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史前社會的時空，我們跟随黃帝後商的支脈——周人，走入青銅時代，去感受禮儀之邦的風采。周人幾經遷徒，在商代晚期逐漸興起于關中西部的周原，最終定鼎于沣河兩岸，建立起強大的王朝，對華夏文明的發展方向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周人的先祖棄自幼就好種五谷瓜蔬，成年後善于農耕稼穑，帝堯舉其為農師，帝舜時被封于邰地，以後稷為号，因姬水為姓。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周”字即寫作邊界齊整的“田”，稷為五谷之首，常被視為農業的象征。“周人”與“後稷”的稱呼顯示出這個部族對農業的重視與擅長。
後稷死後，周人曾因夏後氏忽視農業，失去農師官職而一度流竄于戎狄之間，但從未舍棄本族的稼穑傳統。在不到三代人的時間裡，公劉率族人遷至豳地（今陝西彬州市、旬邑、長武境内），周人開墾農田、修整武備，逐漸強大了起來。到了第十三位先公古公亶父之時，已經發展成為商王朝西部邊疆不可忽視的力量。
古公亶父之孫姬昌即位後，北伐猃狁、西攘諸夷，繼續鞏固周人的實力，引起了商王的警覺，曾一度被囚禁在殷都附近的羑裡（yǒulǐ）。商人的蠻橫與霸道激發了文王翦商的決心，他重視生産、廣羅人才、擴充軍備，攻滅了親商的崇國，并先後讨伐了邢（今河南沁陽北）、 密（今甘肅靈台）、黎（即“耆”，今山西省長治縣境）等國，征伐了蜀、巢、楚等地，為滅商事業奠定了基礎。前11世紀周文王作邑于沣水西岸，命名新都為“豐京”，号稱“西伯”。周武王即位後，繼續文王的遺志，在沣水東岸營建了鎬京，準備東進滅商。
沣河
周人對自己的都城有一個新的稱呼“京”，豐、鎬兩京自建立之後一直是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殺為止，共曆經11代12王，大約275年的時間，史稱西周(前1046-前771)。豐、鎬兩地近在咫尺，有舟楫橋梁之便，共同承擔着首都的職責，是以總連稱在一起。目前豐鎬尚未發現城牆遺迹，應是依憑周邊的河流與城壕共同構成了城市的安全屏障。無獨有偶，位于安陽的殷都也是洹河穿城而過，四周不設城牆，豐、鎬的營建理念應或多或少受到了大邑商的影響。《淮南子·泰族訓》上說“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可能它正是華夏民族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胸懷九州、包容天下的真實展現。
西周豐鎬遺址平面示意圖
考古發掘表明，豐京、鎬京的總面積約15平方千米。2014年的勘探和發掘，為重新認識與研究豐京遺址聚落布局的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考古工作者在豐京中部發現了橫貫遺址的古河道，其東北約100米處還有一個當時開鑿的人工水面——曹寨水面，這是我國最早使用園林水景美化首都的執行個體。從豐京遺址中先周文化遺存分布的情況來看，如果河道建于西周以前，周文王所建的豐京很可能就在郿邬嶺以南、河道以北、靈沼河以東和沣河以西這一四面環水的區域。随着武王建都鎬京和人口增加等原因，河道逐漸被廢棄，豐京遺址的範圍也逐漸擴大。豐京東北部的客省莊、馬王村一帶高地，目前已發現十餘處西周大型建築基址及附屬的陶制排水設施，這可能是西周王室、貴族的宮殿、宗廟區。在沣西發現的車馬坑則是我國現存最完好的同類遺存之一，隻有高等級貴族才能享用，對研究當時的禮制、戰争、冶金技術等意義非凡。
西周車馬坑遺存保護展示 西周車馬坑遺存保護展示
鎬京位于沣河東岸，西周銅器銘文稱作“宗周”。西北界臨沣水，東界古潏水，南近洨河，也是一處相對密閉的區域。因漢代在建上林苑、昆明池時對其故址造成破壞，導緻鎬京總體布局不太清晰。根據近年的考古資料，漢昆明池以北的鬥門鎮、花園村、上泉村、普渡村、落水村、白家莊等地西周遺迹非常豐富，總面積約5平方千米，可能是鎬京的重要區域。
兩京的宮殿、廟堂及其他重要建築都應是夯土地基、屋頂覆瓦、講求對稱的院落式建築。人們常言秦磚漢瓦，其實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我國西北地區就已經開始使用陶瓦。目前最早的瓦出土于延安蘆山峁遺址，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的宮殿也可見陶瓦的使用痕迹。夏商之時，陶瓦主要用于都城的宮殿建築。西周時期，陶瓦是高等級建築的構件，伴随着周文化在全國的擴張，瓦的使用也由豐鎬、周原一帶的關中地區散布到華北、江漢以及三峽地區，比如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北京琉璃河遺址、曲阜魯國故城遺址、襄樊鄧城遺址、巫山雙堰塘遺址。早期的陶瓦形制多樣，一般為泥條盤築而成，外壁裝飾籃紋、繩紋等簡單紋樣，主要用于鋪蓋屋脊，也兼具排水、圍護等用途。
與商人的沖突和較量大大加速了周人的文明程序，武王攻伐商周之前，周人自己制作的青銅器，其精緻程度已經與商人的青銅器難分伯仲。周人的翦商政策也不斷取得成功，商人在關中的實力已經蕩然無存。此時，商王殺比幹、囚箕子，内部沖突激化，商人長期以來的軍事高壓政策也使得背叛商朝的方國越來越多，周武王揮師東進、定鼎天下的時機日漸成熟。
青銅一般指銅、錫、鉛合金，我國夏、商、周三代大量使用青銅鑄造器物，并賦予其“禮”的社會功用，它的生産與使用得到了國家的傾力支援和強力保障，最能展現國力和文明程度。商人喜好飲酒，青銅酒器種類繁多，常見的器物有觚（gū）、爵、斝（jiǎ）、角、觥（gōng）、尊、瓿（bù）、罍（léi）、盉（hé）、卣（yǒu）等。在所有的青銅禮器組合中，以觚、爵為代表的酒器出現頻率最高，它們不僅用于祭祀天地、飲酒作樂，也是社會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饕餮紋觚 商代晚期 西安市長安區豐鎬遺址出土 高29.7厘米，口徑17厘米
商代晚期的青銅觚一半為喇叭形侈口，細頸而小腹，圈足外撇，亦呈喇叭狀。“觚”的稱呼源自宋代文人的命名，其實并沒有什麼可靠的根據，加之一直以來未見器物自名，是以觚的名稱便沿用了下來。
2010年一件名為同的此形器物出現在大家眼前，我們才知道3000年以前它的真正名字為“同”。字起初沒有下部的“口”，是筒、桶一類器物的象形。
今“同”
此外，這件器物的銘文記載了西周成王賜醴酒給内史毫，用以祼（guàn）祭，内史毫不敢怠慢，制作了這件用作祼祭的器物以盛之。日本學者林巳奈夫曾經懷疑過殷商後期銅觚的用途，認為觚口極度外張而腹腔卻較小，不适合直接飲酒。該器的銘文無疑明确地回答了相關的疑問。近些年随着其他新資料的出土，更是從細節上揭開了觚的用途之謎。原來在青銅觚的腹部還沒有木質的小筒，筒上有漏鬥狀的塞子，用以盛放（玉）瓒。祼祭時澆灌鬯（chàng）酒于瓒之上，因瓒往往高出觚口，是以大侈其口以免鬯酒外灑。祼祭是象征性的，灌酒不必多，故觚之腔體不用太大。裸祭結束後，鬯酒可以倒出賜給親屬以獲得祖先保佑。豐鎬遺址出土的饕餮觚正是用于祼祭的青銅禮器，可能為周人翦商時所獲。該器制作精良，紋飾細緻規整，疏密得當，莊嚴而不失活潑，能夠反映出商人的富足與強大。
周王在豐鎬兩京号令諸侯、獎懲公卿，具體的史實雖鮮見于古籍，但不少青銅器銘文所載的事件顯然就發生在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