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世遺 | 戍台名将沈葆桢

來源：《閩都文化》精選本“人物卷”

作者：張英慧

在史書及傳記類著作中，寫作者大都稱船政大臣沈葆桢為大帥為儒将，這是因為在他的一生中曾有兩次帶兵打仗的經曆。

第一次是在1856年春，朝廷任命他擔任江西九江知府。他到任時，該省大部分地方已被太平軍攻占，在清軍手中的僅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形勢極其危急。生死關頭，林普晴作血書求助解危，沈葆桢冒死突圍出去搬兵。夫婦倆拼死抵抗，終于打退了太平軍的進攻，破了城下之圍。接着，沈葆桢又幫助曾國藩、左宗棠操辦軍務籌集糧草，協助曾、左率領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

任職江西八年，沈葆桢帶兵與太平軍打了整整八年的仗，且每一場仗都打得十分漂亮，其行兵布陣運籌帷幄的軍事才能得到極大發揮，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美譽不徑而走，連戎馬倥偬身經百戰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

第二次帶兵打仗，是在他就任船政大臣八年後的1874年5月。日本以3年前“琉球難民被誤殺事件”（又稱牡丹社事件）為借口，悍然發動一場“征番侵台”戰争，意在占領台灣、琉球二地。

日軍在台灣琅橋登陸23天後，資訊滞後行動緩慢的清政府這才慌了神，匆忙降旨授沈葆桢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桢一接聖旨，便肩負起保衛台灣維護民族利益的重要使命。他經過認真、客觀的分析，清醒地認識到，日本之是以還沒強大就敢貿然舉兵侵台，就是因為朝廷上下許多人因循守舊、苟且旦夕以及盲目輕敵夜郎自大所緻。他既反對“一味畏葸，隻圖置身事外，不懼贻患将來”，也反對“一味高談，昭義憤快心，不妨孤注一擲”。他主張憂勤惕後，備戰“自強”。他根據當時形勢，上書朝廷建議“縱橫外交”和“實力備戰”相結合的對日鬥争方針，提出“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四句話十二個字的具體措施。

籌措糧草、調回軍艦、招集兵馬，花了半個多月時間做好了各種準備，1874 年6 月14 日， 沈葆桢率領建立船政局以來建造的15艘艦船，帶着會辦大臣兼福建布政使潘霨以及擅長海、陸戰的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一同來到台灣。

沈葆桢決定“先禮而後兵”。他親拟了一份義正詞嚴的照會，命潘霨帶領台灣知府、台灣兵備道等文武官員去琅橋與侵台日軍、僞“台灣都督”西鄉從道中将進行談判，命日軍無條件退兵。西鄉從道蠻橫嚣張，硬說台灣乃“無主島嶼”誰先占誰就先得。當潘霨等人擺出大量檔案資料證明台灣早就屬于中國領土時，西鄉從道等侵略者又無理取鬧，要求給足出兵費後方可退出台灣。

談判以失敗告終。沈葆桢意識到，要想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複失地，光靠“說理”是行不通的， 必須“靠力”，無論是政治解決還是軍事解決這場“征番伐台”戰争，都必須具有摧毀敵人的軍事力量。可是，台灣陸路防禦極為空虛，能夠作戰的兵力隻有駐台營兵中的1000人和從内地剛調來的1000楚勇。更為可歎的是，千裡台地，百來個港口碼頭，竟無一門可用的火炮。

面對如此空虛的台防，沈葆桢采取的辦法是行動。他下令從廈門調來了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所部和楚勇兩個營，駐守台北、蘇澳等地，尤其守住雞籠煤礦不讓日軍購煤，以阻斷其燃料來源。他請日意格雇來洋匠頭魯富、帛爾陀，外國槍炮師都布阿、拉保德等前來台灣，并立即動工修建安平大炮台以拱衛府城和台防後路安全。接着又在鳳山縣境内修建了東港炮台和旗後炮台，以扼住鳳山外港打狗（今高雄市）的艦船進入港口；還在澎湖快速改築媽宮炮台，新築大城北炮台，兩炮台互為犄角，正好封鎖住省（福建）、台海上交通要道。

與此同時，沈葆桢又急信他的同年好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請求調撥淮軍馳援台灣。李鴻章一接求援信，就指令手下最精銳最先進的銘、武各軍洋槍步隊十三營6500名勇弁，在其統領唐定奎率領下，由徐州、宿遷日夜兼程南下，到瓜州乘輪船援台。沈葆桢還提出借洋債600萬兩購買2 艘鐵甲艦以充實福建水師壯大海軍實力的建議，以及從台灣到廈門、福州鋪設海底、陸上電纜以“通消息”計劃……在沈葆桢運籌帷幄之下，英勇善戰的淮軍陸續到達台灣， 購買鐵甲艦也漸有眉目，整個軍事形勢在向有利我方的方向發展。但沈葆桢仍不敢掉以輕心。考慮到日軍可能會狗急跳牆冒險決戰，他以”揚武”“飛雲”“安瀾””伏波””靖遠””振威” 等六艘軍艦常駐澎湖，確定台防後路安全；又命“福星”号駐台北，“萬年清”駐廈門，“濟安” 駐馬尾以固門戶；“永保””琛航””大雅”等運輪，以及租來的“淩風”、江南制造局支援的“測海”，或用于運送軍火、糧草，或用于台、閩、滬之間傳遞消息軍報。

日軍将士見三倍于己的中方兵力正在迅速集結，海上的封鎖及己方被困于琅橋一隅的局面也已形成，不禁恐慌害怕。加上台灣氣候惡劣瘴毒肆虐，日軍傷、病員數量急驟增加，7月中旬時，就已出現大批病号，醫院裡的護理、醫師、藥劑師亦無不疾病纏身。住院病号每天死亡二三名至四五名不等，後來竟發展到十幾個人一起死亡， 一個月不到竟因病殁560餘人，占入侵兵力的六分之一。大量士兵精神憂郁，厭戰思親情緒到處蔓延。從8月9日起，日軍開始往國内運送病兵， 由原來每天運回100餘名增加到200餘名，總計運回生病的士兵與民工2300多名，而來增援的士兵和民工共2700多名，淨增人數不敷填補死亡、病退人數。

為了擺脫困境，侵台日軍及主帥西鄉從道一面派人回國求援，一面舉行軍事演習，虛張聲勢以鼓舞士氣。沈葆桢依然采取穩打穩紮步步進逼敵占區域的戰法，迫使日軍龜縮到龜仔角一帶不敢露頭。加上戰時組織、訓練出來的以“番”勇為主的“安撫軍”“綏靖軍”等時常出沒山林，以哨為機關分散襲擾敵後，使得日軍草木皆兵聞風喪膽。而勇猛頑強的銘武軍，又趁機沿着海邊不斷地發起淩厲攻勢，使得日軍及西鄉從道疲于奔命，困守愁城。

沈葆桢繼續厚集軍力，準備與日軍一決雌雄。他與日意格、斯恭塞格根據敵我雙方軍備狀況，制定了置敵于死地的作戰方案：集中陸上1.2萬兵力，海上十幾艘兵輪戰艦，聚殲龜縮于琅橋、龜山島的日軍；奪取其幾十艘軍艦與蒸汽運輸船後，由艦隊運送陸軍在琉球島登陸，再以該島為前進基地，用十幾二十艘（包括可捕獲到的日軍五六艘軍艦）上的艦炮，摧毀長崎港，封堵鹿兒島港出海口；陸軍在艦炮火力掩護下奪取海口炮台，保障艦隊沖入鹿兒島灣，全殲泊于那裡的日本艦船，迫使日本與我訂立城下之盟，勝利地結束這場由日本擴張主義者挑起的戰争。

西鄉從道也在緊張地派人回國求援。日方一面大造輿論，擺出欲與中方決一死戰的架勢，一面派出重量級的全權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與清政府展開外交交涉。沈葆桢得到這一情報，便立即給李鴻章寫急信，向總理衙門及皇上呈遞奏折， 指出“倭備日頓，倭情漸怯”，“倭營貌為整暇， 實有不可終日之勢”，“雖勉強支援，決不能久也”。認為“總署能堅與相持，彼自情見勢屈， 若欲速了而遷就之，恐愈遷就愈葛藤矣”。他以堅定的态度上疏：“臣等汲汲于備戰者，非為台灣一戰計，實為海疆全局計，願國家勿惜目前之巨費，以杜後患于未形。彼見我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否則“急欲銷兵，轉成滋蔓”必将後患無窮。

沈葆桢堅決反對妥協、遷就和以羁縻了局的态度，堅定了李鴻章反擊日軍侵台的立場，也增強了首席軍機大臣奕求勝信心。是以，當大久保利通到天津威脅恫吓時，受到李鴻章嚴厲駁斥；上總署敲詐勒索所謂的“退兵費”時，被恭親王爺奕拒絕并訓斥。大久保利通不甘心空手而歸，在美國駐華公使艾忻敏暗中支援下，請出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進行外交斡旋。威妥瑪一方面對總署施加壓力，聲稱如果談判破裂，日中必有一戰，對誰都不利。另一方面又向李鴻章建議開放整個台灣通商，撈取新的商業好處。清政府既不願意聯合歐美列強對日本開刀，又不願意增設雞籠（今基隆）、滬尾、打狗（今高雄）等通商口岸進行全台的商業開放，處于進怕戰争、退恐損害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兩難境地。

關鍵之時，大學士文祥出面，傳達皇上口谕，說正值慈禧皇太後四十歲壽辰，舉國歡慶， 不能讓中日交涉這件事壞了喜慶氣氛；加上威妥瑪威逼恐吓，總署終棄沈葆桢“為海疆全局計” 的意見，竟以“天國上邦”“寬宏大量”的姿态， 提出以10萬白銀作為撫恤費，以40萬兩支付日本在琅橋地區設立建築物的費用了結這場危機。大久保利通開始不同意，但在威妥瑪暗示“已把‘保民義舉’四字寫入條款，就意味着清國承認琉球人屬日本人，琉球王國屬于日本國”，大久保利通這才答應“和解”。10月31日，由總理衙門大臣慶親王奕匡和日本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簽署了《北京專約》，以中國出銀50萬兩換取日本從台灣撤兵。雖然這50萬兩銀子僅是日本出兵台灣總費用的十分之一，但日本頭一次對華發動戰争， 就取得了“不勝而勝”“清國不敗而敗”結局，是以舉國歡慶，迎接大久保利通凱旋。而清政府卻用銀子換來的短暫“祥和”中沉迷不醒。20年後（1894），日本再次發動侵華戰争，強大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一敗塗地，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早就預見養虎遺患結局的沈葆桢，在得知朝廷竟用妥協、讓步的辦法解決台灣危機的消息時，他悲憤、怒恨，但又無法予以阻撓。他隻有懷着複雜、糾結的心情，來到琅橋辦理交接手續。在這裡，他目睹了在台灣上空飄揚了半年之久的日本太陽旗從旗杆上降落，藍龍戲赤珠黃地大清國旗冉冉升起，不由百感交集涕淚湧流。創辦船政，建造軍艦，師夷之技，長纓在手，一場完全可以打赢的反侵略戰争，為何轉眼之間就變成了“不敗而敗”？苦苦思索的他，給出的結論是，光“師夷長技”不夠，還得從思想上、觀念上來一次根本的改造。隻有以自強不息的精神， 樹立起民族的堅魂毅魄，将尚武的英雄血性培育、壯大起來，才能挺直腰杆撐起脊梁骨，頂天立地于神州大地，世界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