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有个让人称道的优点，就是一旦认定一个主子，就会终生追随，矢志不渝，奉献个人的全部，极为忠诚。
甚至在他死后，会主动殉命，随主公一起结束他们相守的时代。
特别是与之有恩的，如明治时期的“战神”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薨后，夫妻双双殉主。
西乡隆盛的恩主齐彬，被人陷害英年早逝后，西乡的目标瞬间错乱，未及调整就被幕府追捕，走投无路之下跳海自尽。
被救起后，他在偏僻的小岛中隐姓埋名，与农民和孩子打成一片，平静地生活了3年。
这期间，他已经放弃轻生念头，转而继承主公遗志，发誓为主公报仇雪恨，毕一生之功，实现齐彬未竟之志：武装倒幕。
对萨摩藩来说，新任藩主要想保持雄藩实力，仍需这些忠诚的武士为他们流血卖命。
所以，在幕府发动的安政大狱风波之后，新任藩主忠义，向这些骚动不安，欲意复仇的武士们，秘密下了一纸“亲谕书”，表扬他们忠诚的同时，令他们继承齐彬遗志，忠勤辅佐新任藩主。
藩主直接向下级武士下“亲谕书”，这在过去是少见的，萨摩藩武士大致分10个阶层，尊卑等级壁垒分明，有的低等武士，一生没有接近藩主的机会。
所以，新任藩主这一招，立时感动了这些武士，他们受宠若惊，自愿结成“诚忠组”，效忠藩政，锄奸倒幕，变革国家大政。
诚忠组49名成员，包括西乡三兄弟、大久保利通、有马新七等志士，后来都在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新政府的奠基人。
其实，此时的萨摩藩，正在酝酿一番大动作。
萨摩藩的新藩主，依齐彬遗嘱，是忠义，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他的父亲久光手中。
前文我说过，久光是齐彬的竞争对手，两人同父异母，久光的母亲下毒毒死齐彬后，久光理应成为新藩主，可这齐彬在死前，仍然断了他这个念头。
齐彬在断气前，把久光叫到身边，不由他分说，以藩主之令对后事进行了安排：
1，令久光19岁的长子忠义，作为自己8岁女儿的丈夫，入赘自己家，继承家业；
2，将自己仅10个月的儿子哲丸，立为忠义的世子。
这样接木架桥，自己年幼的儿子，可在长大成人之后，继承家业成藩主。
齐彬的安排，让久光很不爽，自己陪跑多年，耗死藩主了却仍然得不到王位，这样的遗嘱，他不肯答应。
但齐彬说，这是无奈之举，如果你久光继任，追随我的士族们，会起事内斗，最终导致萨摩藩分裂自殒。
久光无奈，只得接受这个不痛快，咬牙咽下齐彬抛给他的最后一口苦水。
不过，事情虽然照齐彬的做了，但实际上却没有按齐彬的发展，忠义继任藩主后，大权实际上控制在其父久光手中。
这样的事例，不禁让人想起慈禧。
人类对权力的贪恋，是阻止文明、自我毁灭的愚蠢之举。它让阴谋得逞、腐败横行、内斗不止，枉顾现实潮流而一心扎在自己的小圈圈里争权夺利，其借口是当主年幼，自己不得不出面主持局面，实际上自己处心积虑蓄谋多年，终于达到目的。
说得仿佛离开自己国将不国，实际上没有自己，世界或许改变得更为阔利。
久光不具备驾驭一国的才干和智慧，阴谋篡权更乏人气，这就为城府极深的能臣留下操作空间。
其继任后不久，大久保利通就投其所好，一步步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择机进言，让西乡隆盛复出。
大久保说出了理由一二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他，能够调和萨摩旧武士和藩外支持者，所谓整合“旧派”和“革新派”，为我所用。
1862年2月，西乡从奄美大岛复归鹿儿岛，改名为“大岛三右卫门”，官复原职，任“徒目付”“鸟预”“庭方役”。
这些职务名称，中国人看了费解，我们不必深究溯源解释，只需知道是联络上下内外的特情负责人即可。
应该说，此时的久光和西乡，都没有做好深度合作的准备，既无沟通又无感情基础。
尤其西乡，他奔着齐彬的遗志而来，对久光这个齐彬的对立派，没有半点好感，遑论忠诚。
久光也是，要不是大久保利通把他说成一朵花，他才不会启用这个先前藩主的“奴才”。
结果，两人一对话就感觉极为不爽。
久光欲意带兵进京，趁着幕府衰败、公武合体之际，以萨摩实力主导幕政，攫取更大的权力，登上中央舞台。
西乡一听就否了，说上没有幕府阁老内应，外没有各方诸侯呼应，很难成事。并反问久光，如果幕府与洋人勾结起来一同打我们怎么办？
据说谈话中，西乡很不客气，用齐彬时代与当下作了对比，一下戳中久光痛点，西乡五大三粗，声音低沉而具有毫不妥协的威慑力，气得久光牙根痒痒，却不敢当面斥责他。
话不投机半句多，西乡只工作了一天，就借口脚疼回老家温泉疗养了。
西乡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立于格局，必须要有自己不可被替代的东西，即使变天，对手上位，自己也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资产”。
唯有如此，方得保身。
西乡复职时，是在1862年，34岁，已经在4年前积累了藩内外不可复制的人气，掌握了联络天下革命志士的机密，所以在新藩主上任，极其缺乏人气的时代，他得以立即复出。
这，只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50岁死亡之前，他还有2次复出。其缘由，大抵类似。
——飞春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