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宋襄公
宋襄公，由于作為春秋五霸之一以及宋楚泓之戰中的言行，成為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人物——雖然是以不佳的形象：蠢蛋式假仁假義！
2013年張宏傑在鳳凰網發表的文章《張宏傑：宋襄公的愚蠢诠釋了貴族精神》。文章中說：
“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國（戰車？）而已，每次戰争一般不超過一天。是以那個時候的戰争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們在戰争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争禮最大的特點，在于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
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争規範。”，互相印證。
張宏傑還在文章中引用了《左氏春秋 昭公二十一年》所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作為比較。現摘錄見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鹳，其禦願為鵝，子祿禦公子城，莊堇為右，于犨禦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餘，豹射出其間，将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轸，又射之，死，幹犨請一矢，城曰，餘言汝于君，封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幹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裡，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栾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複入，楚薳越帥師，将逆華氏，大宰犯谏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文字很多也很艱澀，簡單來說就是：公子城和華豹相遇而作戰。排隊列陣什麼嘩啦嘩啦的就不必說了。列好陣後，公子城先拉弓，又放下，對華豹說話。華豹拉弓射公子城一箭，沒中，又拉弓想要再射一箭。公子城大喊：“不狎鄙（不要臉）”。于是華豹放下弓箭，輪到公子城來射。公子城一箭射傷華豹。
這段曆史就是告訴我們，春秋時期兩軍作戰都是彬彬有禮的，如同西班牙等國在南美洲殖民時期雙方列陣互射模式，或者西歐騎士公平決鬥模式、美國牛仔決鬥模式，都是你打一次、我打一次的輪流打架的公平模式。
張宏傑在文章中說：
“春秋時代的戰争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宋襄公的春秋時代之前是“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
《淮南子》記載：“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
歐洲騎士的行為準則是：不傷害俘虜，不攻擊未披挂整齊的騎士，不攻擊非戰鬥人員，如婦女、兒童、商人、農民、教士等。
宋襄公
以上是理想主義的做法：依禮而行，遵循而不化。下面就說說實用主義的觀點。
在泓之戰宋國戰敗後，針對宋襄公的理想主義言論，
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這就是和宋襄公持不同觀點的子魚的言論。
司馬遷在《史記 宋世家》評論到：
“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阙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司馬遷的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一、宋襄公的行為在當時受到贊揚；二、因禮義缺失導緻宋襄公在當世（司馬遷時）受到指責。
雖然有子魚的話在前，但西漢時司馬遷依然褒贊宋襄公，說明宋襄公在西漢時期還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為多。直到北宋蘇轼寫了一篇《宋襄公論》，以成敗論英雄：
“至于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 “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
配圖
綜述，宋襄公在北宋之前，一直是君子的典範，即中國貴族的典範。司馬遷更因為中國貴族精神的缺失大力褒揚宋襄公。對于士大夫來講，宋襄公就是貴族精神理想主義的代表。雖然在春秋當時就有子魚的實用主義言論，甚至在兵家、法家等實用性主義占主流時期，宋襄公也還在主流中是以正面形象出現。
蘇轼寫《宋襄公論》以反傳統方式指責宋襄公，其目的應該為了指責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等守舊派因循守舊：以失敗的理想主義者宋襄公來類比同樣為理想主義的司馬光，意在說明因循守舊終究失敗，并非出路。
在泓之戰中，理想主義者宋襄公注重程式、方式而非結果，實用主義者子魚以戰争結果作為唯一标準，程式、方式等過程隻為結果服務。用法律術語來說，對于宋襄公，沒有程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對于子魚來說，隻要有實質正義，程式正義無關緊要。
在今天早已喪失貴族精神的社會裡，你是支援理想主義者宋襄公，還是實用主義者子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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