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共産黨迎來了成立100周年的華誕。世界人民矚望東方，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幾乎都挂滿了紅色的赤旗，貼滿了慶祝的宣傳智語，共産國際的國歌更是在每個人的耳邊持續回蕩，因為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對這個黨愛得深沉，愛得轟轟烈烈。各個媒體都毫無例外地将鏡頭對準曆史和偉人，從不同的角度，去展示中國革命者為真理而奮鬥的那種大無畏精神。
《革命者》是一部2021年新上映的革命曆史電影，由管虎監制，徐展雄執導，張頌文、李易峰、佟麗娅、彭昱暢、秦昊、宋茜等領銜主演。影片主要講述了從1912年至1927年間李大钊的革命故事，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一直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黃卷青燈，含辛茹苦，冬一件絮衣，夏一件布衫，最後為了革命事業而英勇就義。
影片的開始，是李大钊的子女為父親掃墓，墓碑深埋土地五十載才重見天日，實在令人唏噓。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李大钊先生毅然選擇犧牲，也決不背叛黨和國家，用生命呵護正處于襁褓之中的中國共産黨。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李大钊先生的這份遠見與氣魄，對我們青年一代影響很大，以至于我們對此影片抱有極高的期望。當影片最後呈現效果，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時候，失落之感油然而生。
有人說，《革命者》非線性的叙述方式散亂，情節零碎，全程平平淡淡；有人說，《革命者》的人物年齡差較大，人物設定不夠真實；有人說，《革命者》追求大場面，空談大思想，展現不出我黨革命之艱難；有人說，《革命者》的情節設定還不錯……觀衆評價褒貶不一，但口碑還算可以。
我私下覺得，《革命者》中的有些鏡頭還是蠻不錯的，例如：李大钊先生召叢集衆去給死去的報童伸冤；他辭去《晨鐘》主編職務，帶着學生深入社會各階層調研與發動，去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途徑；李大钊站在火車頭上，揮舞着代表光明的紅色的勞工旗幟，猶如黑夜裡的一盞燈，給迷失道路的中國人指明方向等等。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1926年3月16日，李大钊先生帶着學生及其他勞工們，在街頭遊行反抗軍閥統治的鏡頭，一位落魄青年趁混亂在街頭偷吃饅頭，與正在前行的學生勞工形成鮮明對比。一個在國家危亡之際，隻顧着活命；而另一群人為了國家和人民，不惜賭上生命，也要聲讨國賊，兩者一對比，讓我們看到部分群眾那種思想麻木的狀态。然而，當反動軍閥的爪牙們，鎮壓遊行的隊伍，毆打、緝捕革命者時，這位曾經偷吃饅頭的落魄青年，卻被李大钊先生的言行所感化，在極其混亂的場面中，最後鼓起勇氣、奮不顧身地前去救護李大钊，讓我們看到廣大青年學生及勞工愛國意識的崛起——這是本部電影的一大亮點，細節處理非常周到，給人以小見大的感覺。
觀影迄今快兩個月了，但《革命者》中的兩段台詞，我還清晰記得，“多少年來，就是因為我們怕，他們才把我們當成草芥。難道他們不怕嗎？他們也害怕，不然他們怎麼會當縮頭烏龜，任由國家國土淪喪？我李大钊當然也怕死，但我更害怕的是百姓流離失所，國土四分五裂，我更害怕的是，看着你們一代代的年輕人，老去了，麻木了，沉默了，這比死還可怕！”“我從黑暗中反叛而來，卻不屬于未來的光明之地。我的腳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鋒處上，或許有一天，黑暗會把我吞噬，可是為了你們，為了你們能夠走向光明、擁抱光明，我願意去直面黑暗，因為我相信，總有一天，陽光會普照整片中國大地。”這铿锵有力的話語，把革命者的無私奉獻精神，展現得淋漓盡緻。精神的麻木、愚昧，比肉體的病态與孱弱更為可怕，我們作為新一代的青年，肩上扛着祖國的希望，我們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未來。這樣博學、勇敢、無私的大钊先生，怎能讓我們不喜歡呢？
當然，《革命者》這部影片也存在争議，我們可以善意地指出來，但不能以此而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此片有兩點，令我感覺比較難受，一是鏡頭剪輯，二是演員方面，影響我對紅色電影的最佳體驗。
《革命者》為了把李大钊先生的“高偉正”形象，塑造更為豐滿，刻意打破傳統線性叙述的手法，以死亡38小時為支撐點，采用蒙太奇的剪輯方式，選用幾個故事，分單元來刻畫李大钊先生。
蒙太奇是電影最基本最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多個鏡頭的剪輯組合，再配合音響，最後形成片段或者場景來表達出某種含義。鏡頭可以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生活畫面或者片段，它所産生的作用不是蒙太奇鏡頭的“加與和”，而是“乘積”，甚至是“立方”或“n次方”——這也就是為什麼電影藝術家都熱衷于采用蒙太奇手法的原因。那麼問題來了，《革命者》這部主旋律電影，是否适合采用“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呢？
我個人認為，《革命者》中采用的蒙太奇是可取的，因為一部影片的時間有限，往往都在一到兩個小時之内，情節必須緊湊，故事的叙述不能過于拖沓，是以運用蒙太奇，可以解決電影在叙述過程中的時間與空間問題，靈活度較高。那為什麼有的觀衆反映影片叙述散亂，故事不完整，有點看不懂，全程平平淡淡呢？這就是《革命者》中的一個不足之處。過去的片段和人物的目前狀态，存在邏輯分層，不要反複切換；回憶的故事最好是真實的，不要随意虛構，觀衆很難把握這幾個故事之間的邏輯聯系，比如李大钊與慶子的情節，毛澤東與李大钊在天安門上的對話，不能脫離曆史事實，以免産生過多的争議。既然選擇這種剪輯，就應該将鏡頭剪輯處理好，不要因為追求大思想，而忽略了細節的處理，撿了芝麻卻丢了西瓜，得不償失。
另外一個方面是《革命者》的演員陣容年輕化，我不是排斥年輕的演員演繹革命者，而是個别演員實在令人難受，他們的年紀不太符合曆史真實，有些颠覆觀衆的認知。《革命者》中有個鏡頭，是李大钊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抓捕，妻子趙紉蘭與女兒李星華被當局釋放，當時的李大钊已38歲，那麼他的妻子趙紉蘭43歲，李星華16歲，可《革命者》裡的李星華與趙紉蘭不像母女，更像姐妹，如果不是有字幕顯示是長女李星華，真的很難想象她們倆竟然是母女關系，還有秦昊飾演的陳獨秀。
《革命者》中還有個鏡頭是李大钊與陳獨秀相約建黨事件，那是曆史上有名的佳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920年1月，李大钊化身車夫，深夜冒着風雪護送陳獨秀出北京城前往南京，籌劃建黨事宜。我們都知道，李大钊先生1889年出生，1920年的時候，李大钊31歲，年長他10歲的陳獨秀是41歲，但從他們雪夜出行的鏡頭來看，陳獨秀卻明顯比李大钊先生年輕。看完這個鏡頭，我的腦子裡聯想到的是他在《隐秘的角落》裡飾演的張東升，而不是李大钊，死活和陳獨秀先生聯系不起來。這樣的話，觀衆就很難将情感帶入電影之中，筆者認為這是《革命者》第二大不足，美中不足。導演以為多用幾個流量明星，票房就上去了，那就是大錯特錯，觀衆注重的是影片品質而不是看明星的流量。如果電影情節無法打動觀衆，不能說服觀衆的理智，讓觀衆投以真情實感，這部電影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作品。
總的來說，《革命者》還是不錯的一部紅色革命影片，我隻是簡單地陳述我的觀影體驗，說出我的個人感想而已，希望導演能夠創作出更多高品質的影視作品。
文/葉玉碟
編/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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