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就是这么神奇：写在纸上，天南海北的人都认识，念出声来，就会南腔北调很多人听不懂。笔者从内蒙古东部区刚来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到和林格尔采访，必须要带一个翻译——当地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直到现在，买东西也不知道是该给人家四块钱还是十块钱，一定要比划出来才明白。
同属内蒙古，尚且会因为方言闹笑话，在七八十年前，不同地域的聚在一起，要是手边没有纸笔，交流起来更是十分困难。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1959年特赦之前发生在战犯管理所中因为听错方言闹出的笑话：徐远举差点挨揍，宪兵司令以为自己要变太监，大喊宁可割掉脑袋也不割掉尾巴——这尾巴就是一个梗，不同地域的人会念出不同音调。
1959年特赦之前，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那三米高墙围绕的一百亩建筑群里，住了一百多个互称“同学”的将军，那地方就是我们熟知的“战犯管理所”，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送到功德林的。
沈醉1956年入学，1960年毕业（第二批特赦），五年的学习生活，给他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这些记忆后来变成了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事实上《战犯改造所见闻》，记载的并不全是功德林里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沈醉在进入功德林之前，还在重庆战犯管理所逍遥了五年多：穿着跟管理员一样的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每顿至少一荤一素两个菜，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可以走出大门到附近遛弯，以至于附近的人以为这里是高级培训班——内部名称是第二监狱，挂的牌子是解放军官训练班。
眼看着一车又一车肉食蔬菜拉进去，一群又一群油光门面穿着无领章帽徽的中年胖子溜达出来，也闹不清“解放/军官”是是啥意思，很多人就纷纷申请加入，直到看见王陵基也在里面，大家才打消了念头。
“解放/军官”和“解放军/军官”是两个概念，解放战士和解放军战士当然也是不一样的。王陵基（第七绥靖区司令官，上将）、宋希濂（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黄埔一期，中将）、曽扩情（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中将）、钟彬（兵团司令，黄埔一期，中将）、刘进（汉中警备司令，黄埔一期，中将）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些上将中将少将，在当时都算解放军官。
这些解放军官来自五湖四海，方言口音也是五花八门：王陵基、曽扩情是四川坐地户，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沈醉是湖南湘潭人，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这些人凑到一起，说话要是不带翻译，那就要闹出鸡同鸭讲的笑话。
沈醉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很多因为方言误解而闹出的笑话，最大的一个笑话，是因为把“尾巴”听成了“某巴”，原四川宪兵司令以为自己要变太监，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连见多识广的沈醉也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最后误会解释清楚，管理员气得啼笑皆非，沈醉用三个字给这出笑话画上了句号：“我的天！”
沈醉没有说那位被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的“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宪兵司令的老头”是谁，笔者想来想去，也没想出来他到底是谁。
那个宪兵司令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因为当时被吓坏的不止他一个人，包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在内的将军级战犯们，有一多半都听岔了。
沈醉在回忆这场笑话的时候，详细描述了大家听到领导讲话之后的表情：“我记得这位首长讲话是下午三四点，讲完之后便是开晚饭，那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可是许多人端起碗吃不下，整夜唉声叹气睡不好。”
这些人吃不下睡不着，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瞎猜，有人说：“咱们这些人从前不是三妻四妾，就是在外面金屋藏娇，所以要惩戒一下，以免出去以后再胡作非为。”
还有人这样猜测：“司法部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我们来报复一下。”
更多的人表示不服气：“我们过去杀了那么多人，都不要我们偿命，可是经历的女人多了几个，就要割那话儿来惩罚，太过分了！”
有人公开表示抗议：“要割那东西，就请先割我的脑袋，我宁死也不当太监！”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比较不高兴：你绕来绕去，让人一头雾水，咋就不痛痛快快把前因后果写明白了，那位首长到底说了啥话，能让这帮将军级战犯以为自己要变太监？
这就要请读者诸君见谅的：沈醉的回忆录可以写的东西，笔者不能原文引用，如果写得太直白，您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以上都基本都是沈醉回忆录中的原话，笔者进行了必要的删改。
笔者很为难，所以只好绞尽脑汁找一些替代名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上级首长来给战犯们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割掉思想上的尾巴，与过去一刀两断，早日改造好了重新做人。
别的话战犯们不知听没听进去，但是“一刀两断割尾巴”大家都听见了，而且都理解错了，于是就都慌神儿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位首长有方言口音，把尾巴的‘尾’字读成‘以’，但是我们却错听成了‘鸡’——如果听惯了，声音再不对，也可以理解意思，但是大家都是惊弓之鸟，一听要大家下定决心忍痛割掉尾巴，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感觉到这种惩罚，是和太史公司马迁的早已一样，要受宫刑。”
最后重庆战犯管理所所长召集所有人开会，问责消息从何而来，那位当过宪兵司令的老头，还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汇报：“是上星期那位首长来训话时讲的！”
宪兵司令此言一出，所长和管理人员纷纷笑翻，缓了好大一口气，所长才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是割掉思想上的尾巴，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东西，不是让你们受宫刑！”
所长话音刚落，李弥兵团被俘少将高参崔崇征等人就站了起来：“报告所长，我们没有尾巴，不需要割！”
所长和管理人员再次笑翻，不得不用了两个小时，才把事情解释清楚，沈醉等人也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要除去反动残余思想这个尾巴，而不是真正用刀来割。只要经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掉这些坏思想，就算是割掉了这些尾巴了，我的天！”
割尾（以，级）巴闹出的笑话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沈醉的冤家朋友周养浩和徐远举又闹出了新的笑话。
当时管理人员找大家轮番谈话，谈完一个，就让他去通知下一个，轮到徐远举的时候出事了——他谈完话之后，站在门口高喊了一声：“周养浩，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负责谈话的干部拍着桌子怒喝：“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远举还没认识到问题严重性：“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
最后惊动了管理所所长，这件事才解释清楚：这又是方言口音惹的祸，沈醉徐远举习惯把做什么、谈什么都称为“搞”（好像闽南话也是这么说），而这个字，在别的地方，还有别的不太好的意思。
沈醉回忆说：要不是当时管理员们都很有涵养很守纪律，徐远举当场就得挨揍。
差点挨揍的徐远举茫然不知，这个资深特务对方言的了解还是太少了，紧接着他又因为不懂方言犯了第二个错误：人家在那钉钉子，他跑去献殷勤要把自己的锤子借给人家用，又差点挨揍——钉钉子的那位是四川女干部。
因为方言口音，重庆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和管理员之间闹出了很多误会，这些误会在沈醉笔下都成了笑话，这让生长在内蒙古的笔者也是一头雾水：尾巴读成以巴，这我能听懂，但又怎么会把尾听成鸡？借给别人锤子，又怎么会差点挨揍？这样因为方言口音闹出的笑话，读者诸君是否也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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