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傳奇雜劇編年史》（全5冊）
程華平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作者簡介
程華平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全國大學國文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上海戲曲學會副會長。出版《中國小說戲曲理論的近代轉型》、《明清傳奇編年史稿》等專著，主編《明代雜劇全編》、《民國中國戲曲史著彙編》等叢書。
内容簡介
《明清傳奇雜劇編年史》（全5冊）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程華平教授，辛勤耕耘十餘年專門治學的最新成果，也是首部明清傳奇雜劇編年史著。通過編年史這一史著體裁，以明清540餘年重大曆史的變遷為經線，以明清文人生平、戲劇創作、作品考訂、版本流變、曆代批評家評論、戲曲傳播與演出等為緯線，系統完整地展現明清傳奇、雜劇真實、客觀的曆史風貌，是今人研究和了解古代戲曲的兩座高峰——傳奇與雜劇的經典之作。本文節選自該書緒論，作者探讨了如何運用編年體來研究中國古代戲曲以及戲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序言節選
1919年，胡适在其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中這樣寫道：“我的理想中，以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第一步須搜集史料；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做到這個地位，方才做到‘述學’兩個字。然後還須把各家的學說，攏統研究一番，依年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互動的影響，變遷的次序，這便叫做‘明變’。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這便叫做‘求因’。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曆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這是胡适認為的撰寫史著應具有的态度、步驟與方法，應該說所言甚是。稍微調整一下用詞，也基本上适用戲曲編年史的研究與撰寫，因為面對曆史長河中數百年積攢下來的玉石雜糅、良莠錯陳的史料，對任何一位戲曲史家來說，都需要經曆“述學、明變、求因、評判”的過程，都需要将這些材料變成史著建構中的“磚瓦”。胡适在這裡強調了“完全中立的眼光”，大概是有感于史著撰寫中普遍存在且無法避免的撰述者本人立場的“幹擾”。……
《中國哲學史大綱》
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
應該說，完全秉持“中立的眼光”、全部捐棄“陳見”，在史著的實際撰寫中是無法做到的。受到撰寫者知識背景、學術興趣、文化身份、政治立場、個性特征諸多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史家對史料選擇的動機無論怎樣“純潔”，終不免有主觀情感纏繞筆端。史家能夠做到的，就是盡量用确鑿的史實來說話。從這個意義上講，用編年體的方式來撰寫曆史無疑有其顯而易見的優勢：
首先，撰述的客觀性。清末以來，域外史著的章節體撰寫方式被國人引進并得以廣泛運用，遂成為近現代以來史著結撰最重要的體裁形式。章節體史著具有長于分析、便于綜合、體系嚴整、邏輯性強等諸多優勢，然亦常因其部類章節的格局設定，而人為地将作家與作品分割為相對獨立的單元，有損于曆史叙述的客觀性與整體性。與此同時，章節體史著通常強着意于對曆史發展、演變規律的探尋與總結，用“規律”來觀照、統領“史實”，無視某些不合撰寫者預想的史料、剔除與之龃龉者，這就無可避免地削弱了史實的客觀性、多樣性與複雜性，容易陷入“以論代史”、“以論帶史”的窘境，甚而“濫用者論人議事，總有擺脫時空束縛的沖動，不願忍受任何羁絆，以便思想任意馳騁，以緻脫離材料與事實固有的内在聯系，依主觀取舍剪裁，拼湊論據，編造論點，看似自圓其說，實則随心所欲，穿鑿附會者不在少數。”其負面影響與後果為有識之士所诟病。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就是典型的章節體史著
編年體和紀傳體、紀事本末體，是我國古代曆史編纂的主要方式。編年史是建立在對史實客觀記錄基礎之上的，遵循自古以來的修史傳統，嚴謹、細緻地對待相關的史料記載，始終做到史有所出，論有所據。當然，所謂“客觀性”隻是相對而言的。對史料的取舍、闡釋及評價，實際上也受到編寫者主觀因素的影響，自然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就史料本身來講，過去的曆史事實能否被後人發現與利用，同樣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帶有不确定性。但這并不妨礙研究者對史實本真面貌的追索，對史料的運用、闡釋與評價，不趨時，不溢美，不掩飾，不曲解，不因撰寫者的好惡而作取舍，而是客觀、理性地對待所有史料，尊重史料本身的價值。
舉一個例子來講：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施鳳來中廷試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升禮部尚書，入閣為大學士。《明史》稱其“素無節概，以和柔媚于世”，将其視為“閹黨”成員。但在《乾隆平湖縣志》中，他卻以另一幅面孔被記載下來：“鳳來入政府時，珰勢張甚，一以鎮靜調護為務。中使李明道欲催民船轉運，奏寝其議；修撰文震孟疏語激怒，将逮治。鳳來從容廷辯，自述缇騎逮周順昌激變一事，感動熹宗，複密揭申救以免；皇極殿工成，魏忠賢叙功爵賞，鳳來引祖制非軍功不可，而旨從中降，乃力辭恩蔭不受，亦不附于珰也。”面對施鳳來的“兩幅面孔”，戲曲編年史在引用相關史料時，就應該秉持實事求是的态度，如實加以交代。……
明代内閣大學士形象圖
史料運用不能帶有偏見，不可先驗地、主觀地加以挑揀。如前人對某一問題出現不同意見，則可征引多家觀點，以便讀者的比較與判斷。邱浚《五倫全備忠孝記》自問世後，便褒貶各異：呂天成《曲品》雲：“大老巨筆，稍近腐。内《送行》[步蹑雲霄]曲，歌者習之。”在批評作品内容“近腐”的同時，也肯定其可供演唱之長。王世貞《曲藻》則是明顯的否定态度：“《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評價道：“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徐複祚《曲論》更是不滿道：“《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但高儒《百川書志》卻對其備加贊賞：“所述皆名言，借為世勸。天下大倫大理，盡寓于是，言帶诙諧，不失其正。蓋假此以誘人之觀聽，苟存人心，必入其善化矣。”清人李調元《雨村曲話》也贊同高儒的評價。
丘濬 （1421-1495）
對于此類問題，隻要将各種不同意見客觀地交代出來，即可用史料本身來說明問題，研究者不需過多地闡述自己的評判。即使有所評述，也不作無根遊談，着意發揮，而是在史料的基礎上略作引申，不給讀者提供結論式的斷語，而是讓讀者從各自的角度去發現問題，得出自己的結論。
其次，撰述的準确性。在研究戲曲過程中，我們時常可能會碰到這樣的情況：同一件史實往往記載各異，史料之間甚至彼此抵牾、互相沖突。對此，研究者就必須作出抉擇，盡可能準确地選擇與使用材料。
萬曆三十八年（1610）夏，徐複祚《紅梨記》傳奇創作完成。這部敷衍山東淄川才子趙汝州與佳人謝素秋悲歡離合的劇作，實際上是據元代張壽卿《謝金蓮詩酒紅梨花》雜劇及郁泰峰《閑中鼓吹》創作而成。徐複祚《紅梨記序》說道：“《閑中鼓吹》，泰峰郁先生所作也，中載趙伯疇事甚悉。庚戌（萬曆三十八年）長夏，展玩間，辄感餘心，特為譜諸聲歌。及閱古劇，亦傳此一段事，雖稍有抵牾，要之不為無本。”作者在《序》中特地交代，《紅梨記》根據郁泰峰《閑中鼓吹》創作，完稿以後才看到張壽卿的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當為有意掩飾。徐複祚将雜劇《紅梨花》四折，分别改作、插用到傳奇中，第二十一出《詠梨》，即襲用張壽卿雜劇第二折；第二十三出《計賺》，即雜劇第三折；第二十九出《宦遊》，即雜劇第四折。至于雜劇的第一折，乃為傳奇第十九出《初會》以前各出之關目。劇作曲詞也有多處與《紅梨花》相同或相似者。淩蒙初《顧曲雜劄》即指出：“中所作北詞，乃點竄元張壽卿之筆。”是以，對作家故弄狡狯，有意掩飾，不能不加以考辯，就以為所言皆是事實，照單全收。必須比斠左證，予以說明補正。
如何辯正史料與史實，曆來便是修史的一大難題。司馬光就此曾提出了被後人奉為圭臬的意見：“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铨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叙事之體也。……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于其下,仍為叙述是以取此舍彼之意。（原注：先注所舍者雲某書雲雲，今按某書證驗雲雲，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雲雲，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司馬光對史料考異方法和原則的闡釋，對戲曲編年史撰寫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史料繁多，應有所取舍；記載蕪雜，須有所考鑒。取舍不能以自己的好惡為準，也不可斷章取義，應盡可能準确地貼近事實。今人傅斯年在論述如何運用史料時也指出：“曆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隻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是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這是強調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僅憑單文孤證便貿然判斷，而是要将同類或相關的事情盡可能擺列出來，進而加以綜合比較，得出結論，這也就是在“求博”基礎之上的“求通”。
再次，撰述的全面性。從研究的角度來講，充足而精準的史實與史料，是任何曆史研究的起點與基石，是曆史研究中實證方法的有力支撐者。史料不充足，不僅判斷難以準确适當，更經不起曆史的檢驗。
就戲曲編年史中的“紀人”來講，諸如作家生卒年、教育背景、科舉道路、仕宦經曆、人際交往、社會活動等，都應該得到妥适的記載。就編年史中的“紀事”來講，有關戲曲創作的具體情況，舉凡創作時間、作品本事淵源、版本情況、傳播方式、舞台演出、作品評價、曆史影響等等，都屬于著錄的範疇；那些與戲曲發展關系緊密的各種法律法規、文化政策等，也應被納入進來。
就編年體紀事來看，它是将有關戲曲事件按照年、月甚至日來加以編排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它的撰寫是以紀人、紀事為主，沿着時間線索縱向延伸的。它不僅要求編撰者對相關史料進行合理的考辨、翦裁，并按照一定的體例和要求将它們叙述出來，而且要盡可能地貼近曆史的真實。我國戲曲自其萌芽、發展、成熟乃至最終的衰微，經曆了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積累了豐富的文獻史料，為戲曲史編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編年史料越豐富、越完備、越準确，史著的品質自然越高。當然，這并不是說，編年史要将所有資料都予以使用，這其中需要編纂者有所鑒别，有所取舍，能夠擇選出其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部分。
資料：上海書店出版社
編輯：段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