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申报》刊登了一条震惊国人的消息：关押在国防部战犯监狱内的日军战犯中野久勇，于14日深夜越狱潜逃，现场仅遗留一件日军呢子大衣。
一时间舆论哗然。国防部战犯监狱是一座高级别监狱，监狱长挂陆军少将军衔。但级别如此高的监狱竟然发生了越狱事件，而且越狱的还是对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战犯。这一事件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
已经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的老蒋闻讯后震怒，下令务必抓回逃犯。上海军警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出动了大批力量对中野久勇进行搜捕，然而此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了无踪影。
中野久勇是如何从高级别监狱中越狱的？他到底去了哪里，能躲开警方的搜捕？他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
抗战胜利后，上海地区逮捕的日军战犯原本都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当局为了便于管理和审查，便于1947年1月在上海江湾高境庙附近成立了上海战犯拘留所，并把提篮桥监狱内的186名日本战犯全部转押到该所。
8月，当局将上海战犯拘留所升格为国防部战犯监狱，并任命有留日背景的邹任之担任所长，授陆军少将军衔。由于隶属系统不同了，邹任之到任后将之前的职工全部遣散，重新组建了班子，还对监狱进行了一系列扩建改造。
按理说，这样高级别的监狱，又关押着国人最关注的日军战犯，理应得到当局的大力支持，有着极为森严的戒备。但因为职工全部更换，他们并无太多看守犯人经验，这为战犯越狱埋下了伏笔。
审判日军战犯
再有就是当时的时局。1947年是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的一年，战争已经引向国统区。而且国统区滥发货币，物价飞涨，经济已有崩溃迹象。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工作？此外，案发后邹任之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披露了该监狱一个更大的漏洞，我们下文再叙。
国防部战犯监狱里面关押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日军高级别的战犯，比如中将级别的师团长。另一种是军衔较低，但犯案累累，引起民愤的低级别军官。
中野久勇就属于第二类，他时年31岁，日本岐阜人，担任侵华日军崇民宪兵队特高科科长。特高科这三个字经常出现在抗战类的电视剧中，它其实是日军一个特务机关，主要负责情报收集、监视汉奸、破坏游击队等，对沦陷区的人民造成过极大的伤害。
中野久勇级别不高，但心狠手辣，有“崇明恶魔”之称。有史料称，中野久勇与日军崇明宪兵队长大庭早志参与过“崇明大屠杀”。
那是1940年7月，一支日军突然来到崇明竖河镇，将镇上200多人驱赶到一座寺庙内。前一天，日军遭到游击队的攻击，28人被击毙。他们此次前来正是想逼迫镇上居民说出游击队的下落。
这些普通民众经常与游击队接触，当然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但200多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日军。恼羞成怒的日军，对镇上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还烧毁镇上房屋。
那一天被称为崇明最黑暗的一天，后来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祭祀死难者。90多岁的幸存者黄彪，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是瑟瑟发抖。
1944年12月5日，崇明县第一区长黄乾亨正在强明乡一户人家中开区务会。由于汉奸通报，中野久勇知情后立即带着伪军上门抓捕。黄乾亨倒也是一条硬汉，不论日军使用电刑、灌水、棍打等酷刑，他都没有露游击队的信息。最终黄乾亨被中野久勇押到海边，绑上石头，推入海中。
中野久勇还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游击队士兵20多人，他毫无人性地将之称为“大汤馄饨”。并以此为乐，常常有计划地成批杀害抗日志士。
等待审判的日本战犯
在一次屠杀前，一位叫秦杜郎的人表示愿意配合日军，带他们去抓游击队员。中野久勇便下令松绑，将其押了回去。这天晚上，日军可能幻想着抓更多的游击队员，对秦杜郎放松了警惕。秦杜郎正好借机越狱。
抗战胜利后，正是秦杜郎和受害人家属举报，军事法庭才将中野久勇抓捕归案。秦杜郎还出庭指证过中野久勇，他提供的证词成为审判中野久勇极为关键的证据。
以上罪行只是国民政府方面的指控，还不包括中野久勇对红方人员的迫害，由此可见他犯下的罪行，纵有百条命也不够偿还。在中野久勇越狱前，法庭已经对其进行过几次审讯，但尚未宣判。
中野久勇自知死到临头，便萌生了越狱的想法。其实早在7月份，就有另外两名日军战犯成功越狱，只是一星期后他们就被抓捕归案，此事没有引起高层重视。
当年的监狱概念与现在不同，并非高墙、电网、铁窗，事实上战犯在监狱内还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不必穿囚服。有的穿着西服、有的穿着日军军装。这些都为中野久勇越狱提供了便利。
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中野久勇借口要上厕所出了监舍，但他并没有去厕所而是趁看守不注意，悄悄溜进一间没有锁的办公室。我们前文说过，当时的形势下，这些看守大多尸位素餐。加上那天天气又出奇地冷，看守的士兵正躲在避风口，视线刚好被挡住，所以他们没有发现中野久勇逃跑。
特务出身的中野久勇进了办公室后，找到一块木板，又从后窗翻出去。避开看了守人员的视线，将木板架到电网上，随后从木板上翻过电网。翻出监狱后，他将身上的日军呢子大衣丢弃，并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包里拿出一套西装换上，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那名放中野久勇去上厕所的看守，等了许久不见动静，跑到厕所一看发现人不见了，才知道出了大事。他一边通知同事，一边往上报告。地方警力和军队出动了大批人力进行搜捕，但一连两个月都未找到任何线索。
期间，舆论不断发酵。有记者采访邹任之，问他日本战犯为何能从级别如此高的国防部监狱逃走？邹任之或许是心直口快，或许是想推卸责任，一下说出了监狱的巨大漏洞。
原来这个座新成立的监狱，虽然级别高，但看守远不如提篮桥监狱森严。监狱占地数十亩，共有5个监舍，四周并没有高大的围墙，只用电网围挡。看守力量非常薄弱，监狱内只有10余名工作人员当班，监狱外围由军队看守。
上海提篮桥监狱
邹任之表示，自己曾报告国防部应该由监狱自己招募人员看守，但未得到批准。他又打报告要求批钱建设围墙，但4个月后才批下来。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原计划的预算资金到4个月后已经远远不够了，监狱只建了一部分围墙。
这个说法，无疑是将锅甩给了最高层，揭了老蒋的丑。老蒋对此非常愤怒，下令将邹任之革职，并押解到南京审查。当局甚至一度怀疑他为战犯越狱提供了便利。
话又说回来，这个中野久勇到底去了哪里？
中野久勇越狱后，逃了一晚于15日上午来到九江路。他把身上的西服到服装店里卖了，又买了一套中国长衫，化装成中国百姓。这样一换身上还略有结余，由于冻了一晚有些感冒，他饱餐一顿后，去药店买了几包粉状阿司匹林。
中野久勇意识到上海非久留之地，准备逃离，他于16日来到嘉定。也许是关了太久，对中国的形势不太了解，战时状态下，各地对往来人员盘查非常严格。中野久勇刚到嘉定城门下，就被警察盘问，要检查其身份证。
中野久勇自然是不会有身份证的，于是警察又对其进行了搜身。正好发现他身上有两包粉状物，怀疑是毒品，便以涉嫌贩毒将其带回警局。一名警察对其进行了审讯。
警察问：“叫什么名字？”中野久勇谎称自己叫“王寿章”。
警察：“从哪里来？”中野久勇回答说：“上海。”
警察：“哪里人？”中野久勇回答：“广东。”
中野久勇在中国多年，能说国语和上海话，虽然有些生硬，但那个年代说粤语的人讲国语也给人生硬的感觉。就这样，中野久勇的身份并未被识破，而是被暂时关进看守所内。
关了18天后，由于警局没有鉴定毒品的能力，便把他移送给淞沪警备司令部。中野久勇又被关了20多天后，那两包药物的鉴定结果才出炉，最终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其无罪释放。中野久勇虽然被关了一个多月，却躲过了警察搜捕最严的时间段，可谓“因祸得福”。
押运日本战犯
针对警局、军队、法庭居然都未能识破中野久勇的身份，后来有报纸毫不留情地批评说：
警察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都被中野久勇骗过了，那么中野久勇岂不是演了一出“过三关”的好戏？由此证明，我国的警察、司法机关办案，正是俗谚所云：“肉骨头敲鼓——昏冬冬”了。
中野久勇被释放后心想，风头已经过去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干脆留在上海，冒充广东人，靠在乍浦路桥推三轮车过桥维持生活。为了避免暴露，中野久勇不敢通过日侨管理处的渠道回国，也不敢向任何日本人求助。
推了十一天后，中野久勇赚了三百多万块钱（当时国民政府滥发货币，货币贬值严重）。除了每天吃喝开支外，还略有结余，于是便买了两件衣服，晚上住在三角地小菜场。
正当他洋洋得意，以为全凭自己体力能在上海立足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一天，一名客人坐了他的车，拿出一张5000元的纸币，要其找3000元。但物价飞涨，中野久勇只肯找2000元，于是两人大吵了起了。
中野久勇不断用生硬的上海话重复：“现在物价飞涨，3000元连个大饼都买不到。”这位乘客正是日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他越听越不对劲，尤其是那个“大”字的发音，非常像日本人的人的发音方式。乘客觉得此人很反常，很可能是漏网的日本人，于是向警察局举报。
1948年2月28日下午，警察赶到三角地小菜场，经过比对照片，发现此人与越狱的中野久勇非常相似，便将其逮捕。经过比对指纹，中野久勇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就这样，越狱2个多月的中野久勇，因为贪那一千元钱暴露了身份，再次落入法网。
很快军事法庭再次对中野久勇进行了审判，在问到他为何越狱时。他狡辩说：“此案与我完全无关，为避免无谓牺牲，所以才逃走。”但这样的狡辩在大量证人、证据面前是苍白无力的，最终法院判决：“中野久勇于作战期间，连续屠杀俘虏，处死刑。”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当年带照片的新闻
直到最后一刻，中野久勇仍然妄称：“希望以我的牺牲来增进中日亲善。”很难相信，一个无耻的侵略者和杀人恶魔居然恬不知耻地用这样的话语来掩饰自己的罪行。法庭庭长立即打断了他的发言说：“此次判处死刑，系惩戒汝等以前在华杀人放火不顾人道之罪行。至中日亲善与否，系今后邦交问题，无须汝等多言。”
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被执行枪决，两颗子弹才结束他罪恶的一生。中野久勇虽然短暂逃离监狱，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制裁。
写中野久勇的故事时，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侵华日军——山崎宏。他虽然也被迫成为日军的一员，但却做了与中野久勇完全不同的选择。
他来到中国，经历过几场战斗后，发现战争太过残酷，于是逃离了部队。由于受到中国人民帮助，他心怀感恩并在中国扎根。尤其是解放后，他常常免费给穷人看病，表示要以此赎罪。他还致力于发展、改善中日关系，为两国友好作出了贡献。
两名即将被处决的日本战犯
近些年，有人为侵华日军中下级官兵辩解，称他们只是被战争机器裹挟。言外之意——他们也是无辜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通过山崎宏和中野久勇的对比，也可以看出这种言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完全有选择余地。
中野久勇内心存在邪恶的一面，才会以杀人为乐，战争只是他展现出邪恶的助推剂罢了。这些人往往不是被战争裹挟，相反他们正是战争的助推剂。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鼓吹战争，在战争中发泄自己内心邪恶的人，最终也被战争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