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與之前的《蘆蕩火種》都是截取了新四軍江南抗日的一個非常短暫的截面，它的核心是新四軍傷病員康複之後，恢複了活力，消滅了敵人。
戲劇的最後，是新四軍奇襲沙家浜，取得了全殲敵人的大捷。
那麼，以後呢？
按照戲劇的思路，江南的抗日形勢應該一片大好，擁有了沙家浜這樣的城鎮，還有廣大的水域，抗日戰士應該如蛟龍入水，最後的勝利指日可待。
但實際上，我們會發現，江南抗日形勢在《沙家浜》結尾所展現出的一片紅火之後，随即轉入低谷。
江南抗日的頂峰形勢，是将江南的抗日部隊，改編成新四軍第六師，正式使《沙家浜》裡的還挂着“江抗”名号的部隊，進入了新四軍建制。
然而，從1941年夏起，日僞對處于卧榻之旁的新四軍開始了“清鄉”圍剿。
這場包剿很快收到了成效，新四軍六師軍部不得不撤出江南，來到蘇中地區，而留下來“堅持”作戰的部隊，也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清鄉”開始後當年11月1日，“六師上司機關與一師對内實行合并，由粟裕指揮”，而六師下轄的兩個旅，十八旅劃歸第一師建制，第十六旅歸第一師指揮。
而原第六師的師長譚震林後來成為第二師的師長，在淮南一帶進行抗日戰鬥。
可以看出，在《沙家浜》裡迎來最終勝利的新四軍部隊，後來在日僞的“清鄉”鬥争中，不得不大部移到了蘇中地區，隻保留了少量部隊堅持在江南鬥争。
這實際上反映出《沙家浜》作為一個戲劇，它是根據中國革命的大趨勢，完成它的情節建構的，在戲劇的完整的空間裡，它的起承轉合，可以映射出曆史的總體程序，但在細部中，略去了曆史中的曲折與波瀾。
在《沙家浜》的最後，新四軍大捷我們就不能僅僅看成是一個局部的勝利，而應該是戲劇工作者将抗日戰争的最終勝利光束在戲劇中作出了集中而提煉式的反映。
而我們深入到曆史大方向的細部時，會發現很多被掩蓋了的更為真實的隐秘。
在《柳堡的故事》作者石言參與編寫的《新四軍故事集》裡，以三節篇幅描寫了“清鄉”中的一個故事。這應該是根據當事人所寫的回憶錄改寫的，主要内容是一支三十一名隊員的遊擊隊，在“清鄉”鬥争中，如何躲避日僞的追捕，最後隻剩下四個人，而這四個人中的一個女隊員，竟然親手将她的父親殺死。
故事中描寫，這個女隊員在尋找突圍之路時，正想穿過沈市到董浜的大路，看到一個僞警察正在調戲一個婦女，在确認他隻有一個人的時候，女隊員決定幫助那個無辜的婦女。
因為槍裡沒有子彈，女隊員用槍托猛擊那個僞警察，但被僞警發覺，兩個人扭打起來，女隊員畢竟身體單薄，打不過那個僞警察，被僞警壓在身子底下。
突然之間，那個僞警察叫起了女隊員的名字，原來，這個僞警察竟然是女隊員的父親。
故事裡介紹，這個僞警察四十開外，過去也算是一個地主，但後來破敗了，隻得去當了警察混一口飯吃，平時吃喝毒賭，樣樣俱全，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一個人渣。
僞警察見到女兒，人性未泯，停止了搏鬥，女隊員從地上爬起來，猶豫再三，還是拿起地上的父親的步槍，“把他打死了”。
女隊員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想想不要把他打死，教訓他一頓也是可以的。”
這個故事實在太殘酷，我們的作家都不敢面對，隻能以實錄性的故事的形式，來記錄一個時代的令人不忍直視的側面。
這個故事的殘酷性，也變相地折射出“清鄉”鬥争的嚴酷性。
如果沒有這一場你死我活的鬥争，那麼，父女倆完全不會被置于這種生死對決的平台上，考驗中國人尤其注重的人倫關系。
石言在《柳堡的故事》中，僅僅寫了一個愛情的故事，結尾還是中國人喜歡的大團圓，根本沒有觸及到戰争中更為嚴峻的殘酷一面，總體來說，這部電影有一點過于平淡，連愛情的表現都是浮于表面的。
而在這個故事的原型裡，新四軍戰士最終犧牲了，二妹子一般的鄉村女孩，并沒有等到她的十八歲的小哥哥。
可以看出，電影抹平了現實中的更為慘烈的事實，而化成了一個風淡雲輕的戰地浪漫曲。
中國作家可以搜集素材，但并不願意把這些素材編織成藝術作品，來揭示人心的激烈沖擊與動蕩。
《新四軍故事集》裡的這個故事，與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處女作《胎記》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肖洛霍夫是一個不容低估的對中國文學産生出深遠影響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對莫言的小說提供了主題、情節、語詞等諸多元度方面的啟發，通常情況下，國内學者都說莫言的恩師是《百年孤獨》，但莫言自己都說過，他并沒有讀完《百年孤獨》，而《靜靜的頓河》卻是深入到莫言的心經與骨髓裡的。
肖洛霍夫《胎記》裡描寫一個參加剿匪的紅軍騎兵連連長，去追殺一幫流竄的匪幫。
而這個匪幫的頭子，正是他的父親。這個匪首，參加過與德國人的戰争，這是後來在《靜靜的頓河》中大張旗鼓表現的一戰中的戰事，後來被德國人俘虜，然後他加入了白軍，也就是《靜靜的頓河》裡重點描寫的鄧尼金之後的那個白軍部隊，曾經到過土耳其，這一段逃往登船、逃往國外的描寫，在《靜靜的頓河》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格裡高列并沒有逃往國外。《胎記》中的這個父親回來後，加入了匪幫。
父親的動機是什麼？正如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裡主人公格裡高利的搖擺不定，小說始終沒有明顯地顯示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肖氏的處女作小說裡的人物心理動機，就是一片空白與盲點，而肖氏的作品的魅力也正在這裡，正是因為對人物心理設定的空缺，才使得他的小說包含着巨大的人性忖度的彈性空間，讓他的作品擁有了一種原生态的接近生活原汁原味的魅力。
這樣，在《胎記》裡，父親與兒子分屬于兩個陣營，展開了貓捉老鼠式的博弈，最終，在肖洛霍夫喜歡與擅長表現的遼闊的草原上，兩個人展開了一種生死對決，父親砍死了兒子，然後在兒子的腳上發現了家族裡遺傳的胎記标志，父親痛不欲生，開槍自盡，完成了小說中的悲劇性的結局，給人一種震撼性的沖擊力道。
我們可以看出，《胎記》裡的故事，與《新四軍故事集》裡的故事，本質上動用的人性的基本元素是相同的。
都是父與子的關系，如果在平常的情況下，肯定是生活在一個屋檐下，至少能夠維持基本的一家人的生活。
但嚴酷的是戰争情境下，這一切發生了改變。
父與子包括父與女，分别站到了不同的陣營之間，他們由親人變為仇人，刀槍相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肖洛霍夫敏銳地捕捉到了戰争對人倫關系帶來的巨大改變，并借此尋找到了小說的戲劇性。
從某種意義上講，《胎記》的主題後來在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裡作了放大性的描述，那就是戰争給予一個地區的人際關系，帶來了極大的逆轉與扭曲。
原來同一個村子裡的鄰居，甚至是一個屋檐下的親人，在戰場上，成為了對手，勢不兩立，《靜靜的頓河》就寫出了這種殘酷性。
後來莫言也基本承繼了這種主題，《紅高粱》裡描寫的兩支抗日隊伍，一直處于激烈的紛争之中，正當雙方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人的隊伍包剿來了，這也正是莫言與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主題高度接近且莫言明顯從肖洛霍夫那裡偷學了主題妙招的真相所在。
從中也可以看出，曆史有着無限豐富的可能性，《沙家浜》的出現，僅僅是撷取了曆史上的一個非常小的視窗，但極好地應和了時代的主題，而獲得了強大的藝術共振與共鳴，進而使這個藝術作品裡的構思，影響深遠，甚至超越了同一個地域環境中接踵而來發生的更具戲劇性的事件。這正是我們本文上面所說的《沙家浜》的戲劇沖突，遮蓋了《新四軍故事集》裡的真實故事更接近曆史真實的部分。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藝術作品構思的成功，也以它龐大的影響力，覆寫了其它的原始素材的珍貴性與光彩感，但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就是讓那些蒙塵的曆史元素，重新袒現出它們深埋着的動人的光輝。
莫言為什麼在軍事文學中通過《紅高粱》的描寫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因為他在重新梳理曆史的過程中，用一種嶄新的意象與理念，激活了舊有素材，包括他在《靜靜的頓河》的基礎上，重新闡述了曆史中的沉寂的元素，進而打造了煥然一新的作品。
《沙家浜》的光芒太過強烈，使得很多人願意把那些曆史上的感人的素材，都納入到《沙家浜》的架構下，進行新的演繹，這也是紅色經典不斷翻拍的原因所在。
但是為什麼不能從真實的曆史出發，去注入自己的新的發現與思考，重新營造一個感人的新的光彩奪目呢？
這就是我們應該從《沙家浜》被奉為神作并讓一個藝術創作裡的虛構地名走向現實之後，而應産生的一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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