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明治維新，我們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倒幕戰争和維新運動，以及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中，如同星辰般耀眼的人傑們。這其中維新三傑最為著稱，也就是：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以及出身薩摩的西鄉隆盛。其中西鄉隆盛無疑是一個沖突的結合體，他曾經為幕府效力，其後又投身于倒幕運動，在明治維新中也有頗多的功績。但也就是這樣一個人，最終離開了他所建立的明治政府，在其故鄉鹿兒島發起了被稱之為“西南戰争”的叛亂。那麼到底西鄉隆盛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一生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1828年1月23日，西鄉隆盛出生于日本的薩摩藩鹿兒島城下的下加治屋町山之口馬場，其父為禦勘定方小頭西鄉九郎隆盛。至于為什麼西鄉隆盛的名字和他父親一樣， 這其實是個誤會，長久以來西鄉隆盛用過好幾個名字比如“隆永”、“武雄”。可在倒幕戰争後西鄉被授予爵位時，他的朋友吉井友實錯把其父之名寫上了，是以西鄉隆盛這個名字就是以廣為人知。西鄉本人也就将錯就錯，改名為西鄉隆盛。當然，這都是後話了。（以下為了省事，皆寫為西鄉隆盛）
1841年行成人禮之後，西鄉隆盛開始了他的仕途，并在1844年擔任了“郡方書役官”，這個職務他幹了十年。也是這個時期他在求學過程中，認識了同為薩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而在他擔任官職期間，郡長因為荒年要求藩政府減免年貢未被準許而辭職，這件事讓西鄉隆盛感觸良多。因為西鄉隆盛長期擔任下層官吏，本人也是落魄的下級武士家庭出身，那他自然是熟知百姓疾苦。也是是以他對幕府的昏庸腐朽感到失望至極，并立志要讓日本做出改革，他本人也将此作為了一生的奮鬥目标。
在開明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上台後，西鄉隆盛組織的“誠忠組”上書建議減輕稅賦，而得到了島津齊彬的認可，西鄉隆盛本人也得到了賞識，并在1854年成為了島津齊彬的親信，随其前往江戶參與藩政（也就是現在的東京）。這個時期的西鄉隆盛未免有些鋒芒畢露，改革方式難免過于激進，是以說在島津齊彬死後，改革就被迫停止。而他本人也因為“安政大獄”的興起而被捕，差點沒被處死。不過後來他很意外的是被薩摩藩流放去了奄美大島，而沒有交給幕府，這樣他也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此後島津齊彬的弟弟島津久光上台，并繼承亡兄島津齊彬的遺志推行幕政改革。為了加強己方勢力，島津久光聽從了大久保利通的建議，在1862年将西鄉隆盛被薩摩藩召回到了鹿兒島，并命其改名為“大島三右衛門”，輔佐島津久光去江戶。按理說西鄉隆盛應該在下關等待指令，然而因為激進派派志士謀劃在京都起事，在形勢危急之下，西鄉隆盛不顧禁令前往面見島津久光，希望能夠平息此事。但此舉卻不幸激怒了島津久光，結果就是西鄉隆盛又一次被送去德之島流放了，而他家的知行地也被沒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而終激進派志士也在寺田屋事件裡損失慘重。
在西鄉隆盛被流放到的日子裡，日本的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薩摩藩開始了以公武合體、幕政改革為目标，于1862年推動文久幕政改革，幕府權利是以有所回升。另一方面，以長州藩為首的激進攘夷派則不甘示弱的展開反擊。因為手頭缺乏人才，是以島津久光又在1864年召回了西鄉隆盛，并被派往了京都掌握薩摩藩在這裡的兵權。此時薩摩藩因為徳川慶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為首的一會桑政權主導了京都的政局，并對試圖參與國政的藩國進行打壓，是以薩摩藩與幕府和朝廷的關系産生間隙。也是這個時候西鄉隆盛意識到，幕府已經是腐朽的存在，必須予以推翻。
不過此時京都内的攘夷派蠢蠢欲動，如果任由其繼續發展，那麼必然造成倒幕派徹底暴露。為了避免這個情況西鄉隆盛斷然聯合了京都的會津藩軍隊在1864年7月的“禁門之變”裡擊敗了長州藩，将長州藩勢力趕出京都。盡管此舉是為了避免過早的發生與幕府的正面沖突，但是長州藩還是因為損失敵對薩摩藩和會津藩，将其稱為“薩奸會賊”。緊随而至的就是京都朝廷下令讨伐長州藩，徳川慶彥亦指令日本西部的21個藩國共同出兵讨伐長州藩，史稱“第一次長州讨伐”。此時奉命擔任征長軍參謀的便是西鄉隆盛，并被授予全權處理讨長事務的權利。
不過西鄉隆盛此時無心消滅薩摩藩，相反接受了勝海舟的建議，決定對長州藩采取緩和政策，并在11月4日與長州藩展開談判。而此前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組成的聯合艦隊為了報複長州藩的攘夷行動而炮轟了下關，并迫使長州藩簽訂了城下之盟。這時的長州藩陷入了内憂外患的局面，迫不得已長州藩隻能同意與幕府議和，并維持表面上的恭順。
如此一來，對長州藩的讨伐也就不了了之。而在這之後，長州藩和薩摩藩的關系有所緩和，西鄉隆盛答應坂本龍馬幫助長州藩購買武器，反之也通過坂本龍馬為薩摩藩購買軍糧。這兩件事成為了日後推翻幕府的主力——“薩長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礎。
此後日本的局勢進一步動蕩，幕府亦在1866年6月對長州藩再度發起了進攻，史稱“第二次長州讨伐”。不過在1866年1月，西鄉隆盛已經代表薩摩藩和長州藩簽訂了“密約六條”，薩長同盟正式形成。是以幕府在讨伐長州藩時，以薩摩藩為首的諸藩采取了不合作的觀望态度，而幕府本身戰力不如長州藩，自然落得了一個戰敗的下場，這就為倒幕運動打下了基礎。再加上7月30日将軍德川家茂在大阪病逝和12月25日支援幕府的孝明天皇在京都駕崩，幕府的統治搖搖欲墜，西鄉隆盛覺得這已經是讨伐幕府的時機了，遂決定采取進一步行動。
在1867年3月25日，西鄉隆盛率領七百名精銳士兵和島津久光一統上京，并與松平春嶽、山内容堂、伊達宗城召開了“四侯會議”。5月，在西鄉隆盛的主導下，與土佐藩締結了象征武裝倒幕的“薩土同盟”。1867年10月14日，在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建議下，将軍德川慶喜向朝廷上書，正式提出大政奉還。但同一日，朝廷卻頒下武力讨伐幕府、會津、桑名的密诏。
10月24日，德川慶喜又上書要求辭去将軍一職。12月9日，朝廷頒布“王政複古大号令”，宣布接受德川慶喜的辭職，廢除幕府，重建立立國家政權；并且在小禦所召開會議，指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
此時德川慶喜反應強烈，與外國使節會談，将外交權保留在了幕府一方，并要求朝廷撤回王政複古的指令，朝廷也因為壓力一度承認德川慶喜仍舊掌握全國權利。不過西鄉隆盛暗自密令薩摩藩在江戶對幕府勢力進行挑釁，遭到挑釁的莊内藩也對江戶的薩摩藩宅邸進行報複。此舉成功挑起了幕府方的怒火，幕府一方遂派兵向京都進發。另一方面，長州藩和薩摩藩也在京都布防迎擊了幕府軍，這也就是1868年1月3日爆發的鳥羽伏見之戰。此戰幕府軍雖然占據優勢兵力，但是卻被薩長聯軍擊敗，由此倒幕戰争也徹底爆發。
勝利後新政府釋出了讨伐德川慶喜的指令，幕府軍與政府軍的戰争徹底爆發。西鄉隆盛也投身到了這場戰争裡，先是擔任東海道先鋒軍薩摩諸隊差引（司令官），後又擔任東征大總督府下參謀，并率領先鋒軍進發。在1868年2月28日，西鄉隆盛率領先鋒軍攻破了東海島要沖箱根，緊接着在靜岡會見了德川慶喜的使者，并提出了“德川安置案七條”。在3月11日，西鄉隆盛率軍抵達江戶城下，在與德川慶喜的談判代表勝海舟談判後，達成了“江戶無血開城”的協定，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江戶。
在1868年5月的上野戰争中，西鄉隆盛擊敗了幕府的殘餘力量“彰義隊”，并回到家鄉鹿兒島修養。此時東北的奧羽越列藩同盟堅持對新政府軍進行頑強抵抗，是以7月23日西鄉隆盛又率軍前往迎戰。不過在他的部隊于8月抵達越後的柏崎時，他接到了他的弟弟西鄉吉二郎戰死的消息。西鄉隆盛此時不得不壓下悲痛，率領政府軍與叛軍交戰，并屢屢獲勝連戰連捷。在取得了這場名為“東北戰争”的勝利後，西鄉隆盛并沒有采取報複行為，而是對降服的叛軍采取了寬大态度，這就讓西鄉隆盛得到了“仁者”的贊譽。
在1869年5月1日，西鄉隆盛為支援箱館戰争而再次出征，但因戰争提早結束而傳回東京。在1869年6月2日，他因功績而被禦賜賞典祿永世2000石。但西鄉隆盛拒絕了留在朝廷為官的指令後，就傳回了家鄉鹿兒島擔任地方官職，并推行了土地改革（這一舉動也是日後大久保利通等人敵視他的原因，他是唯一威脅這些人的存在，因為太進步了）。
然而在1870年2月西鄉隆盛和大山岩等人赴長州藩，檢視奇兵隊脫隊騷亂的情況後，又聽聞薩摩藩志士橫山安武自殺上谏的事情後，西鄉隆盛大受震撼。西鄉隆盛開始擔憂薩摩人染上新政府官吏那些驕奢淫逸的惡習，并開始背離民心，于是派人勸說薩摩出身的軍人和官吏從東京歸鄉親近群眾，遠離惡習。而他本人也在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和西鄉從道的反複勸說下，為了政治改革而出仕為官。
伺候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等人，開始着手政治改革，并設立了“禦親兵”，成為了新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武力後盾。并在1871年7月5日擔任了制度取調會的議長，與大久保利通等人審議了新官制、内閣人事、廢藩置縣等大政方針。而後經過朝議，天皇于14日召集在京的藩知事（舊藩主），公布了廢藩置縣的诏書。後在1871年11月至1873年9月主導留守内閣時期，進行了府縣整合、軍制改革、學制制訂、頒布國立銀行條例、釋出征兵令等措施。可以說為明治維新做出了頗多的貢獻，是維新三傑裡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但此時日本的國内情況并不樂觀，盡管推行了四民平等的政策（也就是士農工商），可此時日本華族和皇族且可以擁有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石的俸祿。而作為小生産者，占全國十分之一人口士族最高卻隻有三百石，最低才五石，士族尚且如此，平民就更别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下，新政府又将原本為了倒幕運動做出功績的士族和民兵組織趕出軍隊，以至于社會出現了不穩定因素。
西鄉隆盛為了給這些人争取一條活路，遂計劃以“征韓論”為幌子，以備戰的名義将士族和民兵組織重新整編入軍隊任職。然而西鄉隆盛的“征韓論”最終還是破産了，他本人也在1873年9月末憤然辭職，連帶有600多名政治家、軍人和官吏一同辭職，史稱“明治六年”政變。此後西鄉隆盛在11月10日傳回了家鄉鹿兒島，因為下野的鹿兒島縣籍軍官和警察相繼歸鄉，縣内無業青年日益增多，西鄉隆盛就設立了私人學校對這些人進行限制。
此時的西鄉隆盛，成為了薩摩藩最後的一名武士，隻能在他的家鄉看着國内的情況不斷惡化，郁悶的過着閑散生活。可随着他的“私學校”勢力日漸增強，許多學生也先後擔任縣内官吏，遠在東京并設立内務省，自任内務卿，開創了被稱為“有司專制”的獨裁政權的大久保利通開始坐立不安。尤其是在1876年因為“廢刀令”而引發多次叛亂之後，大久保利通更是擔憂西鄉隆盛也會造反威脅到他，于是派人前往鹿兒島調查西鄉隆盛，甚至派出中原尚雄準備對其進行刺殺。
這些舉動無疑徹底激怒了西鄉隆盛的“私學校”的學生們，于是便自發的進行反抗。此時西鄉隆盛已經沒有了退路，于是便在1877年2月6日在“私學校”召開大會，決定率軍上京向政府問罪。而西南戰争的戰火也就被徹底點燃，這也成為了西鄉隆盛的最後一戰，亦是他末路的開端。
沒有任何懸念，盡管西鄉隆盛率領的薩摩軍訓練有素，久經沙場，但是大久保利通所派去平叛的政府軍卻有着空前的兵力優勢和物力優勢，西鄉隆盛在這場曆時7個月的西南戰争中最終落敗。在1877年9月24日，西鄉隆盛率領殘部發起了自殺式的進攻，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身負重傷的西鄉隆盛正襟危坐，并指令别府晉介為其介錯人。别府晉介遂舉刀為其介錯，西鄉隆盛就此身亡，享年49周歲（按照日本舊曆法則為51歲）。
西鄉隆盛的死代表了明治維新的進步性徹底消亡，日後的日本徹底由皇族、華族——如大久保利通這樣的人，以及大資産家把持，形成了一個封建軍國主義政體。最終明治維新未能給日本帶來光明的未來，反而使其劃入罪惡的深淵。而西鄉隆盛，這位明治時代最後的武士的消亡，也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悲哀。盡管日後，日本政府恢複了西鄉隆盛的名譽，可這一切都已經無助于改變日本的現狀了。明治維新的初衷也随着這位最後的武士，一并消亡了。
參考文獻：《最後的武士——西鄉隆盛的人生王道》
《西鄉隆盛全集》
《日本明治維新》
《日本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