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与之前的《芦荡火种》都是截取了新四军江南抗日的一个非常短暂的截面，它的核心是新四军伤病员康复之后，恢复了活力，消灭了敌人。
戏剧的最后，是新四军奇袭沙家浜，取得了全歼敌人的大捷。
那么，以后呢？
按照戏剧的思路，江南的抗日形势应该一片大好，拥有了沙家浜这样的城镇，还有广大的水域，抗日战士应该如蛟龙入水，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江南抗日形势在《沙家浜》结尾所展现出的一片红火之后，随即转入低谷。
江南抗日的顶峰形势，是将江南的抗日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六师，正式使《沙家浜》里的还挂着“江抗”名号的部队，进入了新四军建制。
然而，从1941年夏起，日伪对处于卧榻之旁的新四军开始了“清乡”围剿。
这场包剿很快收到了成效，新四军六师军部不得不撤出江南，来到苏中地区，而留下来“坚持”作战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清乡”开始后当年11月1日，“六师领导机关与一师对内实行合并，由粟裕指挥”，而六师下辖的两个旅，十八旅划归第一师建制，第十六旅归第一师指挥。
而原第六师的师长谭震林后来成为第二师的师长，在淮南一带进行抗日战斗。
可以看出，在《沙家浜》里迎来最终胜利的新四军部队，后来在日伪的“清乡”斗争中，不得不大部移到了苏中地区，只保留了少量部队坚持在江南斗争。
这实际上反映出《沙家浜》作为一个戏剧，它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大趋势，完成它的情节建构的，在戏剧的完整的空间里，它的起承转合，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总体进程，但在细部中，略去了历史中的曲折与波澜。
在《沙家浜》的最后，新四军大捷我们就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局部的胜利，而应该是戏剧工作者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光束在戏剧中作出了集中而提炼式的反映。
而我们深入到历史大方向的细部时，会发现很多被掩盖了的更为真实的隐秘。
在《柳堡的故事》作者石言参与编写的《新四军故事集》里，以三节篇幅描写了“清乡”中的一个故事。这应该是根据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改写的，主要内容是一支三十一名队员的游击队，在“清乡”斗争中，如何躲避日伪的追捕，最后只剩下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女队员，竟然亲手将她的父亲杀死。
故事中描写，这个女队员在寻找突围之路时，正想穿过沈市到董浜的大路，看到一个伪警察正在调戏一个妇女，在确认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女队员决定帮助那个无辜的妇女。
因为枪里没有子弹，女队员用枪托猛击那个伪警察，但被伪警发觉，两个人扭打起来，女队员毕竟身体单薄，打不过那个伪警察，被伪警压在身子底下。
突然之间，那个伪警察叫起了女队员的名字，原来，这个伪警察竟然是女队员的父亲。
故事里介绍，这个伪警察四十开外，过去也算是一个地主，但后来破败了，只得去当了警察混一口饭吃，平时吃喝毒赌，样样俱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人渣。
伪警察见到女儿，人性未泯，停止了搏斗，女队员从地上爬起来，犹豫再三，还是拿起地上的父亲的步枪，“把他打死了”。
女队员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想想不要把他打死，教训他一顿也是可以的。”
这个故事实在太残酷，我们的作家都不敢面对，只能以实录性的故事的形式，来记录一个时代的令人不忍直视的侧面。
这个故事的残酷性，也变相地折射出“清乡”斗争的严酷性。
如果没有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父女俩完全不会被置于这种生死对决的平台上，考验中国人尤其注重的人伦关系。
石言在《柳堡的故事》中，仅仅写了一个爱情的故事，结尾还是中国人喜欢的大团圆，根本没有触及到战争中更为严峻的残酷一面，总体来说，这部电影有一点过于平淡，连爱情的表现都是浮于表面的。
而在这个故事的原型里，新四军战士最终牺牲了，二妹子一般的乡村女孩，并没有等到她的十八岁的小哥哥。
可以看出，电影抹平了现实中的更为惨烈的事实，而化成了一个风淡云轻的战地浪漫曲。
中国作家可以搜集素材，但并不愿意把这些素材编织成艺术作品，来揭示人心的激烈冲击与动荡。
《新四军故事集》里的这个故事，与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处女作《胎记》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肖洛霍夫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对中国文学产生出深远影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对莫言的小说提供了主题、情节、语词等诸多维度方面的启发，通常情况下，国内学者都说莫言的恩师是《百年孤独》，但莫言自己都说过，他并没有读完《百年孤独》，而《静静的顿河》却是深入到莫言的心经与骨髓里的。
肖洛霍夫《胎记》里描写一个参加剿匪的红军骑兵连连长，去追杀一帮流窜的匪帮。
而这个匪帮的头子，正是他的父亲。这个匪首，参加过与德国人的战争，这是后来在《静静的顿河》中大张旗鼓表现的一战中的战事，后来被德国人俘虏，然后他加入了白军，也就是《静静的顿河》里重点描写的邓尼金之后的那个白军部队，曾经到过土耳其，这一段逃往登船、逃往国外的描写，在《静静的顿河》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格里高列并没有逃往国外。《胎记》中的这个父亲回来后，加入了匪帮。
父亲的动机是什么？正如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主人公格里高利的摇摆不定，小说始终没有明显地显示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肖氏的处女作小说里的人物心理动机，就是一片空白与盲点，而肖氏的作品的魅力也正在这里，正是因为对人物心理设置的空缺，才使得他的小说包含着巨大的人性忖度的弹性空间，让他的作品拥有了一种原生态的接近生活原汁原味的魅力。
这样，在《胎记》里，父亲与儿子分属于两个阵营，展开了猫捉老鼠式的博弈，最终，在肖洛霍夫喜欢与擅长表现的辽阔的草原上，两个人展开了一种生死对决，父亲砍死了儿子，然后在儿子的脚上发现了家族里遗传的胎记标志，父亲痛不欲生，开枪自尽，完成了小说中的悲剧性的结局，给人一种震撼性的冲击力道。
我们可以看出，《胎记》里的故事，与《新四军故事集》里的故事，本质上动用的人性的基本元素是相同的。
都是父与子的关系，如果在平常的情况下，肯定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的一家人的生活。
但严酷的是战争情境下，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父与子包括父与女，分别站到了不同的阵营之间，他们由亲人变为仇人，刀枪相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肖洛霍夫敏锐地捕捉到了战争对人伦关系带来的巨大改变，并借此寻找到了小说的戏剧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胎记》的主题后来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作了放大性的描述，那就是战争给予一个地区的人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逆转与扭曲。
原来同一个村子里的邻居，甚至是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在战场上，成为了对手，势不两立，《静静的顿河》就写出了这种残酷性。
后来莫言也基本承继了这种主题，《红高粱》里描写的两支抗日队伍，一直处于激烈的纷争之中，正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日本人的队伍包剿来了，这也正是莫言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主题高度接近且莫言明显从肖洛霍夫那里偷学了主题妙招的真相所在。
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沙家浜》的出现，仅仅是撷取了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小的窗口，但极好地应和了时代的主题，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共振与共鸣，从而使这个艺术作品里的构思，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同一个地域环境中接踵而来发生的更具戏剧性的事件。这正是我们本文上面所说的《沙家浜》的戏剧冲突，遮盖了《新四军故事集》里的真实故事更接近历史真实的部分。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艺术作品构思的成功，也以它庞大的影响力，覆盖了其它的原始素材的珍贵性与光彩感，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就是让那些蒙尘的历史元素，重新袒现出它们深埋着的动人的光辉。
莫言为什么在军事文学中通过《红高粱》的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因为他在重新梳理历史的过程中，用一种崭新的意象与理念，激活了旧有素材，包括他在《静静的顿河》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历史中的沉寂的元素，从而打造了焕然一新的作品。
《沙家浜》的光芒太过强烈，使得很多人愿意把那些历史上的感人的素材，都纳入到《沙家浜》的框架下，进行新的演绎，这也是红色经典不断翻拍的原因所在。
但是为什么不能从真实的历史出发，去注入自己的新的发现与思考，重新营造一个感人的新的光彩夺目呢？
这就是我们应该从《沙家浜》被奉为神作并让一个艺术创作里的虚构地名走向现实之后，而应产生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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