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時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楊秀峰接到了老家弟媳來找自己的消息。
這讓他很是頭疼，之是以這麼說，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弟媳來找自己的原因，可是自己卻是對于她所求的事情無能為力。
楊秀峰(1897-1983)，原名碧峰，又名秀林，字秀山。河北省遷安市人，在學生時代組織、上司、參加了反對袁世凱接受賣國條約“二十ー條”和五四運動。1929年去法國留學，1930年在參加中國共産黨，後轉入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4年回國。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任教授，并在北平師大、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校兼課，以教授的身份秘密從事黨的統戰工作。七七事變後，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保定行營冀西民訓處特派員的身份，組織冀西遊擊隊，任司令員，開創了冀西抗日根據地。1938年8月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1941年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底調中央，先後任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83年11月10日逝世，終年86歲。
楊秀峰兄弟三人，他是家中老大，少年時離家求學。二弟在家務農，如今已經去世了。來人就是二弟的妻子。二弟有一個兒子，名叫楊書琴。
楊書琴從中學畢業之後就參加了抗日工作。但是在1947年的時候被國民黨抓捕叛變，參加了國民黨的地主武裝還鄉團，曾經殺害多名我黨的地方幹部……
新中國建立之後被遷安縣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這一天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長杜佩珊接到了遷安縣人民法院呈報的“關于判處反革命殺人犯楊書琴死刑”一案，她知道對方是楊秀峰的侄子，就拿着案卷來向楊秀峰彙報。
楊秀峰認真地看了遷安縣人民法院對楊書琴的審訊錄和揭發材料以及楊書琴本人的供詞。非常氣憤地問杜佩珊：“
你看遷安縣人民法院對楊書琴的判決是否得當
?”
“遷安縣人民法院對反革命殺人犯楊書琴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确鑿充分，罪犯本人對所犯的殺人罪行供認不諱，是以，我認為定罪準确，量刑适當，程式合法，判決書符合《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訓示》中對以‘反革命為目的而殺害公職人員和人民…罪大惡極者依法處以死刑＇的第二條規定。”
楊秀峰對于杜佩珊的彙報很是贊同。于是接着說道：
“楊書琴雖然是我的侄子，但他犯了反革命殺人罪，就應該按照國家法律處以死刑，決不姑息。不能考慮他是我的親屬，就徇私枉法。那樣做，我們就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古人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我們是共産黨人?如果犯反革命殺人罪的人不予鎮壓，何以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又怎能鞏固建立立起來的人民政權?”
于是楊秀峰核準了侄子的死刑判決，雖說不是他親手殺了侄子，可是卻也是親手将侄子送上了斷頭台。
杜院長立即批轉河北省人民法院唐山專區分院轉令遷安縣人民法院執行反革命殺人犯楊書琴死刑，立即執行。
弟媳這次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求楊秀峰赦免他侄子的死刑的。
她一見到楊秀峰就嚎啕大哭，邊哭邊說:“書琴雖然有罪，可他好歹是你的親侄子，你救救他吧!”
楊秀峰内心十分的生氣，但是他還是耐着性子解釋道:“楊書琴反革命殺人，觸犯刑法，國法難容，罪有應得，你别講了，回去吧!”
“看在你死去的兄弟碧桐的情分上，給他留下這棵獨苗吧!”
“不行，遷安縣人民法院對楊書琴的判決是符合國家法律的，任何人也無權更改!”
弟媳一聽這話，雙腿一軟，坐在了椅子上，哀求道："楊書琴是你兄弟身上掉下來的親骨肉啊!他被槍決，你就不心疼嗎?大哥，就求你這一次，請你說說情，留下孩子這條命吧!"
弟媳的話深深刺痛了他，楊秀峰又如何不心疼自己的親侄子，侄子的死刑更是自己親自核準的，更加的傷心。但是自己的身份和職務，卻由不得自己徇私。他隻能堅定地說：“楊書琴的死刑是經過我核準的，你讓我找誰去說情？”
……
不久之後，楊書琴就在遷安被執行死刑。
一直以來，楊秀峰就是一個嚴格要求自己的人。
1938年夏天，此時的楊秀峰正上司冀西遊擊隊駐紮在太行山的小嶺底村。
這一天，楊秀峰接到了上級要求冀西遊擊隊立即開赴冀南，配合八路軍，開辟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指令。
第二天早上，他召開了縣長緊急會議，傳達了上級的訓示精神。在會上，他見到廣平縣縣長郭獻瑞還穿着冬季的那些破爛棉衣，心裡很不是滋味兒。中午他指令遊擊隊内負責生活事務的宋助理将剛剛發給自己的那套新軍裝給郭獻瑞縣長送去。
宋助理一聽就急了，說:“司令員，你現在也還捂着棉衣，這套軍裝是發給你的，送給郭縣長還行?”
“這套軍裝送給郭縣長，你再從後勤處給我領一套就行啦。”
宋助理兩手一攤：“司令員，後勤處所有的軍裝都發給了部隊還不夠，軍裝送給郭縣長，你穿啥？"
“少廢話!快把軍裝給郭縣長送去。”然後沉着臉說：“我的單衣我自有解決辦法。”
宋助理不情不願地把軍裝給郭縣長送了去。
晚上，他正在等下縫補自己那件洗得發白的粗布藍色舊軍衣。這個時候宋助理拿着一件灰色的新軍裝交給了他。
楊秀峰停下了手中的針線活，問他這套衣服是哪裡來的，當聽說是廣平縣郭獻瑞縣長送來的時候，心裡咯噔了一下。他懷疑是宋助理沒有送過去又拿了回來。
想到了這裡，他嚴肅地問道:“你給郭縣長送軍裝時都說了些什麼?”
“我什麼也沒說呀。”
“當真？”
“當真。”
“那麼，郭縣長收了軍裝，怎麼又送回來了，你想想看？”
宋助理想了一會兒說道：“晚飯後，郭縣長的交通員遞給我一張便條，大意是郭縣長感謝我為他解決軍裝的事。我忙對交通員說，那軍裝是楊司令員的，要感謝得……”
“得感謝楊司令員，對嗎？你這不是等于向郭縣長往回要軍裝嗎?”
楊秀峰打斷了助理将要說的話，說道:“去，請縣長到我這裡來一趟。”
一會兒，郭縣長就來了，問道：“司令員叫我來，有啥訓示?”
楊秀峰放下了手中的針線活，問道：“郭縣長，給你的這套單軍裝怎麼送回來了?是穿着不适?”
“合适。”
“合适怎麼不穿上呢?”
“司令員，你還沒單衣穿呢，我怎麼能穿你的?再說，司令員軍務繁忙，冀南比西氣溫還高，你還沒有穿單衣，會影響工作，是以，我……”
“就送回來了，是嗎?”
“是。”
楊秀峰就将新軍裝遞到了郭獻瑞的手裡，語重心長地說:“縣裡的同志工作更忙，生活更艱苦，這我心裡清楚，送給你的軍裝，你就穿上吧，不要再推讓了。”
郭獻瑞激動地換上了司令員給的新軍裝。
楊秀峰那種寬以待人的精神給了每一個戰士溫暖。
1938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楊秀峰的妻子孫文淑正在等下面織鋼筆套。
楊秀峰走了進來，就問道:“你在織什麼?”
孫文淑看丈夫有些生氣，連忙回道：“織個鋼筆套。”
“給誰織的?”
“我自己呗。”
“哪來的鋼筆?”
“買來的。”孫文淑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也發了火，她大聲說:“朝我要什麼威風?”
楊秀峰卻不理睬孫文淑的指責，繼續追問：“從哪兒買來的?”
“托北平的一位朋友買來的。”
“花了多少錢?”
“12元。”
“你哪裡來這麼多錢買鋼筆?”
“這……”孫文淑語塞了，沒有接着說出話來。
“說呀！”從來就是溫和的楊秀峰，今天卻對自己的夫妻大發雷霆。接着他将一張紙條摔在了妻子的面前，大聲喝道：“你看看，這是什麼?”
妻子撿起紙條一看，是自己買鋼筆挪用公款的借據，就沒敢吭聲。
原來孫文淑從北平帶出來的那支鋼筆，在一次戰鬥中丢失了這非常影響他的工作和學習。今天他收到了托朋友買來的鋼筆，可是一看卻花了12元，這就犯愁了。
按照當時行的供給制，一時之間他拿不出這麼多錢來，就想将筆退回去。可是同志們說鋼筆既然已經買來了，就别退了。先從公款中挪用12元，給人家筆錢。然後再從楊秀峰和她的津貼中每月扣下1元，半年補齊就可以了。
是以她決定暫時挪用公款留下這支鋼筆，誰都沒想到這件事這麼快就被楊秀峰知道了。
“哼，你是吃了些熊心豹子膽，還是讓鬼迷了心竅?你說?”
楊秀峰非常生氣，又是拍桌子，又是敲凳子，眼睛瞪得非常圓:“你竟敢挪用公款，帶頭破壞機關制度?你是成心想毀掉自己!”
看到丈夫如此生氣，連忙解釋道：“今天收到托北平朋友買的金星鋼筆時，我也嫌貴，本想退回，可同志們……”
楊秀峰打斷了妻子即将要說的話：“你不從主觀上認識用公款的錯誤，反而把錯誤推到同志們身上，難道這張借據是同志們按着你手寫的?”
“是…是怨我。”
雖然她這麼說，可是她還是沒有轉過腦彎兒說：“秀峰，你為這麼點小事，動這麼大的肝火，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
“什麼?這事還小嗎!行署有規定，任何人不得挪用公款，你知道不?”
“知道。”
“看啊，你這不是明知故犯嗎?”
楊秀峰于是語氣緩和下來，到妻子說:“文淑，你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可不能在前進的道路上摔跤啊……”
聽到丈夫如此說，孫文叔才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
最後，楊秀峰語重心長地說:“文淑，我的話有的雖不中聽，可我是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你啊!古人雲，由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你買一支鋼筆是應該的，花點錢我也舍得。不過，現在是抗戰最艱苦時期，條件不許可呀!你我每人每月隻有4元錢(邊币)的津貼，除去買一些毛巾、肥皂等開支，所剩無幾了。是以，現在我們不能随意添置任何東西。你對挪用公款認識了錯誤，這就好。一個人犯了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錯不改。列甯說，小事是大事的根，和中國的一句“千裡之堤，潰于蟻穴＇的名言，不都證明這道理嗎?”
說到這兒，楊秀峰一轉話鋒，說:“文淑，黨把冀南50多個縣，200多萬人口的抗日工作交給了我們，我們可不能亂用黨和人民交給的權力謀私，不能讓黨的聲譽玷污上點滴灰塵，你說對嗎?”
孫文淑聽了丈夫的話，深感内疚，不由得哭了。一二九運動中，她被國民黨北平市警察局抓捕入獄，面對敵人的屠刀，從未皺過眉頭。可是現在，她哭了。
“那麼，這支金星鋼筆怎麼辦?”
孫文淑果斷地回答:“我立即将鋼筆退回去。”
1939年，鄧小平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當談到楊秀峰的時候，他說
：
“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怕死——楊兼而有之。”
《回憶楊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