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誕生，蔣介石集團敗退台灣，從此，台灣就成為困擾兩岸的一個曆史遺留問題。
本來，英勇的解放軍可以乘勝追擊，像解放海南島那樣一舉解放台灣，但是因北韓戰争爆發，美國又派遣第七艦隊武裝幹涉新中國的解放大業，是以，解放台灣不得不暫時擱置。
在抗美援朝戰争中，中國人民志願軍不負衆望，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美國惱羞成怒，不甘心就這樣輸得顔面掃地，于是又把目光投向了台灣，想以此來牽制新中國。
1954年，美國與蔣介石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宣稱如果台灣遭受進攻，美國将以同盟國的名義出兵，共同保衛台灣。
而且，美國為了更“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出兵，還不遺餘力地遊說蔣介石，希望能形成兩個中國的局面，猶如南北北韓一樣。
不過，蔣介石雖然反動，但還是有基本的民族大義的，他頂住美國人的遊說，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堅決反對獨立。這樣，就給美國在國際輿論上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對蔣介石這種堅持民族大義的做法，大陸也是非常贊賞的，于是，在對台統一方式上，毛主席有了一個新的設想，就是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維護祖國統一，抵制外國侵略幹涉。
1956年，毛主席充分考慮了台灣方面的利益，拿出了非常大的誠意，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綱四目”的新主張，堪稱“一國兩制”的雛形。
有了這個構想後，毛主席還給蔣介石寫了一封情感真摯的親筆信，信中贊揚了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呼籲兩岸捐棄前嫌，為中華民族福祉計，開創第三次國共合作。
另外，毛主席還鄭重邀請蔣介石回大陸參觀考察，與北京方面談判，隻要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其他的細節問題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中央可以給予寶島方面足夠的優惠照顧，總結起來就是“一綱四目”。
其中的“一綱”，就是台灣必須統一于中國。
“四目”包括：第一，台灣統一于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中正；
第二，台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
第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中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
第四，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團結之舉。
不難看出，“一綱四目”與後來的“一國兩制”，是有着密切聯系的。
毛主席寫好信後，需要選擇一位在兩岸都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作為信使，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師章士钊。
章士钊是近代舉足輕重的人物，被蔣介石稱為“國寶”，曾經多次邀請章士钊随他去台灣，都被章士钊婉拒，但也可見章士钊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章士钊當時已經75歲高齡，但當他得知這個任務後，不顧年老體衰，毅然從命，擔當起了這個事關中華民族福祉的重任。
當時，兩岸不能直通，章士钊就帶着毛主席的親筆信，先去了香港，再轉道台灣。但可惜的是，章士钊到達香港後，突然得了重病，不能履行這個使命，隻好委托一位素有愛國情操的《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先生，代替他去台灣，完成這個使命。
蔣介石得知後，立即同意許孝炎赴台，并親自接見了他。
許孝炎去台灣之前，為了安全起見，并沒有說明有毛主席的親筆信，見到蔣介石後，才拿出了這封信。
蔣介石拿過信一看，果然是毛主席那豪放揮灑的字型，不禁感慨萬千，把信仔仔細細看了好幾遍，良久不語，陷入了沉思。
毛主席提出的“一綱四目”，的确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他充分感受到了毛主席的誠意，但對這樣重大的事情，也是不可能随便就做出回應的，是以，蔣介石隻是對許孝炎說了一句：“辛苦你了。”
許孝炎回到香港後，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轉交給了毛主席。
1957年初，蔣介石再次召見許孝炎，請他向北京方面傳話，準備派宋宜山去北京詳談。
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後，宋宜山到達了北京，受到了周總理的親自接見，并再次提出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四項具體條件：
第一，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作和平統一；
第二，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第三，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上司，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上司；
第四，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後來，兩岸又多次溝通，并通過中間人士曹聚仁的奔走，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最終還是因種種原因，功虧一篑，直到蔣介石與毛主席先後去世，也沒能實作這個偉大的目标。
當然，毛主席提出的“一綱四目”，雖然在當時沒有解決台灣問題，但是也為後來的香港、澳門回歸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誕生了著名的“一國兩制”。
（參考資料：《我所親曆的三次國共談判》《黨史縱覽》《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