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关于好人、坏人》原文节选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在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易中天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圣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恶人即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认为有圣人和恶人存在，却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圆其说。
解正中进一步认为——好坏善良之分，是一种对人的评价，外国也是如此的，不唯中国文化仅有，因而可以说是普世的。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区分是“很坏”的，那么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文化在此点上都“很坏”了。
解文以上的两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学们，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即普通人、寻常人。如果在我们看来，两端的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圣人非好，恶人不坏，那我们大多数人，还配叫作人吗？易先生所谓的君子和圣人，还值得为一个好坏善恶不分的人类社会而君子而圣人吗？
如此说来，易中天先生岂不是说了段该遭到千夫所指的话了吗？我觉得，也不是的。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本意上去理解易中天先生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理解的他的话的本意应该是——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而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区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之下，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还一不做二不休，连沽酒归来的吕伯奢老汉也杀了。这是很罪过的行径，但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恶人，因为他的杀念，委实并非起于他内心里一贯的“坏”。
同样是这一个曹操，大军进发，马踏禾田时，他不是也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命将士绕路而行吗？
《红与黑》中的于连，好人乎？坏人乎？《九三年》中的朗德纳克，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阵营的统帅，一个“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镇压起革命者及其家属来，冷酷如杀人机器，但是，他却又不顾个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为的是救三个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结果被公社的联军士兵们俘虏……
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
公社的联军司令官叫郭文，他认为他不能下令枪决一个刚刚救了三个流浪儿的命的人，尽管对方是公社的头号死敌。他放走了朗德纳克，结果自己被公社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他的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
看，我们有时不但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而且连他们的行为的对错都难下结论了。
易中天先生的话，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点：
穷的有可能变富，富的有可能变穷，普通的有可能变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变得普通；同样，曾经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而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曾经的坏人忽人性转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盖棺定论”。而这一句话恰恰证明，在对人做道德评价这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故连陶渊明都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意思是，虽棺已盖，却还无定论。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无好年头。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霸业的、家国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个人追求与主张的，林林总总的外因往往推动、影响乃至迫使人做出这样那样非主观意愿的抉择，因而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便很容易犯低级的错误。
比如从前，将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便是很坏的做法。而“黑五类”中，便有“坏分子”一类。“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他们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坏人。
一个良好的时代，绝不是一个不分好人坏人的时代，而是一个对坏人的界定更严格的时代。比如在从前的中国，一个人若被判了刑，那么从那一天始，便无疑是一个坏人了。现在我们还这样认为自然就不对了。因为一个人被判了刑，只证明他犯了法，他仍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恶人确乎还是存在的，比如解正中在文中所举的那类人——土匪、海盗、毒枭、黑恶势力头子、流氓团伙打手、谋财害命者、杀人放火者等，即使他们也有悔过自新的可能，但在此之前，视其为坏人，绝不等于是中了中国文化中“很坏的东西”的毒……
但是比较一下中西文化，也确有这么一种现象，即西方人一般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来评价人。对于西方人，更经常的说法是：“那家伙是人渣。”“那人是伪君子。”“凶恶透顶。”“危险。”“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一个仇恨社会的人。”“一个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换一听饮料来饮的人。”……
他们为什么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呢？表意思维的习惯区别而已。
坏”是不具体的，因而不明确。仿佛把话说到家了，听来却等于什么也没说。通常情况之下，西方人的表意习惯更求明确性，如此而已。故绝不可理解成，西方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社会。
那样的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世界上是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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