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自成的出身，史料中的說法各不相同。
《綏寇紀略》等史料中認為，李自成的祖輩生活比較富裕，到了李自成這一代，卻把自己搞破産了，但沒有說他做過驿卒，後來因為刑事案，铤而走險。
《明史》中卻說，李自成家中貧困，早年在銀川做過驿卒，善于騎射，後來犯法逃脫，做了屠戶。
《明史紀事本末》中說李自成“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驿書”，這裡的“驿書”應該是為驿站傳送書信，意思和驿卒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明代的驿傳、遞運系統，它們大體相當于公共的郵政系統，同時也傳送人員和貨物。
按照《明會典》的說法，具體承擔驿傳物資的，是遞運所，每個遞運所的交通工具是船隻或者車輛，不同規格的船隻和車輛，配備數量不等的人員，加上管理人員，這個系統平時的營運自然需要一筆不小的錢。
年輕的崇祯皇帝登基之初，就面臨财政困難的局面，另一方面，遼東的形勢越來越壞，需要大量增兵增饷。是以崇祯皇帝在許多方面要求節流，比如清除明軍中存在的腐敗，核定兵員的真實數量，杜絕冒領軍饷的現象，一共節省下來幾十萬兩銀子。
這必然影響了許多人的利益，也影響了底層士兵的收入，引起多處邊兵的噪動。
另一個措施，是裁撤驿站，當時計算的結果，是可以節省下來幾十萬兩銀子，這可是一笑大錢。
這個主意是兵科給事中劉懋提出來的。
《明史·食貨志》中說，明代的雜役繁雜，百姓不勝其苦，一條鞭法實施後，也沒能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劉懋提出裁撤驿夫，把驿站的勞役編派給廣大民戶去承擔。如此一來，既給民戶增加了負擔，又導緻大量的驿夫失業，“驿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為亂”。
就當時的現實來看，無論邊鎮的饷錢還是驿站的費用，确實都有相當大的水分。不過，做為全國性的郵傳系統，驿站在物資傳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一點，每一家驿站都雇傭着許多窮人。這其中肯定存在着盤剝，最後真正落入這些窮人手裡的金錢，數量少得可憐。但是，這些窮人用自己的苦力能夠固定地換取一點點收入，即使不足以果腹，起碼能讓他們有一種歸屬感和穩定的預期。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今，朝廷裁撤了驿站，大批窮人一下子成了無業遊民，又趕上災荒之年，這些人要想生存下去，會接受任何誘惑。
我們無法确定李自成是由驿卒變成反賊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量被裁掉的驿夫衣食無着，最終成了亂民的一分子。
是以，在裁撤驿夫的問題上，劉懋和崇祯皇帝的目光太過短淺，隻算了經濟帳，沒有算政治帳。
《綏寇紀略》中有一種說法，後來劉懋患病時，很後悔當初自己給皇帝出了那個馊主意。
劉懋死在北京，遺體要運回老家，走到山東境内時，竟然找不到趕車負重的驿夫，而且底層百姓都很痛恨他，“各處饑民甚至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
于左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