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长恨歌》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作者讲安史之乱，这人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统治阶级的内斗，甚至直接把诸如张巡之类的殉道者，也看作为是殉“唐”者，对其吃人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认为其吃人守城行为也不过就是为了维护李唐的统治而已。无论是当时的唐朝朝廷，还是民间的百姓（纪念张巡的活动非常多）都对张巡尊重有加，当然，批判者也不是没有。实际上，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安史之乱的性质是什么？或者说安史之乱究竟是一场汉胡大搏斗，还是只是一场唐朝统治阶级的内斗？
其实先说后者“安史之乱是一场唐朝统治阶级的内斗”其实这一点我都觉得不值一驳，把安史之乱这样一场滔天巨祸说成是“唐朝统治阶级的内斗”要按这个思路，那...... 算了，你们自己去想吧，把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斩成两节，并且把上千年的历史直接粗暴地概括为封建统治者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压迫，而把一切的细节原因抛之脑后，和这种网友说话辩论也只是浪费口水而已，说穿了这种思维也不过就是毫无文化底蕴的现代人特有的傲慢而已。
而安史之乱是不是一场胡汉生死大搏斗呢？可以这么说，不全是，首先安氏叛军就有大量的汉族士兵，比如安史之乱后被任命为昭仪节度使的薛嵩，此人的祖父就是唐朝名将薛仁贵，此人出自于河东薛氏，算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北方汉族豪门，还有在潼关打的哥舒翰老头屁滚尿流的崔乾佑，此人也是汉族，后来出卖史朝义的田承嗣也是汉族。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三镇节度使，受其影响的部队达到15万人，其中，汉族士兵肯定占大多数。
唐王朝的拥趸却有非常多的胡人，比如斩杀刘龙仙的白孝德，郭子仪手下的名将仆固怀恩，甚至唐中前期令人头痛不已的吐蕃名将论钦陵后代都已经为唐朝效力，薛仁贵的后代反而追随安禄山。
但是能就此否认安史军事集团的异域色彩吗？当然不能，我们知道唐朝军队中的胡人是很多的，虽然安史军事集团在反叛之前名义上属于大唐这个汉族政权，其核心组成却是多民族的，我们以安史之乱后，安史叛军旧部河朔三镇为例。
所谓河朔三镇指的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三个节度使。范阳（又称幽州或卢龙，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一带）、成德（今天河北省的中部）、魏博（在今天的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成德镇初设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一直到九世纪初，数任成德节度使竟然没有一位是汉人，基本都来自于契丹和奚这两个民族。卢龙节度使和魏博节度使则以汉族居多，其中安史之乱后的第一任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为鲜卑族人。
安禄山的核心亲卫被称为“曳落河”这是突厥语，意为“健儿”“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
普通士兵以河北燕地汉人为多数，但是胡人比例依然很高。《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天宝十五年）十一月，反于范阳，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以诸蕃马步十五万，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由此可见追随安禄山的胡人也绝不在少数。而张巡守卫睢阳时“分别其众，妫、檀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陈留胁从兵，皆散令归业。”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安史乱军中胡人的比例。
而安禄山不仅是混血（突厥粟特）胡人，自身也颇具异域色彩，如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云“每（胡）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一股中亚味道扑面而来。史思明，孙孝哲之流就更不必说了。
而在安史之乱前，河朔地区的胡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结果，安禄山反叛后就“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即使是安史之乱之后，河朔地区仍然胡化倾向严重，唐文宗年间的大臣史孝章劝谏其父时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赀，非痛洗溉，竭节事上，恐吾踵不旋祸且至。”中晚唐时期，河朔居然被指为“若夷狄然”。
实际上，大多数古代王朝的边境地区都是农耕与游牧渔猎的杂处地区，而且局势动荡，中原王朝的边民不但很容易被胡人掳掠而去，而且更容易受到胡人风气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胡化，而河朔地区本来就散布着大量投降唐朝的胡人，再加上唐代天宝以后边镇的军事实力日益强大，胡人、汉人都被吸收进这些不断扩张的暴力军阀集团之中，实际上就是当地军民的胡化过程。最令人痛心的是，五代十国后，燕云十六州沦入辽国之手，又加上金元两代的统治，胡人之风益盛，直到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夺回幽燕之地。
现在我们可以给安史军事集团下一个定义：一个起于中国东北（注意是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并不完全和现代意义上的东三省重合）的一个混乱的，颇具异域风格多民族军事集团。而这样一个军事集团自然是野蛮的，而唐朝廷之恶，则在于其自身的虚弱，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百姓给回纥人劫掠，但总体来说，民心依旧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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