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關于好人、壞人》原文節選
我們中國的道德評價有個很壞的東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與壞人、善與惡。其實君子與小人，都處在中間地帶。兩端是什麼呢？是聖人，聖人的等級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惡人。大量的是中間地帶的普通人、尋常人。——易中天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書屋》雜志發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話是自相沖突的——聖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惡人即壞人中最壞的人，這應該是沒有什麼歧義的。認為有聖人和惡人存在，卻不承認有好人與壞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圓其說。
解正中進一步認為——好壞善良之分，是一種對人的評價，外國也是如此的，不唯中國文化僅有，因而可以說是普世的。如果說這樣的評價區分是“很壞”的，那麼就等于說全世界的文化在此點上都“很壞”了。
解文以上的兩個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學們，都是處于中間地帶的人，即普通人、尋常人。如果在我們看來，兩端的人其實無所謂好壞，聖人非好，惡人不壞，那我們大多數人，還配叫作人嗎？易先生所謂的君子和聖人，還值得為一個好壞善惡不分的人類社會而君子而聖人嗎？
如此說來，易中天先生豈不是說了段該遭到千夫所指的話了嗎？我覺得，也不是的。
如果我們不僅僅是從字面上，而是從本意上去了解易中天先生的話，那麼我認為他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了解的他的話的本意應該是——曆史中和現實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難以簡單地以好壞善惡來分類的。而在文學、戲劇、電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難以簡單地以好壞善惡來區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斷力混亂的情況之下，誤殺了呂伯奢的家人；還一不做二不休，連沽酒歸來的呂伯奢老漢也殺了。這是很罪過的行徑，但又不能簡單地便認定曹操是一個壞人、惡人，因為他的殺念，委實并非起于他内心裡一貫的“壞”。
同樣是這一個曹操，大軍進發，馬踏禾田時，他不是也體恤到了農民的辛苦，命将士繞路而行嗎？
《紅與黑》中的于連，好人乎？壞人乎？《九三年》中的朗德納克，法國大革命時期保王黨陣營的統帥，一個“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鎮壓起革命者及其家屬來，冷酷如殺人機器，但是，他卻又不顧個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為的是救三個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結果被公社的聯軍士兵們俘虜……
他是好人呢，還是壞人呢？
公社的聯軍司令官叫郭文，他認為他不能下令槍決一個剛剛救了三個流浪兒的命的人，盡管對方是公社的頭号死敵。他放走了朗德納克，結果自己被公社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他的做法是對呢，還是錯呢？
看，我們有時不但難以簡單地用好壞善惡來将人歸類，而且連他們的行為的對錯都難下結論了。
易中天先生的話，還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以下幾點：
窮的有可能變富，富的有可能變窮，普通的有可能變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變得普通；同樣，曾經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而犯了十惡不赦的罪行；曾經的壞人忽人性轉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
是以中國有一句話是“蓋棺定論”。而這一句話恰恰證明，在對人做道德評價這方面，中國文化中有很好的東西。故連陶淵明都歎：“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意思是，雖棺已蓋，卻還無定論。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幾無好年頭。在那一種情況之下，霸業的、家國的、階級的、政治集團的、個人追求與主張的，林林總總的外因往往推動、影響乃至迫使人做出這樣那樣非主觀意願的抉擇，因而若簡單地以好壞善惡來将人歸類，便很容易犯低級的錯誤。
比如從前，将人分為“紅五類”和“黑五類”，便是很壞的做法。而“黑五類”中，便有“壞分子”一類。“文化大革命”後絕大多數獲得平反，他們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麼壞人。
一個良好的時代，絕不是一個不分好人壞人的時代，而是一個對壞人的界定更嚴格的時代。比如在從前的中國，一個人若被判了刑，那麼從那一天始，便無疑是一個壞人了。現在我們還這樣認為自然就不對了。因為一個人被判了刑，隻證明他犯了法，他仍還有悔過自新的機會。
但惡人确乎還是存在的，比如解正中在文中所舉的那類人——土匪、海盜、毒枭、黑惡勢力頭子、流氓團夥打手、謀财害命者、殺人放火者等，即使他們也有悔過自新的可能，但在此之前，視其為壞人，絕不等于是中了中國文化中“很壞的東西”的毒……
但是比較一下中西文化，也确有這麼一種現象，即西方人一般很少直接用“壞”這個字來評價人。對于西方人，更經常的說法是：“那家夥是人渣。”“那人是僞君子。”“兇惡透頂。”“危險。”“一個需要提防的人。”“一個仇恨社會的人。”“一個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換一聽飲料來飲的人。”……
他們為什麼很少直接用“壞”這個字呢？表意思維的習慣差別而已。
壞”是不具體的，因而不明确。仿佛把話說到家了，聽來卻等于什麼也沒說。通常情況之下，西方人的表意習慣更求明确性，如此而已。故絕不可了解成，西方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好人壞人之分的社會。
那樣的一個國家，古往今來，在世界上是不曾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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