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街边，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只要稍微打听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动辄都有数百年历史，这种老店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恐怕就是金刚组。这家专门建造寺庙的家族企业，初创于公元578年，中国当时还是南北朝。金刚组1500年来一直都是家族经营，香火没断过，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的事业可以代代相传，子孙的生活富裕而殷实，而中国则一直说“富不过三代”？
金刚组
面对“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我们往往把罪魁祸首锁定在不肖子孙身上，认为败家子掏空了家底儿。白手兴家的父辈，夙兴夜寐攒下一点家业，最终因为后代儿孙坐吃山空，不思进取，导致富不过三代。
20世纪初的金刚组
然而，我们扪心自问，每一个古代家族式企业，都是被败家子毁灭的吗？恐怕未必。富不过三代，除了将问题原因归结在个体因素外，忽视了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败家子再厉害，不可能一家人全都浑浑噩噩，毕竟家族财富是共同财产，任由一个人胡作非为的情况不现实。富不过三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它的出现恐怕有三方面的原因。
古代政权的本质
中国古代王朝，本质上是一个身份依附社会，子女依附父母，百姓依附官僚，官僚依附皇帝，总结起来就是：贫者依附富豪，弱者依附强者。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人对财富的看法独一无二，即财富安全必须依靠更高级的身份而存在。
中国古代最高级的身份就是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康熙和乾隆，二人践祚六十年左右，甚至不够三代人的时间，依附于乾隆的和珅，在乾隆去世后立刻失势。从四大名著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关于依附关系的端倪，比如《红楼梦》中，贾家的靠山是娘娘元春，她去世后，贾家失去了权力依靠，很快被抄家。另一个例子是《水浒传》中的“快活林”，施恩被蒋门神以武力夺走了产业，只能请来更加厉害的武松，帮他夺回产业，施恩的财富就是依附于武松的武力。
乾隆皇帝
因为古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不管财富依附的是权力、武力，最终都会随着靠山的倒塌而消失，这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一两个败家子所能左右的局面。所以，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家族经营的百年老店，即便有，至多也只是保留招牌，所有者一般都换人了。因为依附关系产生的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经不起时间考验，这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挥霍。
今朝有酒今朝醉
因为财富无法长久，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难免倾向于用最快的速度敛财，然后用最奢靡的方式炫耀和享乐。比如石崇烧蜡、王恺刷墙，他们虽然是斗富，但背后还隐藏着对于财富转瞬即逝的恐惧，所以用挥霍和浪费来实现对财富的“真正”占有。
由于积累财富的困难太大，持有财富的风险极高，失去财富轻而易举，财富往往还没有给人带来好处，甚至会先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对财富的价值判断两极分化，不仅渴望获得财富，又担心甚至怨恨财富带来危险。一旦获得财富，难免形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的心理，反正财富守不住，不如挥霍一空。不管多么殷实的家底，在一掷千金的挥霍下也会很快耗尽，所以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在情理之中。
缺乏个人产权的观念
中国古代之所以产生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产生“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即没有达成保护个人产权的全体共识。
工业革命
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以清教徒为首的美国早期，个人产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根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能因为外界动荡而被随意剥夺。这个思想成为共识之后，创造和累积财富的积极性就被激发了出来，西方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这是从古代一直到近代，中西方文化环境的一个显著区别：中国古代是身份依附社会，不尊重私有产权，从陈胜吴广开始一直到朱元璋，无不打着“均田”等重新分配财富的口号，这种不断洗牌的财富分配方式，不可能造就“富过三代”的家庭和家族。
安东尼（Antinori）家族
近代西方率先提出了保护个人产权的思想，这也是被保守主义奉为圭臬的信条，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都主张尊重个人财产，鼓励创造财富，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财富不但不会引来杀身之祸，还会带来优渥的生活。比如意大利的安东尼（Antinori）酒庄，安东尼家族延续了600多年，一直以红酒为业，数百年来他们兢兢业业，几十代人将祖先的手艺不断传承下去。安东尼家族的成员并非圣人，他们当中也有害群之马和败家子，但这个家庭能走过600年，更多的还是依靠适合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观念。
富不过三代的社会历史原因
著有《通俗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Sowell）曾表示：贫穷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祖先就曾经是一无所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得以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而已。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Sowell）
工业革命能够发端于西方，基础之一就是个人产权的确立，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缺少的一项特质，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甚至连“洋务运动”都无法成功。中国古人无法弄清楚“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就依照直觉将罪过推到不肖子孙身上，这种看法既无法解释“富不过三代”的普遍性，也无法解释中外之间的差异，所以站不住脚。
所谓“富国不三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特殊现象，有三个显著原因：第一、古代身份依附社会无法保护财富；第二、古代社会无法让财富稳定，所以促使人们挥霍；第三、古代缺少保护个人产权的共识。三个原因混合起来，使得大部分人对财富的观念不断扭曲，面对系统性的困境，只能在贫穷中不断徘徊，无法跳出历史的怪圈。所以，“富不过三代”与其说是人祸，不如说是环境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