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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管理所,沈醉见杜聿明床上的石膏模,什么也没问,只默默握手

1948年6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10月,我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攻破锦州,11月2日,沈阳失守,杜聿明率残部由葫芦岛乘船撤逃。

11月6日,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连夜飞往徐州战场,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此时,华东野战军已把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铁桶似地围在了以青龙集、陈官庄、李石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

1949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逃跑途中在安徽省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箫吹明月查了一下现在资料,有个村庄叫

张鲁庄村

)被解放军战士俘虏。

两天前还是统兵数十万的将军,转眼之间就要成为阶下囚。绝望之下,杜聿明迅速拔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副官尹东升眼疾手快,一把将枪夺了过去交给解放军。

被俘后,杜聿明知道,作为“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第36名,共产党和人民不会放过他,仅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他就参加了两战,而且每次都是作为指挥官在战场上负隅顽抗,尤其是在被俘前,竟然使用了毒气,罪孽更是深重。

但是,令杜聿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被俘之日起,他就与其他被俘国民党官兵一样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

被俘时,杜聿明身患4种疾病,但他不对任何人提起。既然自杀不成,那就病死,来个慢性自杀。

客观来讲,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杜聿明追随蒋介石多年,反动思想根深蒂固,用他自己话说就是一块“顽石”,以死“明志”,在其看来“死得其所”。

但是,共产党、毛主席宽大为怀,希望通过管理改造,转变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国民党战犯的思想,使其站到人民一边,发挥其才智,为人民做贡献。

共产党、毛主席胸怀天下,为中华民族谋幸福!

战犯管理所,沈醉见杜聿明床上的石膏模,什么也没问,只默默握手

那么,如何改造像杜聿明这样的“顽石”?

箫吹明月注意到,有的资料总结了四种方法:学习、劳动、写思想汇报、参观。

这四种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依照箫吹明月对杜聿明改造过程来看,还有一种方法没有总结进去,那就是“关怀”,对生活、对身体的关怀。

人是感情动物,在前四种方法之上,再加上“关怀”,才能打动人心。

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在一次洗澡时,管理所的李科长看到杜聿明双腿红肿,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李科长命令他站起来,双腿靠拢,发现他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

在电影《特赦1959》中,发现杜聿明此病的情节,是对杜聿明的身体例行检查中,不过,箫吹明月倾向于本文所述的情节。

第二天,杜聿明被送进了复兴医院,诊断结果是骨结核。开始,管理所没有告诉他患了什么病,只是在他的床上放了个石膏模,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此后,管理员天天给他送来鲜牛奶,医生护士也常来给他看病,送药打针。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软的;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热的。

当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来到功德林时,杜聿明已在石膏模上躺了近3年。

3年,就是不用学习、参观,杜聿明从管理所对其生活照料、疾病治疗中,也能感觉到人间冷暖了。

但是,沈醉来得较晚.不了解功德林的情况,加上对共产党一直抱有敌意,

所以第一次见到杜聿明时,就以为那个石膏模是用来折磨杜聿明的刑具。第一次见面他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握了握杜聿明的手就离开了。

事后看来,这有些滑稽,但当时在沈醉看来,这是患难相见。

这件事情总挂在沈醉的心上,后来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沈醉具体怎么问杜聿明,箫吹明月不得而知,估计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问共产党这是给你用的什么刑具,你遭受了怎样的身心之罪云云。

杜聿明哈哈大笑,解释说这是为其治疗脊椎病,管理所特意定做的石膏模,用来纠正脊椎变形。

沈醉听了,一脸的迷惑不解。

在沈醉看来,对于头等战犯,共产党不整死就难解其恨,哪能给你治病?不给你“致病”就烧高香了。

此时,沈醉也是国民党“顽石”,他以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来推测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有这种“迷惑”,在其情理之中。

后来,沈醉同杜聿明一样被改造,被特赦,获得新生,为人民做工作,这是后话。

杜聿明还犯有严重肾病。开始他怀疑只是一般的肾炎,后来小便越来越困难,住院检查诊断为肾结核,需要动手术。知道情况后,杜聿明有些悲观,认为即使治好,将来也是个残废。经过管理所多次做工作,杜聿明的情绪终于安定下来,同意与脊椎结核一起治疗,做手术摘除了一个肾,恢复了健康。

杜聿明和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非常需要链霉素。可是,当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这种药。为了医治他们的病,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采购药品。后来,多年的痼疾都治好了。

这令杜聿明十分感激、感慨。

这样的“关怀”,“顽石”也动心。

战犯管理所,沈醉见杜聿明床上的石膏模,什么也没问,只默默握手

过去在国民党那边有钱有地位,病都没有治好。现在虽然是一个罪犯.人民政府却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了他多年来没有治好的各种疾病。于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党的教育关怀之下,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医好了我的身疾——结核病。真是再生之恩德!想到这里,我觉得蒋介石不仅是人民的公敌,也是害我的敌人,对他恨入骨髓,毛主席、共产党是救我的恩人,真是感恩不尽,感激涕零!由此,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伟大意义。

箫吹明月注意到,有关资料表明,杜聿明的身体从1947年开始就已经病得很严重了。1947年,恰逢杜聿明长女杜致礼前往美国留学,杜聿明想趁机与女儿一起到美国,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治病。不过,杜聿明的这个想法最终被蒋介石否定。为了防止杜聿明到美国,蒋介石甚至吊销了杜聿明的护照。

淮海战役爆发时,杜聿明的双腿几乎不能走路了,平时都是靠拐杖出行。即使这样,杜聿明依然被蒋介石逼着上了战场。

因此,杜聿明才说蒋介石“是害我的敌人,对他恨入骨髓”。

有一句话说,“神马(什么)都是浮云,只有身体是自己的”,这句话虽然有“利己主义”成分,但也有一定道理,毕竟板子打在谁身上谁知道疼,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难受。对杜聿明来说,有权有钱,蒋介石不让治病;作了战俘,共产党却给治病,谁是恩人,谁是敌人,泾渭分明。

还有一句话说,世界上两件事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后来有人给这句话加了下一句: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

现在,经过管理所的改造,杜聿明思想转变了,可以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做成了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

据说,后来杜聿明被特赦后,许多人不相信他被改造好,比如英国的蒙巴顿勋爵,他过去比较了解杜聿明,知道杜聿明是蒋介石的爱将,如今一下子就改造好了。蒙巴顿不相信,非要面见杜聿明,亲自看个明白。当见到杜聿明本人后,蒙巴顿不得不服了。

1956年年初,全国重要战犯都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为此管理所专门成立了图书室,杜聿明非常高兴,陆续借走了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及其它哲学书籍。

通过学习、讨论、教育,杜聿明这块“顽石”终于明白了许多他以前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的道理。

战犯管理所,沈醉见杜聿明床上的石膏模,什么也没问,只默默握手

思想上积极转变,行动上积极作为。

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杜聿明主动报名担当起了缝纫组组长。缝纫机出了故障,多是杜聿明出来修理。工作之余,他还把缝纫剪裁下来的边角废料制作成拖把。对于细碎的小布条,搓成绳子.用来捆扎葡萄和西红柿的架子。

“顽石”一旦被感化,转变更深刻。

1959年12月4日,这天,杜聿明因积极改造,思想转变到人民一边,被特赦释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

在代表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讲话时,他声泪俱下:

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我在有生之年,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杜聿明获特赦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政治待遇。

12月13日,杜聿明与其他几名首批获释的战犯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杜聿明满怀愧疚地对周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1963年10月,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从美国飞越千山万水回到了祖国。周恩来闻讯,十分欣慰,与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

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昔日与人民为敌成为战犯,今朝经教育改造重获新生,参政议政为人民做贡献,今昔两重天。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两国之间人员交往日渐增多。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于1971年和1972年先后两次偕夫人杜致礼回祖国探亲讲学,受到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来接见杨振宁夫妇,每次都邀杜聿明夫妇作陪。

1973年夏天,杨振宁博士偕夫人第三次回国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杨振宁博士转达了全家向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则对杨振宁说:代问你岳丈好。并与杨振宁合影留念。此后杨振宁与毛主席合影的大幅照片一直挂在杜聿明家的客厅里。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杜聿明铭记在心。

战犯管理所,沈醉见杜聿明床上的石膏模,什么也没问,只默默握手

周恩来

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第五届人大代表和第五届政协常委。

杜聿明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人民做贡献。他利用过去与台湾国民党当权人物的特殊关系,广泛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多方奔走呼号。

事实上,从1960年起,杜聿明就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做了不少工作。他几乎每年都写文章、录音广播,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劝告台湾师友走和平统一道路,争取做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而不做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

1983年5月7日下午7时27分,杜聿明因肾衰竭等宿疾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杜聿明至死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在遗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病危深思,最关怀者惟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而今,台湾当局某些人执迷不悟,成为新的“顽石”,这些人应该从杜聿明改造中获得反思,诚如杜聿明的劝告:争取做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而不做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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