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及其意義

作者

：毛勒堂，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6期

[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揚棄以往關于勞動、人以及二者關系思想的基礎上，立足無産階級的根本立場，紮根資本現代性的深刻異化現實，創構了充滿辯證張力的“勞動—人”思想，揭開了勞動與人之間始源性的對象性存在關聯，呈現了勞動與人之間共同生成、彼此形塑、互相創造的辯證存在關系，揭示了勞動對于人之生命的存在以及對于社會曆史所具有的本體論地位。

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破解了思想上關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謎”，發掘了勞動概念的曆史存在論内蘊，彰顯了勞動及其主體的價值光輝，并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實踐提供了深刻的哲學基礎和價值根據。

[關鍵詞]勞動；勞動者；以人民為中心

勞動與人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關系？我們應該怎樣了解和把握勞動與人的本質關聯，進而建構一種合乎人性的勞動與人的關系？這是思想史上不斷引發人們思考且充滿分歧的思想課題，也是當今思想界和學術界不得不面對的理論任務，更是當代社會生活中必須直面的實踐課題。事實上，如何看待人、看待勞動、看待勞動與人的關系，進而科學評價和對待勞動及其主體，是衡量人類社會曆史進步程度的重要名額，也是檢測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更是展現一個執政黨道德高度和先程序度的重要辨別。然而，在思想史或現實社會中，在對勞動與人關系中存在着抽象的認知和負面的價值評價，即“勞動←→人”的看法，集中展現在兩方面：一是基于形而上學的認識論，首先對勞動與人采取了二進制分離的認知，在此基礎上提出諸如“先有人還是先有勞動”，是“人創造勞動還是勞動創造人”的形而上學問題。二是在價值論方面，對人與勞動的價值關系做背離式評價，認為勞動是一種肮髒的活動，是卑微之人的卑賤活動和生命之罪，進而認為真正的人、高貴的人是遠離勞動，與勞動無涉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則在批判揚棄思想史上關于人、勞動以及二者關系思想之基礎上，立足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大衆的根本立場，紮根資本現代性的異化現實，創構了蘊含深刻真理性和具有高度道義性的“勞動—人”思想，即認為勞動與人之間是一種曆史地彼此規定、互相釋義的存在關系，二者之間不僅具有存在論上的一緻性，而且具有價值關系上的一緻性。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不僅破解了關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謎”，而且史無前例地彰顯了勞動的價值光輝和勞動者的社會曆史主體地位，開創了在勞動中求解人之本質的勞動人學，鍛造了在勞動中求解曆史之謎的勞動曆史觀。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産黨擔負着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和實作中華民族複興的曆史重任。這一切都有賴于廣大人民群衆的艱辛勞動付出和積極勞動創造。由此，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成就中國人美好生活的實踐道路上，如何守護勞動者利益、捍衛勞動者主體地位，進而切實有效地尊重勞動創造、激發勞動熱情，便成為一個關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以及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重大課題。在此背景下，深入揭示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深刻闡發其中蘊含的價值旨趣，進而為當代中國實踐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供積極的哲學基礎和價值支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勞動←→人”：在勞動與人關系上的流弊之見

勞動與人的關系，既是思想史上引發人們不斷争議的思想焦點，也是現代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現實課題。如何看待勞動與人的關系，不僅直接關涉對人之本質的切實了解，而且直接關乎對勞動及其主體的價值評估。從思想史角度來看，在勞動與人關系的認知上，存在着認識論上的抽象之解和價值論上的偏頗之見，且對勞動與人關系的認識也經曆了一個從負面評價到正面評價的曆史過程。

關于勞動、人以及二者關系問題的讨論在思想史上早已有之。在古希臘，關于人及其與勞動關系的論述中，亞裡士多德關于“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的著名命題以及與之相應的關于勞動與人關系的思想産生重要影響。亞裡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動物”的命題，是從政治的層面規定人。這一命題意味着人之為人的根本在于其“政治的存在”。是以，對人之本質的揭示和把握，就在于了解亞裡士多德所謂“政治的”之意涵。亞裡士多德所謂“政治的”，即“社會的”“公共的”“與城邦公民相關的”。亞裡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的命題中，既包含了人的公共性、城邦式的存在樣式，也規定了人之為人的根本在于其“城邦公民”屬性。亞裡士多德指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歸屬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個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進而無邦之人或自外于城邦的人，猶如自然的棄物和棋局中的閑子，實質上沒有做人的資格和條件。是以，在亞裡士多德關于“政治人”的話語背景中，隻有那些自由的公民才有資格過城邦的政治生活，而那些擔負低賤的創制活動的廣大底層平民和奴隸沒有資格參與城邦的政治生活，進而被排除在“政治人”的範圍之外。可見，在亞裡士多德看來，勞動與人之間是一種背離式的存在關系，即所謂真正的人（政治人）不從事卑賤的勞動創制活動，而那些擔負着沉重勞動創制活動的人則被排除出人的行列，由此勞動與人之間構成一種消極背離的存在關系。

在中世紀，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人們隻知道一種意識形态即宗教和神學，整個社會生活浸透了濃厚的神學精神，對于勞動、人以及二者的關系的認知和言說，是在宗教神學語境中展開的。在基督教神學世界觀中，包括人在内的世間萬物皆由上帝所創，進而人之為人的本質在于其所具有的“神性”，人生的意義就在于對上帝的無限信仰以及對神意的虔誠領悟。人類始祖亞當、夏娃違背了神意而犯下了原始罪惡，上帝對他們實施了勞動懲戒，勞動是以成為人類背叛上帝和神意而不得不承受的勞累之苦，人類必須汗流浃背地勞作生存，并以此作為自我的救贖之途。是以，“按照基督教的觀點，勞動原初并非自身就是值得贊揚的成就，而是罪的報應和懲罰”，勞動是人背離人之為人本質規定（神性）的辨別，是人違背神意而不得不擔負的沉重勞累和充滿罪惡感的救贖活動。如此可見，在中世紀的社會觀念中，勞動總體上被視為一種充滿罪感、擔負勞累之苦的低賤活動。

至近代，随着思想領域中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開啟、世俗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确立和鞏固，以及與之相應的現代市民社會逐漸發育和成長，理性形而上學在意識形态領域内取代了宗教神學，資本邏輯在世俗經濟生活中逐漸取代了封建的等級權力邏輯，實作了從“宗教人”到“理性人”“經濟人”的重大轉變。由于現代市民社會是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存在基礎，以資本邏輯為其運作機制的社會存在結構，其核心價值取向是獲得更多的物質财富和抽象的交換價值，在現代市民社會中，人的存在、社會的存在乃至整個民族國家的存在皆圍繞如何增加國民财富并進而實作資本增殖的時代軸心。在此過程中，勞動的作用不斷凸顯，地位日漸提升，形象也得到積極改觀，勞動從過去代表低賤消極的存在符号轉變為人的積極存在辨別，并獲得了正面評價。這一切在資産階級思想家關于勞動财富論、勞動價值論、勞動塑造人等思想和觀念中得到了集中表達。在近代資産階級思想家中，洛克較早關注到勞動的價值并闡述了勞動與人之間的緊密關系。洛克認為，每個人對他自己的人身享有排他性的權利，人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人手所進行的工作皆正當地屬于他本人，進而由他勞動所得的财産就歸屬于其本人，“因為，既然勞動是勞動者的無可争議的所有物，那麼對于這一有所增益的東西，除他以外就沒有人能夠享有權利”，“勞動在萬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業上面加上一些東西，這樣它們就成為他的私有的權利了”。洛克進一步指出，正是勞動使一切東西具有不同的價值，而且“在絕大多數的東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歸之于勞動”。是以，在洛克看來，勞動既是價值的來源，也是财産權的根據。而财富和财産是市民社會人們獲得安身立命之所、享有自由平等價值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保障，是以在勞動與人之間建立了積極正面的存在關聯。勞動在現代市民社會所具有的這種突出地位和價值，在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中進一步得到了經濟科學的系統表達。被尊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打破以往重商主義的貨币财富論和重農學派狹隘的農業勞動價值論基礎上，撇開勞動的具體形式，把“勞動一般”作為财富的來源和根據。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進而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由此，斯密在經濟科學層面上揭示了社會财富和商品交換價值的勞動本質，進而突出了勞動的社會意義和價值，指證了勞動在市民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實體地位。黑格爾作為德國古典哲學家中唯一研究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家，首次把勞動提升為一個哲學範疇，并在思辨哲學的範圍内闡述了勞動的性質及其與人的生成關系，進行了多角度揭示：從人與動物的關系方面，黑格爾把勞動視為一種與動物的本能活動具有本質差別的“理性活動”；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黑格爾把勞動看作“陶冶事物”以實作欲望的活動；從人與人的關系方面，黑格爾把勞動看作實作“主奴”之間“互相承認”的活動；從人與自身的關系方面，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自我證明和生成活動過程。可見，黑格爾從哲學層面揭示了勞動的豐富内涵，論證了勞動的意義和地位。但是，黑格爾的哲學在根本上是一種關于“絕對精神”自我外化和自我實作的思辨邏輯演繹體系，其所謂勞動、人及其勞動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不過是“絕對精神”的載體或現象，因而依然是遠離現實的人及其勞動的思辨哲學話語。誠如馬克思所言，黑格爾把人看做自我意識，是以盡管“他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确證的本質”，但他“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

由上述可見，在前現代社會，勞動基本上被規定為一種消極負面的存在，被看作人之低賤和卑微的存在辨別，是人之罪責的救贖活動，進而勞動與人之間是一種背離式的存在關系。及至現代市民社會，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确立和資本增殖的現實需要，勞動的作用和價值逐漸凸顯并得到正面評價和認可。但是這一切都是以私有制為根本前提的，勞動依然被視為實作資本增殖的抽象物料，進而無論是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還是黑格爾的勞動觀念，其實質是給資本及其人格化身即資本家提供了一切，而對真正的勞動及其主體即勞動者則漠不關心，是以在市民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話語中，勞動與人的關系依然是一種外在的背離關系。直到馬克思、恩格斯立足資本現代性的現實語境，基于無産階級的價值立場，通過思辨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揭示以往在勞動與人關系上的形而上學認知偏頗和價值偏見，從後形而上學的存在論視域和無産階級的根本價值立場出發創構了“勞動—人”思想，既破解了關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謎”，又史無前例地在曆史存在論基礎上揭示了勞動及其主體的地位，彰顯了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進而為勞動解放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圖景，開拓了現實道路。

二、“勞動—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勞動與人關系上的曆史存在論規定

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繼承人類曆史上優秀思想基礎上創立的一樣，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也是在批判揚棄以往關于勞動、人以及二者關系的優秀思想基礎上鍛造的，其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德國古典哲學中的人的觀念和勞動觀念、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勞動學說，特别是黑格爾的“精神勞動”思想和費爾巴哈的“自然人”觀念，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确立“勞動—人”思想具有直接的思想資源意義。據德國學者卡爾·洛維特的說法，黑格爾對勞動的集中論述主要展現在“耶拿講演”、《精神現象學》和《法哲學原理》中。在“耶拿講演”中，黑格爾“把勞動的精神特征規定為相對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動’。勞動不是本能，而是一種‘理性活動’，是一種‘精神的方式’”，進而指認了人的勞動之精神屬性。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把勞動規定為人陶冶事物的塑造行動，視勞動為意識的純粹自為存在，進而勞動陶冶事物的過程也是人的自我确證和生成過程。黑格爾認為，勞動陶冶事物的行動和過程“同時就是意識的個别性或意識的純粹自為存在，這種意識現在在勞動中外在化自己，進入到持久的狀态。是以那勞動着的意識便達到了獨立存在為自己本身的直覺”。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延續了“耶拿講演”、《精神現象學》中的勞動思想，闡述了市民社會中勞動在主觀性與客觀性、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間所扮演的“中介”性質。是以，黑格爾的勞動概念充滿能動性、創造性和辯證性内容。但是，黑格爾的哲學是一種以絕對精神作為其端點、底色和歸屬的思辨哲學體系，其把一切存在的本質都歸屬為“絕對精神”，是以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精神勞動”。正因如此，費爾巴哈以自己的新哲學即“感性哲學”實施了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批判與反動，創立了人本學唯物主義，并以“自然人”取代了黑格爾的人即自我意識。但是，費爾巴哈的哲學在本質上是感性直覺的哲學，因而在了解人、了解勞動的時候依然滞留于感性直覺的領域和層面，缺少曆史性原則和對象化活動次元，進而陷入無批判的直覺哲學立場。然而，正是黑格爾哲學中關于人、關于勞動的能動性以及二者辯證關系的思想，以及費爾巴哈關于“自然人”及其感性原理，為馬克思、恩格斯創構“勞動—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事實上，馬克思正是在批判繼承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思想和費爾巴哈感性哲學原理的基礎上，立足資本現代性的現實基礎，通過艱苦的思想努力，鑄造了以感性對象化勞動為核心内容的科學實踐觀，創立了唯物史觀，實作了哲學史上的深刻變革，并在此過程中确立了“勞動—人”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勞動—人”的思想内涵豐富而深刻，包含勞動創造人、人創造勞動，勞動是人的勞動、人是勞動的人，勞動是人的内在根據、人是勞動的現實主體等思想内容，揭示了勞動與人之間在曆史存在論層面上共同生成、彼此形塑、互相創造的辯證關系。

第一，勞動與人共同生成。在勞動與人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關系問題上，人們之間存在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了解路數。有的基于形而上學認識論，首先對人與勞動進行外在的二進制分離，在此基礎上提出諸如“先有人還是先有勞動”“人創造勞動還是勞動創造人”等形而上學問題。針對這種脫離現實、缺失曆史視野的思辨形而上學問題，馬克思給予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認為在勞動與人的關系上存在類似“勞動創造人還是人創造勞動”的問題，本身就是抽象的産物，若放棄了這種脫離現實和曆史的思辨抽象，也就放棄了抽象問題本身。馬克思認為，一旦我們超越思辨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思維方式，立足曆史存在論的哲學視野，就能揭開人與勞動之間始源性的存在關聯。馬克思認為，人之為人的根本并不在于思想史上所謂的“理性”這樣一些超曆史的抽象存在物；相反，人并沒有所謂天生的和一成不變的抽象人性，而是包括人本身的形成發展以及一切人之産物皆為社會曆史活動的結果。而生産勞動既是社會曆史的基礎，又是人差別于動物的最重要、最根本特征。馬克思指出，“勞動是人在外化範圍之内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生成”，因而“整個所謂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是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覺的、無可辯駁的證明”。是以，人是勞動的産物，勞動是人的基礎存在方式，進而在曆史發生學意義上來看，勞動與人之間存在互相生成的曆史過程。馬克思的上述關于勞動與人互相生成的觀點，在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中得到了具體論述。恩格斯認為，幾十萬年以前在地球熱帶某個地方生活着群居的攀樹類人猿，受長期的生活方式影響而逐漸得以直立行走，進而邁出了從猿過渡到人的決定性一步。随着時間的推移，猿的手腳逐漸分工，猿手越來越靈活、越來越多地從事其他活動，手變得自由了。而随着手的發展，能夠簡單使用原始材料搭棚築巢，運用天然工具防禦敵人，由此産生了動物本能式的勞動形式，“正在生成中的人”出現了。後來，随着手的專業化發展，“正在形成中的人”在不斷與外界自然的鬥争以及群居内部互動過程中，逐漸産生了語言，其智力得到發展，能夠更加靈活地運用工具并逐漸能夠制作簡單粗陋的工具，最後實作了從猿到人的轉變。是以，人類生命的生成過程就是人類持續不斷的勞動活動過程，人的産生和人類勞動的形成是同一曆史過程，二者之間在發生學層面具有彼此勾連、共同生成的一緻性。

第二，勞動與人彼此形塑。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勞動與人之間不僅在發生學層面存在互相共生的關系，而且在存在論層面具有互相規定、彼此形塑的曆史存在關系，進而勞動與人之間具有一緻性的存在論關聯。這意味着勞動是什麼樣的，人的生命就是什麼樣的，而人是什麼樣的，也與勞動是什麼樣的相一緻。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深刻論述道，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但是有生命的個人要能夠生存，就首先必須從事滿足自己基本生命需要的物質生産勞動。正是通過物質生産勞動的中介才使有生命的個人形塑和提升為現實的個人，進而實作了對人的曆史的、社會存在論層面的規定，使之具有人之為人的社會本質屬性。是以，我們“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随便别的什麼來差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産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差別開來。人們生産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産着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事實上，物質生産勞動不僅使人與動物差別開來，更重要的是其不斷塑造和改變人的生存樣式和存在面貌，因為“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是以，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産是一緻的——既和他們生産什麼一緻，又和他們怎樣生産一緻。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産的物質條件”。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深刻揭示了生産勞動活動與現實的個人之間具有彼此規定、互相塑造的深刻存在關聯，指證了勞動與人之間互相構造、彼此形塑的對象性存在關系。

第三，勞動與人互相創造。勞動與人之間存在的互相塑造關系，意味着改變了的勞動必将塑造出新的人之存在樣式和存在面貌。同樣，人的進步發展和存在方式的演進，必将引起新的勞動樣式和勞動面貌。事實上，人不是一種命定的存在，而是一種具有能動性、創造性和超越性的存在物，是一種立足當下而面向未來的“能在”的社會存在物。人既在生産勞動中展現自己的生命，又在生産勞動中超越自己的既有存在狀态，進而不斷創造出新的生命存在樣式。對此，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正是人所特有的這種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性質，不僅使得人和動物得以直接相差別，而且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進行生産并把自己的内在尺度運用于對象，同時按照美的規律去構造。“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産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産，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是以，能動性、創造性、超越性是人所具有的存在屬性，人通過勞動實踐改造外部世界、創造對象世界，不僅展現和證明了人的超越存在屬性，而且在這種創造性的勞動活動中人将不斷創新和超越自己原有的生命存在樣式，不斷成就自我生命的躍升和豐富。勞動的創造性表征了人的超越性，人的超越性也最終展現為勞動的創造性，二者之間呈現出一種互相創造和超越的存在關系。而人的需要正是人的超越性和勞動創造性的深層動力。勞動的實質就在于克服和解決人的需要與外在自然之間存在的沖突。在此過程中，人的需要和勞動之間會發生轉化，因為“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則不斷激發人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推動生産工具的發明和勞動方式進步。“勞動的本質在于人的此在對于他自身和世界之每一可能的狀态均具有本質上的超越性”，通過勞動，人成為一種“自為”的超越性存在物，而人的這種自為性存在屬性又使作為人的基礎存在方式的勞動樣式得以不斷革新和演進，進而在勞動與人的此在之間形成曆史的互相創造、辯證超越的存在關系。

概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在勞動與人關系的認識上，摒棄了傳統哲學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對其做了曆史存在論的規定和闡釋，揭示和批判了在勞動與人關系認識上普遍存在的認知偏頗和價值偏見，創構了内涵深刻的“勞動—人”思想，揭示了勞動與人之間共同生成、彼此塑造、互相創造的存在關系。

三、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創構的“勞動—人”思想，瓦解了長期在勞動與人關系上的抽象流俗之見，不僅深入揭示了勞動與人之間始源性的曆史存在論關聯，而且改變了以往人們對于勞動及其主體的價值偏見。這對于破解人之“斯芬克斯之謎”，重建勞動概念的曆史存在論内蘊，重估勞動價值，彰顯勞動者主體地位，進而在新時代中國切實開展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破解了關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謎”。關于人及其本質的問題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思想課題，時常令思想家和哲學家們困惑不已。這或許就是德爾菲神廟上“認識你自己”的箴言所要傳達的深意。盧梭曾感歎道：“在人類所有的各種知識中，對我們最有用但是我們掌握得最少的，是關于人的知識。”是以，關于“人是什麼”“人是誰”的問題被視為人的“斯芬克斯之謎”，并引發了曆史上哲學家和思想家們競相解謎。為了求解這個謎題，不知多少人耗費了腦汁。然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确立曆史唯物主義的“勞動—人”思想以前，這一問題依然未獲科學解決。事實上，在以往關于人的本質的解答中，存在着諸如“政治人”“宗教人”“理性人”“自然人”等不同的闡釋定向和解釋方案。“政治人”的解釋路徑将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為過一種“社會的”“城邦的”生活，進而剝奪了底層平民和奴隸做人的資格。“宗教人”的解釋路徑把人的本質規定為上帝之造物和神意之載體，進而抹殺了人的主體地位和自由意志。“理性人”的解釋路徑将抽象理性視為人的本質規定，進而忽視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存在次元。而“自然人”的解釋路徑則從肉體感受性層面去規定人的本質，缺失了對人的社會存在屬性的關照。誠然，這些關于人之本質的規定和言說，在一定層面上說明了人的存在屬性，但是它們皆以抽象人性論為前提，共同分享了形而上學的哲學基礎，将人的本質視為一種非曆史和超現實的永恒存在物，以抽象主義、本質主義的視野規定和看待人及其本質，試圖在抽象形而上學範圍内一勞永逸地把握關于人的本質及其真理，最終導緻對現實的人及其存在曆史的漠視和遮蔽，造成對人及其生活根基的徹底疏離和根本遺忘。而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傳統哲學的基礎上，反對人具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抽象本質，确立了以物質生産勞動為基礎的哲學世界觀，創立了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的科學，瓦解了籠罩在抽象人學之上的形而上學牢籠，創構了“勞動—人”思想，實作了從抽象人學到勞動人學的深刻變革，并從勞動存在論的原則高度科學解答了關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謎”，澄明了做人的根據及人的存在本質和真理。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發掘了勞動概念的曆史存在論内蘊。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不僅實作了對人之本質的勞動存在論解答，而且揭示了勞動概念所具有的深刻的曆史存在論内涵。誠如前文述及，在現代市民社會之前，“勞動”幾乎是一個否定人、與人疏離的負面價值詞彙。在現代市民社會，盡管勞動的價值和意義逐漸得到認可，但依然停留在國民經濟學的抽象視野中，國民經濟學給資本提供一切，而對市民社會的勞動主體即雇傭勞動者的利益則漠不關心。勞動及其主體不過是實作資本增殖的抽象物料，其存在并沒有自足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相反，勞動及其主體的存在合法性有賴于資本的施舍和認定，其存在價值乃通過對資本增殖的貢獻度予以衡量，進而勞動及其主體僅僅是資本的附屬性存在物，資本對勞動則具有“君臨天下”的神聖霸權。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深刻尖銳的批判和揭露。馬克思指出，由于“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産品的支配權力”，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國民經濟學眼中，勞動者被降格為失去人性的商品，而且是最低賤的商品。是以，“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産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财産提供了一切”，其實質不過是對異化勞動規律的表述，進而是對異化勞動合理性和永恒性的無良辯護！恩格斯同樣批判指出，盡管“勞動是生産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但很少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因為作為一門完整的發财緻富的科學，國民經濟學在其“額角上帶有最令人厭惡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盡管黑格爾把勞動提升為哲學概念，并把勞動與人的生成、存在和發展結合起來加以論述，但是黑格爾哲學在根本上具有的思辨哲學性質，使其關于勞動、勞動與人的生存關聯的言說，最終依然滞留于抽象的形而上學窠臼，其勞動概念本質上依然隻是對現實的感性勞動之抽象的、思辨的、邏輯的表達。而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将勞動視為人的基礎性存在方式和本質活動，揭示了勞動與人之間始源性的感性存在關聯，指證了勞動作為人的基本生命存在形式以及人在勞動中自為生成的存在真理，進而呈現了勞動概念所蘊含的後形而上學視域及其曆史存在論内蘊，超越了以往關于勞動的抽象之解和空疏之見。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彰顯了勞動及其主體的價值光輝。在漫長的人類社會曆史中，由生産力發展水準所決定的舊式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曆史地形成的階級對立、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的分離等原因，廣大勞動者階層長期陷于被壓迫、被統治的存在境況，過着低賤而卑微的生活。而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支配地位，充分運用意識形态的遮蔽功能，将現存的一切永恒化、合理化、神聖化，使勞動低賤、勞動者卑微的思想觀念植入社會人心，緻使在勞動與人的價值關系上長期存在着扭曲和負面的價值評價。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資本現代性的異化處境，有力揭示了資本邏輯統治下雇傭勞動者的深刻異化現實，尖銳批判了現代資産者的财富以雇傭勞動者的貧困和愚昧為代價的不合理現實，提出了揚棄異化勞動、實作勞動解放的崇高價值理想和現實道路。為此，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市民社會的異化勞動本質，進而在對異化勞動的考察和剖析中，深入社會曆史深處，發現了社會曆史的勞動本體根據，找到了打開全部社會曆史之謎的鎖鑰——勞動。由此，馬克思、恩格斯史無前例地闡發了勞動對于現存感性世界的生成、社會曆史的進步以及人類文明的創造等所具有的本體論地位，前所未有地讴歌了勞動者在創造社會财富、變革社會曆史和改造現實世界中所具有的主體地位。對于馬克思一反傳統地贊美勞動和勞動者這一現象，漢娜·阿倫特有一個中肯的評論：“馬克思學說真正反傳統的倒是一個未曾有的側面，即對勞動的贊美。它卻是自從哲學發轫以來經常遭到蔑視的，被認為沒有必要特意去了解、解釋那種不中用的人及其營生活動（activity），也沒有必要重新評價被輕視的勞工階級和勞動。馬克思是19世紀唯一的使用哲學用語真摯地叙說了19世紀的重要事件——勞動的解放的思想家。今天，馬克思思想的影響極大，也是因為這個事實。”如此可見，在哲學思想史上，馬克思、恩格斯以艱苦的思想努力和崇高的道德情懷，破除了籠罩在勞動及其主體之上的意識形态迷霧和價值偏見，揭示了勞動及其主體的本真地位和存在意義，彰顯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光輝，凸顯了勞動者的曆史主體地位。“勞動—人”意味着，勞動與人之間是彼此一體化的存在，人之為人在于憑借勞動而生存、通過勞動而發展，進而不勞動的人、不依靠勞動生活的人，無疑是要被鄙視的社會寄生蟲。今天，面對勞動價值失落、勞動認同危機、勞動者主體地位不彰的社會情勢，發掘和闡發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人”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示和價值警示。

第四，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實踐提供了哲學基礎和價值根據。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産階級的自我意識和利益表達，在其出場、發展和豐富深化的每一個階段，都切實回應了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思想訴求，廣泛赢得了勞動大衆的認同與守護。馬克思主義之是以能夠深入大衆之心、引領大衆之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破除了以往抹殺勞動價值、無視勞動者利益、漠視勞動大衆主體地位的意識形态謊言和偏見，以真理的力量和崇高的價值擔當，深入社會曆史深處，破天荒地揭開了社會曆史的物質生産勞動之本質，發現了生産勞動對于社會曆史所具有的本體論地位，揭示了勞動大衆才是社會曆史的真正主體之真相，進而提出必須依靠勞動大衆推動社會變革和曆史發展，并要求以人民大衆的根本利益作為衡量社會發展和曆史進步的核心尺度，開創了以勞動和勞動者利益為根本的群衆史觀，驅除了以往在曆史觀上占統治地位的英雄史觀，實作了曆史觀上的深刻變革。群衆史觀的創立和人民主體論的确立，徹底改變了長期存在的勞動價值晦暗不明、勞動者主體地位隐而不彰的狀況，史無前例地突出了勞動及其主體的存在價值和社會地位，進而要求在實踐中切實貫徹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發展依靠勞動大衆、發展為了勞動人民的群衆路線和人民立場。當代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意味着新的曆史方位、新的時代挑戰和新的發展要求。然而，無論是對時代任務的破解，還是對時代挑戰的應對，在根本上皆有賴于勞動人民的實踐以及與之相适應的科學理論的指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提出要着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貫徹人民共建、人民共享、人民共富的發展理念。在此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發展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哲學理據和價值支援，因為“勞動—人”思想内在地包含着發展靠勞動、發展為人民的深刻思想和價值旨趣。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人”思想，紮根資本現代性的現實基礎，立足無産階級的價值立場，從唯物史觀的原則高度破除了在勞動、人以及二者關系上存在的各種抽象之解和價值偏見，揭示了勞動與人之間始源性的曆史存在關聯，前所未有地彰顯了勞動和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價值，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發展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哲學基礎和價值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