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
自2021年9月26日德国大选日过去后，已经很久没有新文章。请读者们不要急于指责我犯懒。因为，欧拉夫·朔尔茨随着完整的内阁部长名单的出现终于从准总理升级成下一任总理。但直到那以前，能做的只有在一个类似于开盲盒的心情里被动等待。
2021年12月6日，新政府里的最后一个空缺职位——卫生部长花落早因主张铁腕抗疫而出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社民党人卡尔·劳特巴赫。第一份新政府正式部长名单随即出炉。此时距离德国大选已过去两月有余。在这两月有余中，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新闻。它们仿佛一面镜子被打碎之后无数个飞扬在空气里的碎片，各自从自身的角度反射了一点点真相后颓然掉落，仅留下一地难以打扫还容易割手的残渣。
2021年12月8日，德国柏林，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内阁成员在德国联邦议会宣誓就职，德国开启朔尔茨时代。
大选的喧闹在大选当日戛然而止。随即，一头扎进了一条幽黑的隧道。选战的最后，所有党下场，既做棋手，又做棋子，预告了一个无比复杂、相互制衡、排列组合和攻守之势都变化多端的组阁尝试过程。和公众急切而企盼的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悬念就此成为了悬念：不仅所有的党派对沟通过程讳莫如深，就连一向热闹的媒体也在大选后进入了异常保守的状态。小而琐碎的报道有之，对大形势的联系和评论则少之又少。定论后的官宣有之，过程中的细节则一应缺位。9月26日的大选给全德国社会留下一道谜题，人们只被通告了结果，不被知会解题过程。
无论媒体人如何打听，他们能获得的只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马库斯·朗茨是一档久负盛名的专业政论节目主持人。在“平常时期”，乃至于选战期间，这档节目都一直被各政党视为必须争取的对象，甚至是趋之若鹜以在上面打造自己形象的平台。在一期以组阁谈判为主题的节目上，嘉宾中有社民党选战经理人凯文·库纳特。朗茨在节目中提了不少直白的问题，从“来说说看吧，难道您就没有和党内负责组阁谈判的人通过电话吗，这怎么可能呢？”到甚至已经有点愠怒的“好吧，您就是打定主意什么都不说了”。而库纳特不惜激怒朗茨，也不愿给出任何具体回答。
来自官方的守口如瓶除了让媒体缺少写作素材外，对具有多年经验的媒体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信号。谁也不愿意在由当局有意造成的不明局势中，因为在大事大局上胡乱揣测或者误判形势而丢掉自己专业的名声。无人能确定，那些今日在报纸上被发出来的消息是烟幕弹还是真实进展的某一部分。毕竟，就在官宣劳特巴赫的前几天，媒体（其中不乏大媒体）上还充满了“劳特巴赫无望卫生部长”的印象，更有甚者写出了不止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分析劳特巴赫如何因社民党内的倾轧而错失良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深刻探讨和进一步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也顺便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也“安静”很久：因为在这两个多月间爆出的绝大多数消息在这样的背景下都不足以支撑一篇有综合深度又能言之有物且不哗众取宠的文章）。媒体的谨慎也带来了公共讨论乃至舆论监督的稀薄：没有料，如何聊呢？
和组阁谈判的含混不清一同到来的还有新冠疫情第四波。选后的德国，一面是晦涩而琐碎的组阁排列组合，一面是伴随着气温下降和变种传播出现的疫情反弹。2021年，德国度过了一个非常凉爽、几乎是寒冷的夏天。疫情的第四波潜伏在因大选而亢奋的德国社会里，在大选后露头，并很快用激增的感染人数报复了人们对它的忽视和麻木。
选后的德国由此变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那个汇集了各党顶尖谈判人手和政治家的政治小圈子，他们将要通过谈话决定德国的未来，但是他们关着门，没人知道他们谈什么、想怎么谈、拿什么谈。另一个世界则是交织着极度焦躁与麻木的广大德国社会。后一个世界是吵吵嚷嚷的，前一个世界里只有语不传外耳的低声呢喃。
电视里开始放着旧瓶装新酒的纪录片：内容还是德国最常出现的围绕着第三帝国前后历史的记述，讲述的角度则是一个未被处理好的危机怎样把德国乃至世界驱入深渊。一切都在暗暗地诉说着这个社会惶惑而又不敢或者无法宣之于口的心情。
9月26日大选，正式计票结果过了一两天才统计出来。选战里的紧张局势持续到了选后：社民党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堪堪胜出，联盟党创下史低记录，绿党低于15%，自民党与其票数也相差不大。
在更进一步探讨未来之前，应该先分析一下结果。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在野党的党派，也不应该忽略。正如我之前的总结预测，本次选举，所有国会内的党都既是棋手又是棋子，因此即使是在野党，也并非对组阁谈判乃至于新政府缺少影响——它们只不过是退居幕后罢了。
比如，左党在国会的位置可谓是一波三折：第二票刚刚开完的时候，左党获得的是4.8%，未到5%的门槛，眼看就要被挤出国会，被随后开出的第一票挽救（公认更重要的是第二票，因为第一票选的是具体选区的议员，而第二票则基本决定了国会席次的分配，通常人们所说的“大选结果”指的是第二票统计结果）。与未到门槛的第二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党候选人在三个选区大获全胜，故此保住了作为“直升议员”进入国会的39人。因此，对于左党在第二票获得的惨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这是他们代以埃斯肯为代表的社民党左翼受惩罚——选民们没忘记她在朔尔茨的票刚刚开始飞升两三周后就急着与左党的代表会面。左党所获的票数是选民们在对“红红绿”组合说不，而“红红绿带来全左派经济恐怖专政”又是联盟党自选战后期以来一直放出的风声。
根据德国的《基本法》，大选日后，默克尔领衔的联邦政府内阁仍然在职，一直到一个月后的10月26日新一届联邦议会首次召开全会为止。而即便到10月26日之后，只要新一届政府没有完成组阁、宣誓就职，默克尔就得继续担任看守总理。
而最终的事情走向也果然就是这样。默克尔领着看守内阁担任看守总理的时间长到不能再长。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4日，朔尔茨（左二）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三党达成组阁协议。左一为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左三、左四为绿党双主席贝尔伯克和哈贝克。
大选过后一周左右，一张自拍照在各大媒体流传：绿党的总理候选人巴尔博克及联合党魁哈贝克，连同自民党总理候选人林德纳和秘书长福尔克·维辛四人一起出现在一张自拍里。推特配文：“摇滚乐队归来，看起来不错哦！”两党领导人火速会面，配以社交媒体自带的亲民属性的官宣方式。鼎沸的舆论如同烙铁浸入冷水，嗤嗤几缕烟后归于安静。
对德国所面临的巨大悬念而言，过于安静了。而这份安静竟就此持续了下去。和接触性组阁谈判开始之迅速截然相反的是组阁事实上的艰难。
这是因为，两党领导人的联合自拍，与其说是彼此认同，不如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抚选民。选战结束前夕，形势已经明朗：胜者只可能在社民党和联盟党内产生，但不会有压倒性多数。因此，新政府的去向，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绿党和自民党加起来如何选择。然而，两党于理念上的“不对付”人所共知。好在，刚刚获得给四月间官宣候选人时的民意调查打了个对折的选举结果的绿党需要向选民证明自己还有能力、可堪一战，而多年沉寂、在上一届政府谈判中又因“牙买加联盟”谈崩而失去执政权的自民党则不愿让选民看到好不容易得来的执政机会又被自己弄砸了。所以，他们必须达成一致，起码必须努力达成一致。
虽然相关人等因为身处囚徒困境极少透露，但细心的观察者还是可以把组阁过程的艰难粗略分成两段：第一段以联盟党的去留为中心，第二段围绕着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在“只剩下彼此”后的争斗展开。
尽管联盟党大选失利，但联盟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出局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得票的第一未必就是总理。在1969、1976和1980年组建的政府里，总理分别是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后两个年份里，施密特连任了），他们在当年的大选中就票数本身而言不敌对手，但因为获得了其它党的支持，因此组阁成功，成为了伟大的总理。
很显然，时任联盟党党魁的阿明·拉舍特不愿放弃，无论是出于荣誉感还是出于对自身的考量。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写过，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大选，放弃了选区也就是第一票的提名，孤注一掷在第二票上。一旦大选失利，甚至有可能失去进入国会做一名普通国会议员的资格。而他大选不仅失利了，还失利得很惨。不仅如此，联盟党甚至连总理候选人拉舍特的家乡及他曾任州长的北威州都丢掉了：基民盟在此地得票率为26%，社民党为29.1%。无论对联盟党，还是对拉舍特，这都是奇耻大辱。种种件件，拉舍特唯有带领联盟党冲击组阁才有保住党魁乃至政治生涯的希望。一旦放弃，他就很可能因为在党内不再有“存在的意义”而必须面临政治上的退休。因此，选后第一阶段，无论是对党内的动员，还是对党外的喊话，拉舍特都一直试图鼓动起人们对于“牙买加联盟”（黑黄绿）的支持。
拉舍特的尝试很快被搅局。在创下23%的历史新低之后，联盟党的各路人马一时粉墨登场。虽然输掉了选举，但此时并不是没有组阁的希望，谁都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希望。可是“牙买加”的呼声终究越来越式微，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联盟党内没有那么多拉舍特的支持者，这很好理解。第二个原因是联盟党内很快出现了各立山头的情况：施潘恩、多布林特、梅尔茨、罗特根，纷纷提出了对党魁的诉求与渴望。在山头林立的背后不仅有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裂痕，更有人选和政治纲领的双重缺位。
于是，在10月间的某一个星期以内发生了两件事：“交通灯”组阁谈判开始了首次正式意向性接触，联盟党党魁拉舍特萌生退意、宣布要全面改选党的领导层。两件事情前后脚发生，相隔不过几天。
联盟党党内诸多山头虽然一时并起，但其中的任何一座山头都于短时间内不足以成为力压众人的大山。内斗很快消耗了联盟党人本就所剩无几的斗志。时任国防部长的安妮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和经济部长皮特·阿特迈尔于同一日宣布不再竞选下一任基民盟领导层，宣告了默克尔亲信的淡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人事的洗牌。无暇他顾的联盟党最终接受了走向在野党的结果。
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接触就在这样的背景演变下变得越来越“真情实意”。首先出牌的绿党放出风声：拟支持罗贝特·哈贝克为副总理。哈贝克和总理候选人安娜列娜·巴尔博克为绿党双党魁。不支持总理候选人、而支持哈贝克为副总理，既说明了绿党对这样的局面早有打算，又对另两个组阁谈判对象是试探。在没有获得反对后，绿党的胆子大了一些。
但是，绿党很清楚自己不能“要价太多”。否则，首先不是社民党，而是自民党会不支持。比如，绿党和自民党争夺财政部长之位很久。财政部长是准总理朔尔茨在默克尔政府里干出成绩的位置，也事关税务，兹事体大。自民党态度强硬，最终拿下了。
三党组阁谈判的艰难来源于彼此间的不断试探。谁都想叫价高一点，但谁都怕叫价太高让另外的人离席。纵览内阁人选，三方都为组阁做出了不小的妥协。
首先是社民党。“小内阁”中，只有内政部长是本党同志。财权在自民党现任党魁林德纳手里。绿党的哈贝克更是身兼数任，除了没有被拒绝的副总理以外，还把经济和环保合为一部。就连在选举里犯下重大错误、没有执政经验的巴尔博克也拿到了外交部长一职。反而把在疫情中最最吃力不讨好的卫生部长留给了自己。
但这并不意味着绿党就能高枕无忧。他们必须为了组阁的成功对自民党让步颇多。小内阁里的风光是他们对选民不得不兑现的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政府里，税务将在工业转型、安抚疫情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绿党自身得以立足的环保也取决于税务。但是税务恰恰属于和其政治立场相去甚远的自民党的管辖范畴。除此之外，绿党在“小内阁”以外，也再没有获得其他重要位置了。
从自民党的角度看，多年后重新参与执政固然是一次胜利。但自民党也是这一届内阁里唯一的右翼党派了。除此之外，由于选举结果在三党之中最弱，对应的国会议员名额也就相应最少。开始执政后的摩擦可想而知。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纠结，组阁谈判协议沿用了大选前各党竞选纲领的风格：长，却在必要的地方模糊处理。这份长达180页的组阁谈判协议或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一个呼应历史的标题：“敢于更多进步”——1969年，在同样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的带领下，社民党和自民党结成了联邦德国史上首个兼具社会和自由主义倾向的联盟，组阁协议题为“敢于更多民主”。
同样的兼具社会和自由主义，同样的“史上首次”，“敢于更多进步”的副标题是“自由、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之联盟”。似乎是为了安抚选民对于这几个从倾向上“吃不到一桌去”的党所结成的联盟的疑虑，副标题采用了明明白白让每个党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表达的方式：自由之于自民党，公正之于社民党，可持续发展之于绿党。
和它的两个对手相比，领衔本届政府的社民党可以说是行动最缓慢了。直到12月6日在维利·勃兰特大楼官宣劳特巴赫，朔尔茨对自己或党内的计划一直瞒得密不透风。但是，对于组阁谈判，一向“刺儿头”的左翼双党魁还是各自表示了认可。不过，两位党魁的表态却有微妙的不同。已然放弃连任党魁的瓦尔特-博尔扬斯相对直白：社民党意气风发，满血归来了，再次成为德国的领导力量，得启动联盟党阻止很久以至失灵的刹车机制，联盟党如今已是反对党，该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相较之下，对保留党魁一职有明确诉求、原本与朔尔茨有更多不合但对新政府部长职位志在必得的艾斯肯则在不说那么满的同时说了一些外交辞令式的套话：“我们用交通灯来书写历史。这样的进步可没那么容易做到，得有勇气。”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社民党已经就组阁谈判协议作出了投票。紧跟着，自民党和绿党也分别在接下来的两天以高票通过了组阁协议。不约而同的高票通过表达了三党对于漫长而煎熬的组阁谈判的心有戚戚以及对获得执政入场券的热烈希冀。新政府终于要上任了。
当地时间12月8日，朔尔茨在德国总统府接受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委任。
很显然，即将上任的总理朔尔茨志在长远。本届政府还没上任，他已经想到了下一届。他对社民党人说，与自民党和绿党的合作为的是“友好合作，也为了让我们再次被选上”。在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上，他也——正如组阁谈判协议所做的暗示那样——提起了1969年的维利·勃兰特，那是社民党人的第一任联邦总理：“像（维利·勃兰特）这样的突破，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对于那条幽暗的隧道和在其中发生的一切，事到如今，也只能说一句“俱往矣”。德国终于来到了这条隧道尽头，此后的征途可以公开了。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