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是公認的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對于20世紀西方哲學以及人文科學諸領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20世紀所有的哲學家中，海德格爾對技術的反思無疑是最深刻的。
1946年，在《形而上學之克服》裡，海德格爾提出，人類的計算和規劃戰勝了所有的動物性，人成為最重要的原料，終有一天，我們将建造期人類繁殖工廠，按需要有計劃地控制男人和女人的生育。
1953年，海德格爾說，人制造自己，加工自己的時代，馬上到來了。同年，在《科學與沉思》中他寫道，科學已經發展出一種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權力，并且正在把這種權力最終覆寫于整個地球上……現在我們要的太多，已經忘記了“不要”對人類同樣重要。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大行其道的今天看起來，這些看法無疑是深刻的。
改革開放已40年，回望過去，漢語學界請來過諸多西方哲人，其中的多數人在被我們熱情禮遇一番後，就逐漸冷落直至遺忘。但是，海德格爾是為數不多的例外之一，正如著名哲學家劉小楓說的，“對這位德國哲人，我們至今熱愛如初。” 可以說，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最大的三個哲學家之一。第一個是馬克思，第二個尼采，第三個就是海德格爾。
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整個國際學術界，海德格爾名聲也堪稱整個哲學史上少有的。他的名聲大到什麼地步呢？海德格爾是1976年去世的，有關于海德格爾的研究文獻數量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名。柏拉圖2000多年前的哲學家，康德是300年前的哲學家，還有馬克思在社會主義國家那麼大的影響力，但是現在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哲學家研究的文獻都不如對海德格爾的多。
讀者對海德格爾的熱愛對中國學界來說意味着什麼？這個問題關乎中國的未來讀書人的心性品質。
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大學哲學系受命編譯《存在主義哲學》文集，其中就有熊偉先生對海德格爾著述的首次中譯。但是那個年代，偌大的中國沒有人會去讀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到了中國等于沒到。要等到改革開放時期，海德格爾随即受到關注。但是，為什麼他會持續受到關注，這并不容易解釋。
薩特
拿薩特作一個對比。1986年底，北京三聯書店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推出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中譯本，次年年底推出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存在與時間》發行了7萬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發行了10萬冊，一時洛陽紙貴。但如今還有誰在讀薩特？哲學家劉小楓幽默地形容“薩特逐漸被冷落，隻好怏怏而回，而海德格爾，我們真心誠意打掃自己的房間，甚至騰出卧室，讓他住下。”因為我們深切地感到，能給中國思想帶來曆史性轉機的西方哲人，非海德格爾莫屬。
究竟是哪些理論秉性讓海德格爾與中國學人如此一見如故？據說，海德格爾的哲學骨子裡太像我們的古代哲學。但也可能，是我們還沒好好認清海德格爾思想中的危險特質？對海德格爾的持續迷戀，是一種“迷人的危險”。
同濟大學孫周興教授認為，海德格爾開創了一種對我們世界的一個新的認識。
20世紀有幾個重要的哲學，一種哲學叫分析哲學，一種哲學叫馬克思主義，一種叫現象學，這是最大的幾種哲學。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19世紀的，分析哲學是19世紀留下來的，隻有現象學是20世紀新的哲學。這種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了解方式。
簡單來說，在現象學看來，任何事物都是互相關聯在一起的，這個想法聽起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很簡單，但是偏偏歐洲人不是這樣想的。整個西方哲學從古典到近代，到20世紀有一個巨大的變化，古典的哲學假定事物的本身是有一個結構的，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意義有一個基本構成。文藝複興以後，把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意義，設定為人這個“主體”賦予它的，一個蘋果，因為人稱呼它“蘋果”，是以它變得有意義，所有事物都是“我”的對象，由“我”賦予它意義，這是近代哲學開始的，這是一種對象性思維。
進入20世紀，海德格爾開始不是這樣想的，他認為，事物的意義，事物的存在，取決于“我”跟事物怎麼發生關系的，我跟事物和事物互相之間的觀念，構成了一個世界，構成一個概念。這是對世界的一種新的了解，也包括了對人的了解，這種了解在20世紀最有力量的是所謂的“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是20世紀最有力量、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潮之一，而海德格爾正是存在主義的集大成者。
現在看來，海德格爾思想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未來”的思考，這種思考是跟技術的思考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他是最深邃的技術批判者，也是未來世界思想的開拓者。我們時代的問題很多，但技術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因為其他問題多半是由現代技術-工業-商業發動起來的，可以說，在這個時代裡誰把握了技術問題，誰就抓住了時代的命脈。把技術問題了解為現代性之核心來加以思索，海德格爾可能是做得最好的。
科技發展到今天，人類對技術問題無比關心，尤其是現在的人工智能、生物技術，使我們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前所未有，甚至有人說我們可以長生不老，不會死掉的，大家聽了也很興奮，興奮以後不知道怎麼辦。
1900年，我們人類的平均壽命是39歲，到現在大概是79歲，已經翻了一翻，再過20年到50年再翻一翻，這應該不是問題。但是你想好多問題出來了。且不說不死，至少我們做到了一點，把壽命延長了1倍，再延長一倍完全有可能。延長一倍的人，已經不再是自然的人了，是另外一種人了。另外，我們活着怎麼辦？我們幹什麼去？我們怎麼打發我們這個無聊漫長的時間？
技術帶給我們的福祉，跟我們對未來的規劃都成為問題，海德格爾對這些問題做了一種哲學的思考，他在1953年的那個報告裡面就說，“人制造自己，加工自己的時代，馬上到來了”。現在回過頭看這個話，海德格爾的思考很深刻。
哲學界普遍開始反思技術問題是從二戰後期開始的，因為大家都沉浸在對原子彈爆炸這樣一個事件的恐慌當中。兩個原子彈在十幾秒鐘之内令20萬人就變成灰燼。正常人無法了解這一點。當時好多人徹底改變了世界觀，好多哲學家開始反思技術的問題。
而海德格爾其實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進入對技術的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中間經曆了二戰，在1946年的《形而上學之克服》裡他提出，計算和規劃戰勝了所有的動物性，人成為最重要的原料，人們終有一天将建造人類繁殖工廠，按需要有計劃地控制男人和女人的生育。1953年在《科學與沉思》中，他寫道，科學已經發展出一種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權力，并且正在把這種權力最終覆寫于整個地球上。
海德格爾後期把現代世界的危機稱為虛無主義。他說的虛無主義不是一個道德的危機，不是說我們的生活喪失了道德基礎，甚至也不是尼采意義上的價值危機，比如說沒有最後的信仰依靠，“上帝死了”等等。他說的虛無主義危機是整個現代文明作為技術時代的危機。因為技術的本質首先是把“存在”變成了某種可認識的對象、可了解的“存在者”，然後是征服和控制它。技術就像電腦的格式化一樣，把所有的一切都格式化了。這樣一來，人的生存世界就沒有了任何神秘性，沒有任何意義的來源。
海德格爾說，在技術時代，諸神為什麼一定會逃走？因為諸神一定要呆在一個人不能觸及的地方。以前我們都覺得月亮上有嫦娥，是以又許多跟月亮相關的詩和藝術，但是現在你清楚地知道月亮就是人可以登上去的一個星球，那樣嫦娥就沒法呆在裡面了。以前希臘人覺得奧林匹亞山上有宙斯和其他諸神，現在人可以輕松得爬上去，諸神自然就不能呆在奧林匹亞山上了。但是海德格爾說，人的生存一定是以某種人不能觸及到的、幽暗的、遮蔽的、不顯露的領域作為前提，并且被它所牽引。這是海德格爾後期一個聽起來比較懸乎的思想，也是他比較接近道家的地方。道家一直認為技術是不能夠通達“道”的。這也是海德格爾後期比較喜歡道家的原因之一。
在最深的層次上，海德格爾後期思想迫使我們思考技術時代人類生存的許多重大問題。因為在技術時代人面臨的不隻是諸神的逃離，而且還有與我們具體生活密切相關的重要倫理道德問題。海德格爾會問我們，是否有一個人類無法把握和控制的領域？他在後期認為，“存在”就是一切思想的源頭，我們要始終對它保持敬畏。存在雖然是我們的思想無法觸及的，但我們的思想本身都來自于它的饋贈。
可以說，20世紀哲學家當中，海德格爾提供了一種對技術最深刻的思考。現在技術哲學越來越受到關注，最近幾年或者未來幾年當中，他這方面的思考，越來越受到我們的關注。
2017年，由特斯拉ceo馬斯克領銜，100多名科學家緻信聯合國，呼籲禁止人工智能武器。但是過了一個多月，五角大樓就宣布在實戰中使用了深度學習和神經網絡系統。很明顯，各個主權國家這方面都要争先恐後，就像上世紀的核競賽一樣，誰先搞出來誰就是老大；在這種情況下，對“技術”的沉思尤其必要。2018年5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提出，應該成立一個由傑出思想家組成的總統委員會，來幫助制定關于人工智能的國家遠景規劃。他說：“如同我不了解技術一樣，人工智能的開發人員對政治和哲學也缺乏了解。從協調人工智能與人文傳統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應該被列在國家議程中的最優先位置。如果我們不盡快開始這項工作，我們很快就會發現起步太遲了。”
海德格爾在1933年到1934年之間，當了弗萊堡大學10個月的校長，其間加入納粹黨，簽了一些檔案，10個月以後因為他的建議得不到納粹教育部認同，就辭去了職務。
同濟大學曾引進過一位德國哲學家彼得· 特拉夫尼，就是他編輯了海德格爾在納粹期間的幾個筆記，叫《黑色筆記》，裡面有四五個地方有反猶表達。讓學界、讓德國人更崩潰的是，二戰以後，海德格爾絲毫沒有為自己的行為道歉、承認錯誤。現在的局面大緻是，法國哲學家們和知識分子在為海德格爾辯護，德國哲學家們都在抨擊海德格爾。試想，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在政治上曾經是一個納粹分子，他的哲學怎麼讓我們相信？有人說海德格爾後期的書有納粹傾向，這樣的斷言可能不準确。哲學是整體的、宏大的思考，政治是局部的。當一個大哲學家在局部的政治問題上犯錯誤的時候，我們怎麼辦？曆史的經驗表明，大哲學家在政治上多半是愚蠢的。我認為要避免用海德格爾的政治錯誤，全盤否定海德格爾的哲學，當然也不能反過來說，海德格爾在政治上沒有問題。
某種程度上，政治不是海德格爾關注的重點，他的思考進入了另一個層面。
至于哲學家的失足或者說道德瑕疵，我們應該有一個曆史性的看法。古典時代的哲學家好多是道德的化身；但是到現代主義興起以後，尼采以後，一些哲學家作為個人在道德上的表現就不怎麼樣了，這裡的背景是宗教的衰落。任何道德，其根源都可以歸結于宗教，在歐洲是基督教，在中國可能是儒教。那麼當宗教淡出後，道德的限制力就越來越弱了。
對于今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運作而言，更重要的是規則而不是道德，道德當然是好的，是必要的，但現在的人類生活可能更需要規則。今天尤其要警惕拿道德主義當幌子的現象，舉起這種幌子，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有時會對個體造成過度傷害。
哲學的論證具有某種暴力性，是要把握生活、把握自我、把握行為；宗教不是這樣的，“你服從我就好了”，适合心思虛弱的人；這種人如果學哲學，是會被哲學傷害的。哲學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它能幫助人們更好地維護和把控精神層面的自己。
如今，當哲學的理念落實到日常生活中，許多人感覺變得像雞湯了。實際上，不是哲學家本身想做雞湯，而是群眾需要雞湯，他們願意用雞湯的方式來閱讀哲學。舉個例子，寫《哲學的慰藉》的英國人阿蘭· 德波頓，這兩年特别熱門，已經在全世界辦了十幾所“人生學校”（school of life）。現在聽哲學課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想找安慰，在尋覓心靈雞湯。我不反對這個，這種心理按摩沒什麼不好的。其實哲學家自己也需要心靈雞湯，我們也需要心理按摩。好的雞湯裡一定是有點哲學成分，現在的問題是太濫了，以至于出現一些神神叨叨的東西，一些“毒雞湯”。
回到海德格爾，他對未來的技術世界，還是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說要“泰然任之”，要let be，首先是不要慌；既要對這個技術世界說yes，同時也要說no。他自己不開車，但坐他夫人開的車。他警告說：現代人“要”得太多，已經不會“不要”了——需要喚起一種“不要”的能力。他引用荷爾德林的詩句，“哪裡有危險，哪裡也生救渡。”我們愈是鄰近于危險，進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的開始閃爍。
他主張我們以更為明亮的眼睛去洞察危險，追問技術，因為救渡乃植根并且發育于技術之本質中。
文章來源《長江日報》2018年9月25日 《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2期、劉小楓《海德格爾與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