快：先教育，不听者杀。很显然，海瑞的治贪方略没有得到统治阶层认可。但他却对井田制难以恢复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正确：真正为了百姓利益的国君太少了，即使有也怕那些富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而造反。海瑞的一些做法引起了知识分子（包括文官）的不满，他们决定反击。
1570年戴凤翔收受了徐阶的贿赂后，弹劾海瑞“庇护刁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并罢其官。针对戴凤翔的攻击，海瑞进行了反驳。尽管如此，作为“官场异类”，他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人，为此，海瑞怒骂同僚是“举朝之士皆妇人”。显而易见，这是骂大臣们经常背地里说他的坏话。“水至清则无鱼”的法则令他无法在官场中顺风顺水。
海瑞
海瑞没有加入张居正的改革团队，虽然很遗憾，但并没有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产生抵触。因为，实行一条鞭法是所有改革者的共同愿望，改革派内部存在派系也很正常。只不过，过去我们过分关注了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而忽视了以海瑞为代表的其他改革派。
同时，反对张居正的改革的人也说得并非没有道理，而且直接点出了问题所在，如果张居正不过于执拗于权力斗争。哪怕，斗争败了对手，但却在改革中注意改正他们指出来的问题。一条鞭法的历史价值可能更大。
不能不说，历史非黑即白、做事和做人的非黑即白很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