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自傳入中國以來，便一直以良好的勢态發展着。
曾在唐代，因為君王的提倡和引導，佛寺一度出現了極其鼎盛的局面。有一朝，全國各地遍布着佛寺，僧尼的數量也是以往任何朝代所無法比拟的。
可這為數衆多的僧尼和寺廟卻消耗了國家的大筆财富，并且随着念佛的興盛，寺廟經濟逐漸演變成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并在國家各類經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為了維護統治，帝王終于伸出了手，使得佛寺就此遭遇了史上最強“拆遷辦”。
根據唐代文人杜牧在他所寫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中的記載，唐文宗在其位時便感到了佛寺對于國家财政的強大影響力。
唐文宗曾經對自己的宰相說過“其間吾民尤困于佛”，希望能夠對其打擊。
但就當時的狀況來看，唐文宗雖然有此感歎，但把主要精力仍放在清除宦官專權一事上，是以也無暇顧及此事。再加上佛寺在唐朝根深蒂固，唐文宗想撼動也未必可行。
唐武宗即位之後也深刻地感受到佛寺過盛的弊端，性情率直的他甚至為此事大怒道：
“讓朕的天下如此貧困的正是佛寺！”
而在唐武宗其後頒布的《拆寺制》中也有過相關叙述，說佛寺的發展使得天下人除了負擔自己的生活之外，還要養活這些不勞而獲的僧尼，于國于家都是大大的不利。
正因為此，唐武宗下定決心出手，這也是出于對國家财力、人力的一種保護。
除了為經濟問題考慮之外，唐武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佛、道之間因為各自的信仰不同，在此時出現了分歧和鬥争。而奉道的唐武宗自然也就站在了佛寺的對立面上。
和其他君王一樣，唐武宗也十分向往長生不老，他在位時十分寵信一個叫趙歸真的道士，并拜他為師，學習“神仙之術”。可趙歸真心地狹隘，因為受寵于皇帝，便在每每與武宗交談時诽謗佛寺，目的就是想讓道一統天下。而對于趙歸真所言，武宗更是深信不疑。
王谠的《唐語林》也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道士們的唆使，唐武宗才下旨廢除佛寺。
除了上述兩種原因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唐武宗是為了找尋流亡在外的王叔李怡，也就是後來的唐宣宗，這才以整治佛寺作為掩護。
宣宗李怡是憲宗的13子，為人表面低調實則韬光養晦。唐武宗即位之後認為他是一個禍患，一直想除掉他。但是當時由于宦官從中操縱，李怡被人救下，而李怡為了躲避武宗的誅殺是以入空門，隐于江湖之中了。
正因為有這樣一段故事，是以不少人就猜測唐武宗大肆動手的真正目的，或許就是找到自己的這位叔叔，斬草除根，免于後患。
雖然這種說法于情于理似乎都說得過去，那麼這究竟有沒有切實的依據？
後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一般都依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是唐朝一位名叫圓仁的日本僧人所撰。
其中說道士奏孔子曾說李氏十八子窮途末路，有僧人來理國。而唐武宗正好是第十八個，說白了就是他将會被僧人取代，而這個僧人正是李怡。
這個說法至今也隻是猜測而已，聊做補備，終不能盡信之。如果真有其事，那麼武宗動手也應該是上訴原因的綜合作用，光王之事和道士們的挑唆也隻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目的。
為了之後針對的佛寺的舉措能夠更好地推行，唐武宗先是命祠部調查了唐朝當時寺廟和僧尼的數量和分布情況。祠部是唐朝主管宗教事宜的部門，是以調査這些資料并不費力。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五月，祠部給唐武宗呈上了一封奏疏，記載了寺院的數量，此時全國有數千座寺院，僧尼數十萬人。兩個月後唐武宗正式頒布制書，宣布推行其打壓佛事的朝廷之策。
在這封制書之中，佛教寺院和人數均被控制。一些寺廟被拆，僧尼們也被強制還俗。
會昌一事被實施的初期，效果很快便凸顯。
首先，拆除的寺廟日後不僅不用再消耗國家資産，而且還有大批的田産和錢财充公，大大緩解了國庫的壓力。
其次，這些僧尼還俗之後便由享樂階層直接轉變為農戶，自此之後便開始向朝廷繳納稅糧，也要相應地承擔徭役之職，這也确實給當時的朝治和經濟減輕了不少負擔。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唐武宗這次打擊佛寺的行為大大傷害了百姓們，或多或少也給自己的統治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不僅如此，在這次行動中還有一些其他目标遭受了嚴重波及，這就大大影響了中國宗教文化的多面發展。
這次曆史事件在古代史上一般被稱為“會昌滅佛”，而在佛教史上則被稱為“會昌法難”，足見它對佛寺巨大的毀滅性。
“會昌滅佛”是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打壓佛寺活動中比較重要的一次，對當時和後世都産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唐武宗打擊佛教，但是因為過分迷道，最終也成了唐朝服食丹藥而亡的皇帝之一。出于這個原因，後世對于唐武宗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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