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心中，有很多的国军将领投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其实也有不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领投靠国军，他们是叛徒加入了国军。
今天介绍的这几位原先是八路军，一位是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另一位是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还有一位是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17团团长，他们分别是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他们一起拉出队伍投靠了国军，然而世事无常，最后又起义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对于这三人的结局，相信大家都想知道，不妨先猜下。
这件事要从耿蕴斋说起，耿蕴斋在抗战爆发前，是安徽萧县国民党的一个区长，在萧县被日军占领后，他独自一人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和日军打起游击战也屡有斩获。后来新四军看上了这支敢打敢拼的武装，派人商量，将耿蕴斋的武装编入了新四军，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三总队，队长当然就是耿蕴斋。
然而好景不长，在1940年8月，组织将耿蕴斋调到豫皖苏边区担任保安司令，领导边区武装抗日，这也没啥，最重要的是，他手下的两个团却被编入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特务团，就留下了400人给他，这样他非常的气愤，认为这是卸磨杀炉，一气之下跑回老家萧县、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处。
这个吴信容也是由萧县的地方民团武装改编而来的，因为前不久6旅旅长谭友林调往延安，他自认为能当上旅长，却不想被老红军饶子健后来居上，所以对组织非常不满，认为这就是封建时期的任人唯亲。耿蕴斋来到后，和吴信容一拍即合，天天在一起抱怨，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在一起商量。
对于他们二人的思想问题，第四纵队领导第一时间便得到了消息，决定派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走不通就要走第二步，也就是常说的B计划，由6旅17团团长刘子仁以请客为名，把两人武装扣留。
这个刘子仁原本是西北军军官，后来离职回乡担任永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1939年8月率部加入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副队长兼1团团长，1940年所部又被编入八路军，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17团团长。刘子仁在党的领导下表现非常出色，还早早的入了党，再加上他的团政委蔡永和其他干部多是老红军，所以组织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的17团。
接到任务的刘子仁感觉兔死狐悲，表面上表示坚决执行，暗中却密告耿蕴斋和吴信容，在12月10日，吴芝圃一行抵达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时，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2日上午12时来刘部驻地吃饭。刘子仁和耿蕴斋、吴信容三人经过讨论，达成了叛变的计划，在11日夜，将17团的团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40多名干部关押。
12日，因为吴芝圃的个人威望，耿蕴斋和吴信容不敢轻易杀他，而是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吴芝圃历经千辛才逃了出来。当天晚上，17团被刘子仁扣押的40多名干部进行突围，在夺枪激战中，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特派员温治平牺牲，只跑出12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政治处干事，叫徐春阳，后来的共和国中将。
事件发生后，组织提出“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策略，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虽然给刘子仁极大的创伤，始终没有把三人争取过来，或者擒获。这件事在豫皖苏边区形势迅速恶化，使八路军失去了巩固的后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耿蕴斋叛变后，被国民党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一开始手握大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被调任虚职，在解放战争胜利天平出现倾斜时，他又回到了解放军。建国后，在镇反运动中，他被羁押，之后被释放了，于1962年病逝。
吴信容投敌后，18团编为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第三支队，他担任支队长，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在1942年竟然得了一场大病，死了。他死后，部队由弟弟吴信元接管，在1944年率部起义编为新四军4师独立旅，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刘子仁叛变后命运比较九曲十八弯，刚开始被国民党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第一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后来逐渐不受重用，又投靠日军当了伪军师长。抗战胜利后，刘子仁所部被国军收编，担任新编54师师长，混来混去在1949年依旧是一名少将师长，率部在巴中起义。1951年3月，刘子仁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