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有個讓人稱道的優點，就是一旦認定一個主子，就會終生追随，矢志不渝，奉獻個人的全部，極為忠誠。
甚至在他死後，會主動殉命，随主公一起結束他們相守的時代。
特别是與之有恩的，如明治時期的“戰神”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薨後，夫妻雙雙殉主。
西鄉隆盛的恩主齊彬，被人陷害英年早逝後，西鄉的目标瞬間錯亂，未及調整就被幕府追捕，走投無路之下跳海自盡。
被救起後，他在偏僻的小島中隐姓埋名，與農民和孩子打成一片，平靜地生活了3年。
這期間，他已經放棄輕生念頭，轉而繼承主公遺志，發誓為主公報仇雪恨，畢一生之功，實作齊彬未竟之志：武裝倒幕。
對薩摩藩來說，新任藩主要想保持雄藩實力，仍需這些忠誠的武士為他們流血賣命。
是以，在幕府發動的安政大獄風波之後，新任藩主忠義，向這些騷動不安，欲意複仇的武士們，秘密下了一紙“親谕書”，表揚他們忠誠的同時，令他們繼承齊彬遺志，忠勤輔佐新任藩主。
藩主直接向下級武士下“親谕書”，這在過去是少見的，薩摩藩武士大緻分10個階層，尊卑等級壁壘分明，有的低等武士，一生沒有接近藩主的機會。
是以，新任藩主這一招，立時感動了這些武士，他們受寵若驚，自願結成“誠忠組”，效忠藩政，鋤奸倒幕，變革國家大政。
誠忠組49名成員，包括西鄉三兄弟、大久保利通、有馬新七等志士，後來都在明治維新中立下汗馬功勞，成為新政府的創始者。
其實，此時的薩摩藩，正在醞釀一番大動作。
薩摩藩的新藩主，依齊彬遺囑，是忠義，但實際大權，卻掌握在他的父親久光手中。
前文我說過，久光是齊彬的競争對手，兩人同父異母，久光的母親下毒毒死齊彬後，久光理應成為新藩主，可這齊彬在死前，仍然斷了他這個念頭。
齊彬在斷氣前，把久光叫到身邊，不由他分說，以藩主之令對後事進行了安排：
1，令久光19歲的長子忠義，作為自己8歲女兒的丈夫，入贅自己家，繼承家業；
2，将自己僅10個月的兒子哲丸，立為忠義的世子。
這樣接木架橋，自己年幼的兒子，可在長大成人之後，繼承家業成藩主。
齊彬的安排，讓久光很不爽，自己陪跑多年，耗死藩主了卻仍然得不到王位，這樣的遺囑，他不肯答應。
但齊彬說，這是無奈之舉，如果你久光繼任，追随我的士族們，會起事内鬥，最終導緻薩摩藩分裂自殒。
久光無奈，隻得接受這個不痛快，咬牙咽下齊彬抛給他的最後一口苦水。
不過，事情雖然照齊彬的做了，但實際上卻沒有按齊彬的發展，忠義繼任藩主後，大權實際上控制在其父久光手中。
這樣的事例，不禁讓人想起慈禧。
人類對權力的貪戀，是阻止文明、自我毀滅的愚蠢之舉。它讓陰謀得逞、腐敗橫行、内鬥不止，枉顧現實潮流而一心紮在自己的小圈圈裡争權奪利，其借口是當主年幼，自己不得不出面主持局面，實際上自己處心積慮蓄謀多年，終于達到目的。
說得仿佛離開自己國将不國，實際上沒有自己，世界或許改變得更為闊利。
久光不具備駕馭一國的才幹和智慧，陰謀篡權更乏人氣，這就為城府極深的能臣留下操作空間。
其繼任後不久，大久保利通就投其所好，一步步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擇機進言，讓西鄉隆盛複出。
大久保說出了理由一二三，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隻有他，能夠調和薩摩舊武士和藩外支援者，所謂整合“舊派”和“革新派”，為我所用。
1862年2月，西鄉從奄美大島複歸鹿兒島，改名為“大島三右衛門”，官複原職，任“徒目付”“鳥預”“庭方役”。
這些職務名稱，中國人看了費解，我們不必深究溯源解釋，隻需知道是聯絡上下内外的特情負責人即可。
應該說，此時的久光和西鄉，都沒有做好深度合作的準備，既無溝通又無感情基礎。
尤其西鄉，他奔着齊彬的遺志而來，對久光這個齊彬的對立派，沒有半點好感，遑論忠誠。
久光也是，要不是大久保利通把他說成一朵花，他才不會啟用這個先前藩主的“奴才”。
結果，兩人一對話就感覺極為不爽。
久光欲意帶兵進京，趁着幕府衰敗、公武合體之際，以薩摩實力主導幕政，攫取更大的權力，登上中央舞台。
西鄉一聽就否了，說上沒有幕府閣老内應，外沒有各方諸侯呼應，很難成事。并反問久光，如果幕府與洋人勾結起來一同打我們怎麼辦？
據說談話中，西鄉很不客氣，用齊彬時代與當下作了對比，一下戳中久光痛點，西鄉五大三粗，聲音低沉而具有毫不妥協的威懾力，氣得久光牙根癢癢，卻不敢當面斥責他。
話不投機半句多，西鄉隻工作了一天，就借口腳疼回老家溫泉療養了。
西鄉的這段曆史告訴我們，一個人，立于格局，必須要有自己不可被替代的東西，即使變天，對手上位，自己也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資産”。
唯有如此，方得保身。
西鄉複職時，是在1862年，34歲，已經在4年前積累了藩内外不可複制的人氣，掌握了聯絡天下革命志士的機密，是以在新藩主上任，極其缺乏人氣的時代，他得以立即複出。
這，隻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50歲死亡之前，他還有2次複出。其緣由，大抵類似。
——飛春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