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inted bird與nabarvené ptáče，文字語言與電影語言。本片是導演瓦茨拉夫·馬爾豪爾改編的上世紀最具争議之一的東歐二戰小說，描寫了一個被父母送到鄉村躲避戰火的孩子，因為膚色不同而遭到歧視和迫害的故事。劇情本身其實非常簡單，關鍵是怎樣的迫害以及藏在表面事物下東歐人民的本質心态。原著為耶日·科辛斯基所寫，按照其個人描述，這一切的想法都來自于童年在納粹大屠殺中幸存而有的多年逃亡經曆，作者移民美國後放棄原有母語，轉而用英語以求冷靜客觀的寫作。淺談原著本身其實是敢寫的、普通的、繁複的、平靜的解釋講述，但作者這種想法，确實合适用電影語言表達，上帝視角下失語的殘酷影像。捷克本籍導演也是想用他的母語來闡述描寫他母國的故事，于是影像化過程中，語言得到了回歸。
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遇見一群人到另一群人，用戰争邊緣化地帶人群的客觀反映來展現殘酷時代的日常。反複、相似的篇章結構也同樣用在了電影裡，隻是篇幅受限，導演将劇本精化，帶有相似特征的人物形象合并，調整故事發生的順序（比如被洞内鼠群咬死的複仇轉化到了加波斯身上），以适合電影戲劇沖突的節奏。“被塗污的鳥”其實是當時人們會使用的一種娛樂活動，将彩盒的顔料塗在逮住的鳥兒身上再把它們放歸種群，于是被視為有威脅的異類，沖擊撕扯直到将這隻鳥殺死。也是很容易看出的隐喻象征意，主角來自北方城市，膚色和語言與當地居民天然不同，被認為是吉普賽人般的惡魔而受到粗魯對待，與當時猶太人在大環境下受到的迫害有相似等同之處。有句話“既然吉普賽人和猶太人都是黑發黑眼，而且都注定遭受同樣悲慘的結局，那麼這兩種人又有什麼差別呢？”
主角的心理是從害怕——相信上帝于是瘋狂祈禱——與惡魔定下契約——受到蘇聯紅色精神的鼓舞——尋回父母的失望，一系列心理變化，上帝視角下沒有那麼多解釋，隻是有對現實反應的外化，接連的複仇/一些失語的神态表達。相比另一種用回憶錄方式主觀的叙事不同，直接展現在觀衆面前不加解釋的惡，更樸實無華，隻能由細節窺視主角内心。電影引出非受到戰争直接傷害的一批兒童的普世問題，當今看來依舊具有現實意義。
聽聞這片在威尼斯電影節放映的時候，因為情節過于離奇可怖，大批媒體觀衆離場。其實也不過就是作者很敢寫，導演很敢拍，極具戲劇沖突的點都得以保留。無論原著還是電影，恰恰在這樣的情境下，人物不是妖魔化的，是受到“惡”之後的真實展現。隻是很不幸我看的是歐盟影展的删減版本，最為放大的“惡之花”感受後來看小說和二刷的時候才體會到。
影像語言很難讓人不想到貝拉塔爾、塔可夫斯基之類的歐洲上世紀大師，可以說是一種模仿，此片作為新世紀黑白電影，故意擺脫了顔色的幹擾，反正世界都是醜惡而滿目瘡痍的，不如冷靜的用黑白語言。如此的影像化呈現效果見仁見智吧，導演的手法而已，他隻是用手法在叙事，本質還是紀錄性叙事，但這之于我而言是最适合的表達手法。
有原著腳本的電影總是需要去探讨側重點是“改編”還是“影像化”，酷愛文學的瓦茨拉夫·馬爾豪爾深受小說原著的影響，并極力争取版權和拍攝的可能。電影的改編的文本隻是做了輕微的迎合電影劇本的調整，是合适的，否則将更加冗長繁複，消耗觀衆耐心。“改編”更多的是展現在形式上，視角由全部的第一人稱叙事變為了全然的第三人稱視角，再配以少數的主角視角的窺視來發現細節，訴說内心。況且在整一個世界觀的構架上，由具體的捷克地點設定，變得架空，據我後來查詢資料，為數不多的對話語言中，隻有小男孩說的是捷克語，電影中其他角色說的都是虛構的斯拉夫語（由vojtěch merunka開發的一種人工語言），并且這兩種語言可以交流，捷克語作為電影的外語，與小男孩作為此世界的外人相呼應。電影用此種方法架空了小說中的具展現世定位，一種虛構的狀态，無法評判。導演其實對于“改編”上的想法都是合理的且沒有太多，主旨和引起關注都與原著相似，他隻是想把這個故事拍出來，原著會引起觀衆複原空間的現實題材作品，影像化是有必然意義的，也是合适的。
關于人物太多且全都平平而不具有大的塑造和爆發力這點我持保留意見，但認為既然想展示的是一種受到惡而展現出來的惡，必然是群體性的，是普世的，沒有必要以更長篇幅的塑造去給一個剝削者，況且主角與每一個人的接觸都尚淺，用表象的反應去描述也再合适不過，重點是群體的“惡”，而不是一個人“惡”的程度。電影反反複複的“惡”與難能可貴的“善”相對，最後“善”沒能與之抗衡。主角的心理反複變化到最後隻剩下冷漠，需要展現的不是爆發力性的惡行，而是受摧殘之後心已死的機械表達，根本上，所經曆的一切都是虛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