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被称为“战争之神”。在进入热兵器时代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大炮是战场上的主角。谁的大炮最多、火力最猛，谁就有更大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军从红军时代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枪支弹药匮乏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重型武器，更别说大炮这种克敌制胜的利器。可是，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东北野战军打响辽沈战役时，竟然能够在一次战役里投入近1000门大炮，大炮数量之多、火力之猛，已经超过了国军。
那么，东北野战军千门大炮是怎么来的？这与炮兵司令朱瑞有关。
朱瑞是江苏省宿迁县人，生于190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军事学校，在沙俄时代就被称为培养炮兵军官的摇篮，苏联红军中许多炮兵军官都出自这里。
1929年7月，朱瑞以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双项第一的成绩，完成了克拉辛炮兵学校的学业。学校方面打算安排朱瑞进入苏联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可朱瑞归心似箭，要回国参加革命，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可是，那时候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极度缺乏大炮，远远不能成为一个兵种，深受“大炮主义”教育的朱瑞，没有用武之地，在众多的岗位上锻炼，始终跟“炮兵”不沾边。
1945年3月15日，人民军队的第一所炮兵专业学校——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正式开课。朱瑞主动申请去当炮兵教员。那时候，朱瑞是军委副总参谋长的人选，怎么可能安排他去当炮兵教员呢？于是，1945年8月，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主席与他合影并鼓励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当年9月，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毕业证上有朱瑞等人的签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军与国军在东北地区进行激烈的对战。在朱瑞的建议下，延安炮兵学校迁往东北，加快东北地区的炮兵建设，并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当时，由于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大炮，几乎都被苏军运走，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两手空空，只有苏军给的几十门破旧小口径日军火炮。朱瑞见到这种情况，当即给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下了一道命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务。”通俗地说，就是让大伙儿到各地去捡日军遗留的大炮。
朱瑞是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他仍然亲自来第一线，参加搜集大炮的工作。一次，当地百姓报告了一个消息，说日军撤退时，把几门大炮和许多炮弹推到镜泊湖里了。朱瑞听说后，带着战士们赶去镜泊湖。当时正是严冬季节，镜泊湖结上了1米多厚的冰层。朱瑞带领战士们抡起镐头破冰，将日军沉在镜泊湖里的3门野炮捞了出来。向来稳重的朱瑞高兴极了，对战士们说：“乖乖，这回我们发财了！”
经过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一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在这个基础上，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身）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以及独立炮兵营，一共约80个炮兵连队。
1946年7月、10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先后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炮字第二号命令》，成立了炮兵部队，以朱瑞为炮兵司令员。从此，东北地区有了统一的炮兵领导机关和指挥机关。朱瑞因此成为我军第一位炮兵司令员。
在朱瑞的统一指挥下，炮兵部队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火的洗练后，炮兵部队变得越来越成熟，开炮又快又准，成为步兵部队的“好帮手”，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好法宝”。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成立了炮兵纵队，朱瑞担任炮兵纵队司令员。这时候，东北野战军全军共有143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拥有山炮、野炮、重炮572门，步兵炮、迫击炮、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大炮。
不幸的是，辽沈战役打响后，朱瑞在攻取义县的战斗不幸触雷，壮烈牺牲，时年43岁。为了纪念朱瑞，1948年10月18日，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改为朱瑞炮兵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