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另類人生

作者：王淼

對于晚明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史上一直存在着兩種極具争議的評價：就書畫藝術論，他是書畫大儒，一代宗師；就人格人品論，他卑劣下作，私德有虧——前者有董其昌存世的大量書畫作品以及後世名家的推崇為證，有目共睹；後者的主要依據，則是兩種流傳甚廣的野史小冊子《民抄董宦事實》和《黑白傳》，其中内容對董其昌其人極盡诽謗、诋毀之能事，而董其昌的個人形象也就此一落千丈，及至後世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孫炜的新著《董其昌傳》是一部關于董其昌的全景式傳記作品，作者通過多年的考證與研究，對董其昌進行了全方位的描摹與多角度的解讀，以大量史實厘清了蒙在董其昌身上的層層迷霧，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還原了董其昌的個人形象。

深谙禅理的書畫天才，目光如炬的鑒賞大師，善于交易的精明商人，小心翼翼的謹慎官員，貪花好色的晚明士人——集商人的精明，文人的懦弱，官員的油滑于一身，這是孫炜對董其昌的基本定位。作為晚明時期的藝術大師，從一介平民，到位極人臣，董其昌的一生其實更像是一個勵志成功的範例。董其昌出生于貧寒之家，他的父親隻是一位私塾先生，董其昌從小喜歡舞文弄墨，對書畫抱有極大的興趣，年齡不大即以書畫之名享譽家鄉，這讓望子成龍的父親大為失望。父親甚至把客人送來請董其昌題簽的箋紙撕碎，以示懲戒，但即便如此，董其昌依然不改其志，他不僅在書畫藝術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同時也在決定命運的科舉考試中連中三元，終于以殿試二甲第一名的成績考取進士，成功步入仕途，青雲直上，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進而開啟了他頗富傳奇色彩的生命曆程。

孫炜寫《董其昌傳》，首先是将董其昌置于時代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的。正像孫炜所說的那樣，時當晚明，既是最好的時代，又是最壞的時代：在文化方面，程朱理學漸趨式微，王陽明的“心學”得到廣泛的傳播，追求人格的獨立和身心的自由成為士人生活的目标；在經濟方面，商品經濟日漸繁榮，市民階層逐漸崛起，為董其昌的書畫進入市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與經濟和文化相對應的，則是晚明政治的污濁與混亂，貪腐成風，黨争激烈，身處其中，稍有不慎，就會大禍臨頭。董其昌居然身曆四朝而不敗，成為那個險惡朝廷中為數不多的全身而退者，其處世之謹慎不難想見，他曾經在《舉業蓓蕾》中說過：“若要做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若遊九天，眼界大，局面大，一切厚我薄我，順我逆我等狀，盡行容納，不著相色，是何等度量！”不妨視作董其昌一生為人處世之行狀。

董其昌平生最為人诟病之處，就是他逞威作福、橫行鄉裡的豪強嘴臉——據《民抄董宦事實》所雲，董其昌之子董祖常看上了秀才陸兆芳家的使女，欲買為妾，被陸家拒絕。後董祖常派人強搶陸家使女，此事被說書人寫成《黑白傳》流布民間。董家懷疑是生員範昶所為，于是誣指、逼死範昶，并辱毆範婦，終于激起民變，一夜之間，董家數百間豪華宅第被憤怒的鄉民付之一炬，董其昌及其家人逾垣而逃，才幸免于難。孫炜以大量史料再現了“民抄董宦”的細節，進而指出，董其昌富甲一方是事實，他也的确負有教子不嚴的責任，但他本人平素并無劣迹，民變本身乃是“以耳伺耳，以目伺目，憤激成仇”的結果，其實質乃是明末整個社會各階層不滿情緒的積累和爆發——“民抄董宦”隻是一個導火索，從中暴露出的實是晚明時期深刻的階級對立和社會沖突，可謂一語中的。

毫無疑問，董其昌是晚明時期屈指可數的書畫大師，同時也是那個時代古書畫鑒定方法和技術方面的集大成者。董其昌靠賣書鬻畫，名利雙收，賺得缽滿盆滿，他也的确做過一些諸如代筆、以假充真之類令人反感的事情。但總體來說，在晚明特定的時代環境中，董其昌遊離于官場與藝壇之間，從不做太出格的事情——他是丹青妙手，也是循規蹈矩的官員；他是風月中人，也是經驗老到的商賈。孫炜既充分肯定了董其昌之于藝術史的貢獻——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很難做到這一點，孫炜同時也認為，董其昌的一生象征着晚明士人與朝廷逐漸背離的過程，他固然與世無争，卻也于事無補，當他邁着優裕的步子走完華麗的一生時，大明王朝也行将落幕了。（王淼）

來源： 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