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沈醉
1960年12月，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公开出版，一上市便收获了好评。北京市王府井新华书店更是人满为患。
沈醉听闻小说《红岩》上市后，立即前往王府井新华书店，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来三本《红岩》，并将其中两本送到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徐远举、周养浩，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两人：
“小说里，严醉、徐鹏飞和沈养斋等几个人的原型就是我和你们二位，小说所描写的这三个人，虽然有些艺术加工，但其性格、面貌、职务、作风等方面还是基本符合的，我们三人作为反面人物形象，将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子上，这也是应该的，我们从中能够得到欣慰，一是不会忘记过去的罪恶，二是作为反面教员，能够让下一代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罗广斌、杨益言在撰写《红岩》时，除了依据自身的经历以及建国后十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外，两人还曾到北京采访过沈醉，书中有许多细节的描述，均是来自沈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沈醉也是小说的创作者之一。
尽管他在书中只是作为反派出现的。
沈醉获特赦以后，除了与一部分当年的老友有过会面之外，还与当年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关押过，最终侥幸逃生的老友有过会面。
尽管当年的是是非非都已经烟消云散，可时隔多年后，彼此仇恨的双方再度见面，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吗？
二十年前“老友”见面后却不认识
《红岩》公开出版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响应。
沈醉也因是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受到了各方的格外关注，《红岩》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时，还曾受到主创人员的邀请，给电影中的演员说“戏”。
“抡起大刀，凌空劈下，这不是杀人的动作，这是劈柴火。杀人又称抹脖子，就是手握利刃，反贴在手臂上，然后对准对方的咽喉轻轻一抹，血如泉涌时，对方早已气绝身亡了……”
图|小说《红岩》
一日，头戴鸭舌帽的沈醉正在片场与一众演员津津乐道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封邀请函，是北京市委统战部发来的，邀请他们这些获得特赦的人以及家属出席当晚在北京鸿宾楼举行的宴会。
当晚沈醉赶往鸿宾楼，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亲自站在门口迎客。
等到两人碰面相互握手以后，沈醉盯着廖沫沙看了半晌，觉得眼前这个人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怀着满腹狐疑，沈醉匆匆上了楼，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双方宾主之间其乐融融，沈醉这才忍不住好奇地问廖沫沙：
“部长，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廖沫沙哈哈一笑，对沈醉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见过。”
这样“草率”地回答，当然不能让沈醉满意。
沈醉好奇地追问：“什么时候？”
“二十年前。”
“在哪里？”
“重庆红岩村。”
说到这个地方，沈醉的思绪一下子全都打开了，说起来重庆红岩村这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是中共南方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随意对外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图|廖沫沙
尽管当时国共双方已经合作，红军也已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但以蒋介石的心思，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抱有敌意的。
廖沫沙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任主任，对此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的军统特务，对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监视是相当重的，军统特务曾为此专门绘制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其中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董必武都是受到严密监视的。
廖沫沙几次出行，都曾遭到特务尾随，那时的他尽管不知道是谁布置的这些特务，但是对特务的尾随是很不满的，1943年11月，廖沫沙借《史记》中孟尝君一节，专门写了一篇《咸阳游》的讽刺小说，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审核的特务以为是普通的历史文章，不假思索予以通过。
文章刊载后，有不少的进步人士纷纷拍手盛赞：“对国民党特务统治讽刺得真痛快。”
沈醉看着眼前的廖沫沙，回忆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抗战期间，部长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负责人吧?那时，你是军统重点监视人之一。”
廖沫沙笑着点点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时，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不管叫什么，我都知道，在你这位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黑名单之中，所以只要出门，身后必然跟着尾巴。”
话说到这个地步，沈醉忽然有些尴尬，他对廖沫沙说：“部长，我可没有监视过你啊。”
“你我见面自然不会是在大街上。”廖沫沙笑道：
“记得不?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时，你奉命来到红岩村，限定八路军办事处三天之内必须离开重庆，否则的话，一切后果由中共负责。”
“记得，记得。”沈醉脑海之中，记忆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他看着眼前的廖沫沙，当年那清晰的印象立刻浮现在眼前：
“我还记得你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可不是吗?短短几年重庆就解放了，而被赶出重庆、赶出大陆的，是我曾经效力过的国民党政权……”
廖沫沙打断沈醉的话：“好啦，那一页我们已经翻过去了，二十年后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说明彼此的缘分不浅。因为如此，我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交朋友，一对一地交朋友。市委统战部此次来了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分别就是你们四位先生的朋友。沈醉先生，我选的朋友就是你，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愿意，愿意。”
沈醉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握住廖沫沙的手表示：
“本以为冤家路窄，却不料化敌为友，真是感恩不尽，荣幸之至呀！”
廖沫沙和沈醉经过这一次见面后，关系还始终不错，两人后来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开会时，沈醉一见面，便热情地同廖沫沙打招呼，整个开会期间两人始终坐在一起。
有朋友对廖沫沙聊起在重庆时候的经历，并问他：“你与沈醉先生熟识吗？”
廖沫沙笑着回答道：
“情况是会变化的，后来，他已经是我朋友了吗。”
与君对面不相识
北京市委统战部招待会结束后不久，沈醉又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邀请。
中央统战部举办宴会的地方，是在全国政协礼堂里，因为大年将至，中央统战部邀请沈醉他们这些获得特赦的人员一起举办新春茶话会。当时部长李维汉致辞完毕后，大家开始自由地交流、攀谈。
一个陌生的身影突然坐在沈醉身边，并笑着对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可是我记得你。”
沈醉一下子有些惶恐，因为他对眼前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印象。
“请问首长尊姓大名？”
图|沈醉一家人合影
陌生人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对沈醉自我介绍，而是说起了当年一件往事：“我的姓名暂时保密，我只问你，你还记得当年你与吴景中一起请我吃饭的事儿吗？”
吴景中这个人，沈醉当然不陌生，后来还干过军统天津站站长，值得一提的是吴景中早年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是后来才投靠了军统。
1940年至1942年，吴景中在重庆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与沈醉熟识。值得一提的是吴景中还是2009年热播电视剧《潜伏》中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
吴景中在重庆停留的时间虽然长，但和沈醉之间的交集并不多，猛然间，沈醉想起了当年在重庆时的一件往事。
有一天，吴景中来找沈醉汇报了一个情况：“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中山大学的同学，现在是延安派来重庆工作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和那个同学联系一下，以便进一步接触。”
对吴景中的提议，沈醉有些感兴趣，于是问了一句：“你们关系怎么样？”
“情同手足。”
见吴景中如此肯定地回答，沈醉大喜过望，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戴笠，戴笠也很高兴，当即命人安排晚上的宴席，邀请这个吴景中的同学赴宴。
沈醉当晚亲自驾车，与吴景中一起去接这位“同学”赴宴，不料才见面，这位吴景中的“情同手足”的同学当场翻脸。
“你未经我同意就擅做主张，难道想绑架我不成吗?”
当时沈醉一身戎装，腰间还配着一把左轮手枪，似乎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架势，吴景中在旁边连忙劝道：“你若不去，我很难在戴局长那里复命。”
图|吴景中一家合影
尽管吴景中已经服软，但是眼前这位“老同学”一点也不留情面，他瞪了一眼沈醉，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你”便扬长而去。赴宴一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对于沈醉而言，这也只是他在重庆期间的一个小插曲，毕竟他后来又干了很多事情，对于这场未尽之事，沈醉脑海中印象并不是很深。
时隔30多年，当宴会上有人再度提起当年往事，沈醉思索再三，断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吴景中所说的老同学。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沈醉自然是不记得这个人是谁，况且两人只有一面之缘，不过沈醉依稀记得，吴景中当年称呼这位“老同学”的时候，叫了一声“徐某某”。
沈醉好奇地问了一句：“首长应该姓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吴景中应该称您叫徐先生。”
来人哈哈一笑，告诉沈醉：“没错，我是姓徐，我的名字叫徐冰。”
沈醉吃了一惊，他记得很清楚，眼前这个叫徐冰的人，在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于是沈醉连忙起身，拱手谢罪道：“过去多有得罪，还请徐部长大人大量，还希望多多包涵才是。”
“哪里的话。”徐冰哈哈一笑，拍了拍沈醉的肩膀说道：“要是在饭桌上说这样的话，那是要罚酒的。”
两人闲谈间，徐冰说明了来意，原来徐冰之前看到了沈醉写的有关军统的文章和书，觉得很感兴趣，才来找沈醉：
“我之所以要旧事重提，是因为我看了你的好些文章，觉得受益匪浅，所以想建议你今后再写诗，不妨把这种‘霸王请客’的事情也写进去。军统搞得什么名堂，戴笠安得什么歹心，后人一看就知道了……”
图|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
尽管徐冰十分大度并不计较，但事实上回到家里以后，却始终羞愧难眠。
与自己以往的经历相关，虽然是国家宽恕了自己过去的罪行，但不可避免地，总是要与过去的人与事打交道，每当提到一些往事时，对方虽然表示并不在意，但在沈醉的心头却始终不是一个滋味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沈醉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被动的。
沈醉自己萌发了想要离开北京的想法。
韩子栋写信给沈醉：“我对你的《我这三十年》很感兴趣”
1983年10月，沈醉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请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期间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的信。
信是韩子栋专程从贵州寄来的，除了必要的问候外，韩子栋还专门提出：“我对你写的《我这三十年》非常感兴趣，因贵州新华书店买不到，想请你寄送一本。”
沈醉收到信以后，整个人都蒙了。
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韩子栋可是一个颇具传奇的人物，他就是《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
韩子栋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奉令在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潜伏，几年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韩子栋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问之下，韩子栋始终不发一言，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韩子栋等人被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6年又转移到了白公馆。
图|沈醉著《我这三十年》
尽管身陷牢狱多年，但韩子栋始终没有忘记逃跑，按照狱中党组织的计划，要尽可能地争取集体越狱，实在不行再考虑单独越狱。
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韩子栋每天都要锻炼身体，先是在牢房里沿着“8字线”来回跑，后来又在防风时不断地跑圈，为了麻痹特务，韩子栋故意装作痴傻状态，整个人蓬头垢面，特务自以为他是被关了多年关疯了，于是放心大胆地用他做事，有时还吩咐他到瓷器口买东西。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又一次到磁器口买东西，趁着特务不注意，一路逃到了嘉陵江，坐了一条小船逃到解放区。
1948年1月，经党组织审查，被关押了14年的韩子栋重新恢复了党籍，当时中组部的负责同志问他有什么要求时，韩子栋只是回答了一句：
“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对韩子栋，沈醉当然是熟悉的，事实上就在解放后，沈醉还为韩子栋写过证明信，证明他在狱中没有叛变的经历，尽管当时两人就有所交集，但并没有打照面。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沈醉再度收到韩子栋的来信，见韩子栋的要求，沈醉连忙从家里书架上，将《我的三十年》取下来，放在一个大信封里，并亲笔写下一封回信，在信的末尾，沈醉写了这样一句话：
“敬请韩老指教，沈醉，83年10月19日于北京。”
图|沈醉与韩子栋在白公馆侧林荫小路上合影
为了寄送更快一些，沈醉特别将书送往邮局，用航空挂号寄出。
书和信送出去以后，沈醉日盼夜盼，渴望能够得到韩子栋的回信，一个星期以后，韩子栋果然给沈醉回了一封信，信中附有韩子栋的一张近照。
沈醉一见，不由得泪如雨下，经过了这十多年的大风大浪，韩子栋整个人瘦得骨瘦如柴，可见当年牢狱之灾对他身体的侵害。
即便如此，韩子栋在信中，却丝毫没有怪罪沈醉的意思。
“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要是你来贵州，我一定亲自到车站迎接，革命无先后，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看到“革命无先后”这句话，沈醉的心里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是何等的胸怀，一个受到敌人破坏，死里逃生的共产党员，又回过头对当年迫害他的人说出了这金灿灿的五个字，这岂止是对我个人的宽恕，更是党对过去敌人的政策深入人心。”
沈醉有几次机会，与韩子栋会面，结果都因为一些意外变故而被打乱了，可让沈醉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有上门去找，韩子栋却先上门来了。
1984年10月12日下午，韩子栋敲响了沈醉家的门。
图|韩子栋与《红岩》小说作者杨益言以及老战友合影
沈醉一开门，不由得愣了半晌，尽管他与韩子栋未曾谋面，但从早年寄来的照片，便依稀能辨认出来眼前这个人，一时之间沈醉手中的拐杖没拿稳落在地上，两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忍不住相拥而泣。
“您老怎么来北京看我了。”
韩子栋给沈醉介绍了随行的人员，才又说起来自己：“知道你病了不能去福建，我正想来北京，所以来看你。”
因为沈醉有冠心病，两人这次见面，也只是简单地聊了十几分钟，尽管沈醉再三挽留，但韩子栋还是起身告辞，将沈醉亲自送到了门口，还给韩子栋打开了车门，两人再次握手离别。
福建电视台筹拍《沈醉和华子良》纪录片时，曾邀请沈醉与韩子栋重游渣滓洞，韩子栋看着渣滓洞刑讯室的老虎凳，颇为感慨地说：“我曾在这里受过刑。”
随行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拿着一本漂亮的纪念册，请沈醉、韩子栋题词，韩子栋写了一句“渡尽劫波兄弟在”，沈醉续接了一句“相逢一笑泯恩仇”。
图|韩子栋
就在纪录片快拍完时，有老人不理解地问韩子栋：“韩同志，你怎么和沈醉成了朋友了。”
韩子栋告诉他：
“今天只纠正你一句话，我和沈醉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要加上一个字，是好朋友！”
许许多多当年曾和沈醉有怨的老人，却在新中国建立后，选择了遗忘，两个不是同一阵营的人，却成为至交好友，也让人不由得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