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影響與印象之十一——肖洛霍夫的寫作特色
作為一部多達140萬字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能夠得到眼下所過之世界級文學作品何止百千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青睐，自有其文學藝術創作上的獨到之處。上一篇介紹了肖洛霍夫對小說主人公的傳神刻畫，這一篇繼續介紹他如何通過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映襯人物的心理和行為。
一、主題思想
1、哥薩克人的苦難曆程
《靜靜的頓河》借助小說的描述，從“人性”的角度來審視革命和戰争，詛咒戰争、懷疑革命、質疑蘇維埃政權，哥薩克人不得不在革命和戰争的磨盤下忍受擠壓和經受考驗。由于革命引起戰争，哥薩克壯丁都上前線打仗去了，大部分戰死疆場，故鄉剩下的隻有孤兒寡母和老人，原本美麗富饒安甯的頓河平原荒蕪了，殷實富裕、快樂自由的生活消失了，和睦幸福的家庭解體了，到處呈現出一片荒草萋萋的衰落景象。肖洛霍夫在全書之首引用的哥薩克古歌，就是對頓河地區和哥薩克因革命和戰争而引起的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
我們光榮的土地不是用犁來翻耕......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翻耕，
光榮的土地上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
靜靜的頓河到處裝點着年輕的寡婦，
我們的父親，靜靜的頓河上到處是孤兒，
靜靜的頓河的滾滾的波濤是爹娘的眼淚。
噢噫，靜靜的頓河，我們的父親！
噢噫，靜靜的頓河，你的流水為什麼這樣渾？
啊呀，我靜靜的頓河的流水怎麼能不渾！
寒泉從我靜靜的頓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銀白色的魚兒把我靜靜的頓河攪渾。[6]
——哥薩克古民歌
《靜靜的頓河》全書引用了許多哥薩克民歌民謠，用了很多筆墨描寫頓河四季不斷變幻的大自然風光，這些民歌民謠和自然風光是作者刻畫人物心理、反映人物情思的藝術手段，也是對曆史、社會和人民命運的深切同情、由衷感慨。
戰争使原本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哥薩克分成兩大陣營，原來的親朋好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互相之間無情厮殺、六親不認：科謝沃伊雖娶了格裡高利的妹妹為妻，卻對2個妻舅趕盡殺絕，槍殺了哥哥彼得羅，加罪弟弟格裡高利，彼得羅的妻子達麗娅槍殺了親家公伊凡……這些人原本是青梅竹馬的朋友，長大後又成為姻親。但戰争使他們喪失了人性和親情，變成了互害的殺人兇手，正如科謝沃伊所說：“咱們大家都是殺人兇手”。一句話道出了國内戰争的最大悲劇及其破壞性，揭示和譴責了戰争以及發動戰争的人，發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痛徹心扉的拷問。
2、刻畫人物心理
肖洛霍夫對人物心理沖突的描寫既細緻入微又入木三分。比如：地主的兒子葉甫蓋尼在格裡高利參戰後，和阿克西妮亞同居，雖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但又想到曾經在戰場上冒着生命危險，要是子彈再稍稍偏右一點就打穿了自己的腦袋，是以痛感人生苦短、何不及時行樂。這反映出戰争讓人感到生命的短暫、脆弱和虛幻，以及對社會道德觀念的嚴重影響。主人公格裡高利的一生都在迷惘和痛苦中搖擺不定。他英勇作戰、無所畏懼，但當第一次親手砍死一個奧地利士兵時，又感到内疚，“腳步又亂又沉，就像肩上扛着一種不能勝任的重負似的，憎惡和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靈魂”，他對其兄彼得羅說：“我心裡痛苦死了，現在就像一個半死不活的人，良心使我非常的難過。”無法解脫的痛苦使他“人都變得消瘦了”。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鬥争中，他憎恨地主資本家的統治，但又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格格不入。尋找正确道路和思考曆史方向中的迷惘和苦悶、悔恨和彷徨，以及失去親人後的痛徹肺腑的悲傷，互相交織在一起，展現出充滿悲劇的個人與時代的巨大痛苦 [9]
3、和平、人性、土地、勞動
《靜靜的頓河》通過戰争與革命、家族與社會、愛情及兩性、生态與農作，這四條主線建構了哥薩克人社會的基本架構和發展衍變，反映了十月革命時期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在曆史大變局中的艱難穿行，描寫了葛裡高利們在曆史潮流中追尋美好生活的曲折曆程。熱愛土地、歌頌勞動、召喚人性、呼喚和平，是作者通過作品中表達的思想。戰争使大地荒蕪、家庭離散，社會衰敗，不僅摧毀人的肉體，也腐蝕人的心靈，使人變成“野獸”。[1]
肖洛霍夫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頓河哥薩克的忠誠兒子，他的信仰是一進制論，但天性卻是多元論，他以無畏的精神和文學的巧妙站在一進制、多元的結合點上，尋求真理的“最大公約數”，尋找相容哥薩克社會與社會主義模式的契合。對哥薩克精神性的堅守，對哥薩克理想社會模式的追尋，就是葛裡高利的宿命，是他“永遠無法靠岸”的原因。葛裡高利的探索貫穿于二次戰争與革命的洪流，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期而遇難以預料，又都順理成章、無可避免。如果說戰争是前輩哥薩克建功立業的手段，那麼在葛裡高利這一代則是走向深淵的路徑和結束苦難的手段。 [7]
二、文學描寫特色
1、生命與萬物之靈性
肖洛霍夫筆下的頓河，有波浪翻滾、魚兒成群的寬闊河流，也有兩岸的綠蔭成行、閑靜的田園風光、農家院落、熱鬧非凡的農家節日，一望無際的草原和草場上歡歌笑語的勞動；還有哥薩克小鎮、教堂廣場、将軍的莊園别墅和山林獵場。典型的客觀環境是典型人物的存在與活動的空間範圍，成功的客觀環境描寫，能表現時代風貌，展示風土人情，渲染空間氛圍，賦予人物生命的靈性，揭示人物的心理特性。作家筆下的一切場景描寫：天文地理、人文曆史、風土人情、戰争與和平……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活有個性，深深感染了讀者、激發其閱讀興趣和審美情趣。作家的筆觸具有以下特性：
（1）細膩性。描寫各種景物之諸多特征後，更于細微之處濃墨重彩，細緻描繪、探幽燭微，使用慢鏡頭、近景、推拉等電影手法，把細緻微末放大成為特寫。如：對麥列霍夫家的描寫：長滿春草的院子，到處閃着銀色的朝露。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達麗亞隻穿着一件襯衣就跑去擠牛奶，她的兩條白皙的光腿上濺滿了像新鮮乳汁似的露水珠。院子裡的草地上留下一串煙色的腳印。朝露是銀色的，光腿上的露水珠像鮮乳汁，腳印像一串煙色……如此豐富的想象、傳神的色彩，細緻入微的描述，就像在人們面前展開了一幅鄉村小院、少女朝露的生動油畫。
（2）立體感。描寫景物栩栩如生。如：月光在波浪滾滾的頓河上斜鋪着一條誰也不能走的路。河面上晨霧彌漫，天上卻是一片繁星。馬在後面小心移動着腳步。往水邊去的斜坡很不好走。對岸有鴨子的叫聲。岸畔的泥水灘裡，一條捕食小魚的鲶魚在翻騰。格裡高利在水邊站了半天，心裡是一片甜蜜的空虛，無憂無慮，心曠神怡。河岸散發着淡淡的潮濕腐爛的氣息。從馬的嘴唇上不斷地落下滴滴水珠。他往前走着，向日出地方望去，那裡黎明前的昏暗已經消逝。寥寥幾筆即成功地描繪出有聲音，有動感，有氣味，有色彩的頓河水邊之晨。這種精雕細琢有生命的彩色，有撲鼻的清香，有夜晚柔和的聲音，有大自然富有節奏的律動，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
（3）多元性。多層次、全方位的細緻而豐富的描寫猶如多媒體。如：描寫大雷雨襲擊村莊的景象，有村民急關窗戶的聲音，“匆忙趕回家去”的老太太，“大風旋起灰色塵埃，像巨柱在校場上轉移”，天上有鹞鷹和烏鴉；也有“掀起層層波濤，拍打着河岸”的頓河巨浪，綠林上空的閃電，“好像在等待着什麼似的沉默着”的草原……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感覺到多元多元的立體美。
（4）高度概括。往往用不多的文字、不長的篇幅，就清晰明确地描繪出四季的風光和晝夜美景。如：流域夏秋季節的頓河草原：夜間，蒼穹橫亘，月朗星輝，銀河與星座閃爍，“夜風又苦又幹，苦艾味濃”，“枯草遍地，到處是一片無休止的、銀白色的鹌鹑的搏鬥聲和響亮的蝈蝈兒的叫聲。”一到白天，“則是一片暑熱、氣悶、白霧彌漫”，天藍鹞旋太陽烈。“一望無際的羽茅草像浪花起伏翻騰，就連古堡也在目所能及的天邊神話般地、隐若地閃着藍光，就像在夢中一樣。”
（5）視角轉換。為了描寫更生動，常常采用書中人物與作家視覺互相轉換的方法。如：當年輕的布爾什維克本丘克從前線回到家鄉新切爾卡斯克城時，作家引導讀者遠眺俯瞰小城上空，一片烏雲“正對着閃閃發光的教堂圓頂”，城中将軍府的窗戶上“卻閃出刺目的光芒”，街道上“一排徒步的哥薩克”士兵和“馬車的颠簸聲劃破了清晨透明的寂靜”。然後作家将觀察視角交給從火車下來的本丘克，看到“月台有一名憲兵”和兩個“來回踱步”的“發笑的年輕姑娘”，随後走向城裡、走到“城郊的街上”，見到自己家“久未修繕過的小房子”，再走進屋裡，看清屋内的一切。通過作家和書中人物的視角，從上到下，由遠及近，由外向内的轉換，給讀者呈現出寬大廣闊、雄渾厚重的全方位景象。[8]
2、文字的蒙太奇手法
作家對襯托描寫的寫作手法進行了大膽創新，運用異時異域的剪輯組合，通過精心剪輯群組合景物，引發對比、聯想，深化主題和人物形象，達到了為人物出場渲染環境氣氛、烘托形象或心境的效果。是以特别強調關聯性和選擇性，近似于電影蒙太奇手法。襯托描寫比客觀寫實更需要技巧和創造想象力，作家對此駕輕就熟、得心應手。。
小說中最為經典的是不同時空剪輯組合的襯托描寫。
（1）第四部第16章描寫鞑靼村外瓜地中午暴風雨到來前後的天氣景象，襯托出娜塔莉亞内心的痛苦絕望，以及從翻江倒海到逐漸平靜的心理過程。
（2）婀克西妮亞得知格裡高利即将娶親，心情無比沮喪。作家描寫了令人心碎的麥田慘景：地裡麥子已抽穗，麥粒灌滿漿，突然“闖來一群牲口，在麥地裡亂踩一陣，可憐那沉甸甸的麥穗全被踩爛在田壟上”。以比喻被毀棄的“成熟愛情”。多年以後，當她又一次在頓河邊上遇到戰場歸來的格裡高利，沉睡在心靈深處多年的感情突然重新喚醒，她舊情複燃、渴望鴛夢重溫。作家用頓河陡岸的雪堆、陽光、狂風、波浪……描述她“積累多年的情感也像這陽光下的雪堆一樣，一觸即發不可收拾”。
（3）當戰争最終奪走婀克西妮亞的生命，作家描寫了野火荒原的景象：“春天，當積雪已經融化，在雪下躺了一冬的衰草曬幹了的時候，草原上燒起春天的野火。春風追逐着野火，貪婪地吞噬着幹枯的苜蓿，越過驢薊的高莖，從褐色的艾蒿掠過，沿着低地燒去。野火燒過以後，草原上長久地散發着被野火燒焦幹裂的土地那刺鼻的焦臭。四周的嫩草青青，欣欣向榮，蔚藍的天空上，一群群雲雀在飛舞，春天歸來的雁群在肥美的草地上覓食，準備過夏的小鸨在築巢。野火燒過的焦黑僵死的土地閃耀着不詳的黑光。鳥兒也不在上面搭窩，野獸都躲得遠遠的、從一旁繞過去。隻有疾風匆匆掠過焦土，卷起灰色的餘燼和刺鼻烏黑的煙塵帶往遠方。”選擇異時異域的景色組合，襯托出格裡高利覺得眼前 “漆黑一片”，失去了全部生活價值的心境。[8]
3、融情于景
作家得心應手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把作家自己的感受借書中人物的思緒、言行表達出來。通過描寫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把人物置于大自然的背景中，借助自然景緻的色彩變化描繪人物内心感情的跌宕起伏，使人與大自然構成一個互為依存、互相參照的統一體。描寫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卻浸透着作家濃郁的主觀意象。讀者通過觀景或書中人物的悲喜心境和愛恨情仇以抒發自己的感情，猶如一幅自我代入的情感彩照。
如：格裡高利的忠實情侶、高傲的阿克西妮亞，有花一樣美麗的容貌和火一樣熾熱的情感。她對格裡高利的愛情也如火一樣熾熱，在格裡高利心中已成為整個世界和全部生活。當她死去的時候，格裡高利看見頭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輪黑色的太陽，表現了他痛苦絕望的心态，展現了藝術上至情至美的悲劇極境。
又如：格裡高利在布瓊尼的騎兵軍裡本想通過英勇作戰贖罪，但由于曆史問題得不到信任，隻好從複員回家。當他坐着牛車走過秋天的草原，心中沒一絲一毫的歡快，眼裡的草原是一片死一樣的沉靜，好像是被施了妖法，四周聽不見任何聲音，也沒有鳥兒飛翔，使人傷感的寂靜籠罩着萬物，“這條道路蜿蜒曲折地下到山谷裡去，又伸到高崗的頂上來，好像沒有盡頭，極目一望——四周到處是這樣沉默的、大片的草原”。眼中的草原景物反映了他此刻的心情。
小說的第八卷第十八章：“在雪已經融化和冬天裡被壓倒的草開始幹枯的早春時候，草原上就開始發生春天的野火，被風追逐着的火焰像流水似的，拼命吞掉幹枯的牧草，越過驢薊的高莖，順着褐色的艾蒿頭項滑過，向下卷去，野火熄滅以後，草原上長時期散發着被野火燒焦幹裂的土地那刺鼻的焦臭味，把灰色的灰燼和刺鼻子的黑塵屑吹向遠方。”通過這一大段自然景緻的描寫，表達出作者對經曆了戰争和革命以後的頓河哥薩克人以及主人公格裡高利的悲劇性生活和結局的主觀感情。“雪已經融化”，“愉快地發出青色”的“嫩草”和在“蔚藍色天空中上下飛舞”的“雲雀”，表現出哥薩克新生活的開始；而被“壓倒的幹枯的牧草”，“野火燒過”的“焦黑的死土”和“刺鼻的焦臭味”則把主人公走投無路、自我毀滅的境況襯托得真實、深切、感人至深。
作家無論寫頓河沿岸的大草原，還是陰雲籠罩的森林沼澤，或是戰時戰後的哥薩克村莊，都能下筆如神，準确傳達出書中人物的情感。如：格裡高利走下戰場，懷着喜悅的心情放馬疾馳回故鄉，路過赤楊嶺村時看到：灑着耀眼陽光的白雪皚皚的山頂，萬裡無雲的蔚藍色晴空中閃着砂糖般的金星。赤楊嶺村像一床花布頭拼成的大被鋪在山腳下。左面是一彎碧藍的維紐哈河，右邊是點點隐約的村落和德國人移民點。河灣那邊是閃着藍光的捷爾諾斯克鎮。鎮東是一道溝壑縱橫向上遊逶迤延伸的低岡。岡上聳立着一根根像栅欄似的去往卡沙雪的電線杆子。一個少有的晴朗而寒冷的日子，太陽四周射出彩虹般的朦胧光柱。草原上的凜冽北風卷起積雪，發出沙沙的響聲。但是地平線鑲邊的茫茫草原卻非常甯靜，隻有東方地平線盡頭的草原上煙霧騰騰，籠罩着一片紫霞色的蜃氣。正是通過對赤楊嶺村自然美景的描寫，情感彩照式地借景抒情，抒發了作者和主人公一樣厭惡戰争，向往美好和平與田園生活的真實情感。[8]
4、藝術結構
文學評論家認為：文學作品的深層結構是“意義模式而非行動模式”，是作者賦予作品哲學美學之沉思給出的架構，與解讀哲理和想象時空密切相關。詞彙堆砌得有些繞口的專業化語言過于書面化，對于我們這些純粹欣賞的讀者來說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我還是從比較直覺的角度談談個人的感受吧。
作家筆下之半農半軍的哥薩克社會由互相交織的四條線構成：戰争與革命、家庭與社會、愛情與兩性、生态與農業。如果與斯塔夫裡阿諾斯的人類命運結構體系之互為依存的四條生命線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說作者觸及了“20世紀哥薩克與人類曆史命運”等宏大叙事，思考了人類的普遍處境。[7]
哥薩克人半農半軍的田園牧歌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格裡高利參軍上了前線，被動地走入充斥着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文明”社會，看到了人類在“文明”社會的種種醜惡，也接觸到了各種改變社會的“理論”。如：拉古金分析20世紀俄羅斯社會得出的“蛋糕配置設定不均”理論，本丘克“人民選舉蘇維埃政權的理論”，狂熱的哥薩克自治分子伊茲萬林的自治觀……當他把賈蘭沙的革命學說講給戰友“鍋圈兒”時，對方回答：“我們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權，不是别人的政權。”他皺了一下眉頭說：“你總是隻想一面。”對伊茲萬林提出在頓河地區建立一個沒有俄羅斯人的哥薩克政權的願景，他表示懷疑：“我們沒有俄羅斯怎樣生活呢？咱們就有小麥，别的什麼也沒有，也沒有煤、礦産、木材、冶金工業産品，咱們脫離俄羅斯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格裡高利考慮的是，僅僅建立哥薩克政權還不夠，哥薩克社會必須與新生政權共存共榮，需要探索的是哥薩克人社會生活模式與新政權和諧相處的模式，并非有些評論所說的“哥薩克的反抗之路” 。
戰争在格裡高利看來是建功立業的途徑，也是結束一切苦難、走入新生活新社會的必由之路，是以當衆多哥薩克回歸熟悉的農家生活時，他卻在1917年秋加入第一騎兵軍。但随着蘇維埃政權的過火錯誤政策，“一些敵視哥薩克生活的原則”開始泛濫，自然觀、平等觀受到沖擊的他憤怒地認為：“世上沒有使所有人都得到溫暖舒适的真理。” 他誓死捍衛的自然界為哥薩克人社會提供的天然物質财富——土地、面包、生存權利——似乎漸行漸遠，一度追尋的哥薩克社會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信賴關系土崩瓦解，雙方的共同認知遙遙無期，曾經向往的哥薩克社會與新政權的和諧共處模式也煙消雲散，而迷途的哥薩克人最終走上了不歸路。[7]
《靜靜的頓河》盡管寫的是曆史動蕩、社會風雲、族群盛衰，字裡行間的濃煙烈火、劍拔弩張，反映了冷酷無情的階級對立和鬥争；但善于通過愛情表現豐富多彩的生活，刻畫鮮明生動的人物，揭示人物心理變化的微秘，準确精到、細緻入微的文字讀起來蕩氣回腸、詩意盎然，洋溢着濃郁的抒情氣氛。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