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對台軍機洩密案，商人們為了利用輿論的隐權力推動制度保護商人利益，他們不惜在國家危難時刻洩密來提升他們的影響力。
1874年8月2日，紫禁城烏雲密布。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的東暖閣内空氣凝滞。慈禧太後憤怒地将一份報紙丢給恭親王奕?。
奕?戰戰兢兢地接過報紙，當即目瞪口呆。原來7月11日出版的《彙報》将軍機處一份密件全文刊登，内容大緻如下：日本陸軍中将西鄉從道率領日軍已經占了台灣牡丹社（牡丹社為當時台灣一個原住民部落），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戰死。軍機處下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帶兵以巡閱為名，妥善處理台灣“牡丹社事件”。該報不僅全文刊載了清廷對“牡丹社事件”的處理谕令，還刊載了沈葆桢上奏的政策等重要檔案。
“牡丹社事件”令清廷焦頭爛額，而軍機處洩密案則令國際局勢更加波谲雲詭。
鴉片戰争後，美國一直試圖在中國橫插一腳，可是自其南北戰争結束後，美國決定将國際戰略的重心放在東北亞。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埋下了一顆緻命的棋子——李仙得。這位出生于法國，在美國南北戰争中崛起的少壯派将軍，退役後出任美國駐中國廈門領事。他在中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盯緊閩浙地界及周邊的一舉一動。華盛頓方面的戰略意圖相當明顯：台灣孤懸海外，原住民勢力錯綜複雜，又跟琉球、日本一衣帶水，隻要台灣異動，美國人的亞洲政策就能完美實施。
早在1870年，時任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就截獲了閩浙總督英桂調兵的軍事密函，此舉震動了大清朝廷，也令華盛頓方面相當被動，美國總統格蘭特甚至準備将李仙得調任阿根廷大使。而美國鷹派政客、駐日本公使德隆卻力邀李仙得赴日，并圖謀将台灣通過李仙得推薦給明治政府。德隆的如意算盤是：由于李仙得手上有大量的台灣情報，而且曾與原住民部落的多位酋長歃血為盟，隻要日本方面對李仙得掌握的情報動心，那麼日本就将成為美國實施亞洲政策的馬前卒。
1872年10月，德隆非常得意地給華盛頓的國務院寫信，内容如下：“在目前形勢下，我深信已經發現了一個執行我這些計劃的機會，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動幹戈，可以使那個戰争成為把台灣和北韓的莊嚴的領土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列強的國家（指日本）的旗幟下的戰争。”德隆希望格蘭特總統另外派駐阿根廷大使，因為他認為李仙得将會是美國實施亞洲政策的重要執行者。
當時，華盛頓政府将明治政府視為一隻稚嫩的獵犬，這隻“獵犬”有着狂傲的基因，但暫時沒有稱霸的實力。明治維新後，明治功勳們掀起了狂熱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導緻那些寄生在封建土地上的大名、公卿、武士失去了俸祿，于是政府以公債作為補償，試圖将特權階層順利轉變為工商資本家。依靠地方武裝起家的明治勳臣西鄉隆盛開始同情沒落的武士階層，提出日本東亞戰略，實施對外擴張。
以西鄉隆盛為首的一幫明治大佬開始琢磨：到底是攻打北韓，還是攻打台灣。而明治政府認為，北韓隻是大清帝國的屬國，台灣卻歸入了大清帝國的版圖，是以打北韓更容易得手。日本政界擔心，一旦日本出兵北韓，中國為了維護龍興之地東三省的利益，一定會出兵幫助北韓這個屬國，日本擴張的銳氣将受到嚴重打擊，台灣生番錯綜複雜，相反清政府的控制力更薄弱，日軍進兵台灣的勝算更大。美國人聽說日本人要在東北亞擴張，德隆希望華盛頓政府能夠支援自己，讓自己來駕馭日本這隻小獵犬。
1873年，在德隆的安排下，李仙得帶着詳細的台灣情報到了日本，這讓主戰派的明治勳臣副島種臣心花怒放，當即提出：日本如果能夠統治台灣，便由李仙得任總督代表日本行使統治權，并答應給李仙得提供與駐日公使一樣的優待——每年一萬兩千美元的高薪。不久之後，明治政府便授予李仙得“準二等出仕”頭銜，專門襄助副島種臣辦理台灣事務。
副島種臣非常清楚華盛頓政府的算計，決定将計就計，将美國也拖上台灣問題的戰車。1874年3月15日，李仙得發電報與美國政府交涉有關日本雇用美海軍少校卡塞爾和陸軍中尉華森一事，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同意。美國政府的決定足以向世人證明：美國軍方已經預設了日軍進兵台灣。日本還密令李仙得與美軍東印度艦隊聯系，讓軍艦“蒙諾加賽”号艦長康茲承諾，到時會率領美國軍艦尾随日軍軍艦，在日軍軍艦計劃停靠的台灣琅峤灣地區為日軍助威。
令人詫異的是，日本人在美國的幫助下已經決定向台灣進兵了，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州将軍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水師提督羅大春這一幹大員卻沒有向北京朝廷彙報任何情況。奕?決定将日本進兵台灣一事報告給同治皇帝。經過禦前會議的讨論，軍機處立即向李鶴年、文煜、沈葆桢、羅大春、李宗羲、直隸總督李鴻章發出軍事密令，令沈葆桢帶領水師艦隊，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妥善處理生番事宜。軍機處還向福州将軍文煜下達了緊急調兵令。
軍機處下達軍事密令之時，日本明治天皇禦前會議上進行了周密籌劃，制訂了利用日軍攻占台灣南部之機，興兵一萬直取北京，囚禁清帝，令中國十八省瓦解的作戰計劃。北京方面掌握了日方聘請美國進階官員擔任顧問以及軍事指揮官的情報。李鴻章立即向總理衙門推薦了耶魯高才生容闳，建議派容闳攜帶總理衙門的公函，遠赴華盛頓跟美國國會議長理論，希望美國能夠遵循中美友好條約，保持中立，撤回雇傭兵跟軍事指揮官。
當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雙方的計劃進行時，軍機處的軍事密令卻出人意料地悉數曝光。更令北京政府尴尬的是，報紙還将英國使館向總理衙門寫密函告知日本進兵台灣這樣的外交秘密也一股腦兒地刊登了，這立即讓英國陷入被動局面。一時間，國際輿論嘩然，日本方面在台灣更是有恃無恐，血洗台灣，牡丹社等地已經成其囊中之物。
奕?很快就明白了，《彙報》隻是洩密報紙之一，《上海新報》、《華字日報》都刊登了軍機密函。慈禧太後的暴怒令奕?膽戰心驚，這已經是閩浙地區四年之中的第二次軍事洩密了，閩浙政界跟軍界已經毫無秘密可言。奕立即召集軍機處的一幹人馬開軍機會議，軍機大臣們認定，報紙洩密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要徹查軍機洩密案。
以奕為首的軍機處成立了專案組，調查軍事機密到底是從哪裡洩露的。8月2日當天，六百裡密谕從軍機處發出，要求跟洩密案相關的一幹大臣、督撫、将軍，必須在接到調查令第一時間内進行自查，并送出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沈葆桢、李鴻章、文煜、李宗羲、李鶴年、潘蔚等人均為調查的對象。自然，作為當事人的沈葆桢更是成為調查的重點對象。
收到密旨後，沈葆桢“伏讀之下，且感且悚”。報紙到底是怎麼弄到軍機密函的，沈葆桢對此還是雲裡霧裡。但無論是軍機處的密函還是沈葆桢上奏朝廷的報告，都已經洩露了。沈葆桢自知難辭其咎，于是立即向同治皇帝進行了極為誠懇的檢讨，甚至提出：自己甘願接受禦前會議的處理。
同治皇帝收到沈葆桢的報告後，隻是在報告上朱批了一句話：“沈葆桢著交部議處。同時，同治皇帝在一份措辭嚴厲的谕旨中警告官員們，“緻誤機宜，唯涉案将軍、督撫等是問”。同治皇帝決定将查處軍機洩密案擴大化，除了東南官場大範圍追查外，要求兩江總督李宗羲對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谕旨一案，嚴密确查。
李宗羲被吓壞了，《彙報》跟《上海新報》就在自己管轄的範圍之内，身為兩江總督，自己一直沒有給皇帝一個明确的說法，在皇帝眼中就是管轄能力有問題。接到谕旨後，李宗羲立即派員到上海調查。經查，《上海新報》背後是一幫歐美洋人在支援，他們的報道是援引香港《華字日報》。《彙報》是一幫廣東商人創辦的，報道也是援引《華字日報》。不過，《彙報》卻令李宗羲頭大。
《彙報》的股東有唐廷樞、鄭觀應、容闳、徐潤。這些人都是李鴻章在推行改革時的先鋒，尤其是唐廷樞跟容闳兩人，更是李鴻章的左膀右臂。沈葆桢跟李鴻章本是同科，可是在左宗棠北上的時候，左宗棠三顧沈家，力邀丁憂在家的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成了左宗棠鉗制李鴻章的棋子，因而這次事件的背後一定大有文章。
李宗羲很快就給北京寫好了調查報告，他從一開始就強調自己的保密警惕性很高：“凡遇秘密公牍，皆由内署繕辦，卷存内署，不敢稍有洩露。”李宗羲在報告中還說，《上海新報》跟《彙報》的内容均抄自香港《華字日報》，上海這兩家報紙在抄錄的時候都特地注明香港的消息是來自福州，這說明問題出在閩浙軍界和政界身上。
于是，閩浙總督李鶴年派同知文紹榮前往香港密查《華字日報》。文紹榮很快就摸清了《華字日報》的底細。此報于1872年開始獨立發行，是英人所辦英文報紙《德臣報》的中文版，當時的主持者為《德臣報》之主筆陳言，他自幼信奉天主教，中英文俱佳。《華字日報》内容取材不外乎翻譯西報及轉載京報，以及本地新聞而已。
在香港密查期間，文紹榮發現陳言已經離開了香港，他的同僚說他去了福州。可是文紹榮回到福州秘密調查後卻發現，陳言已經到了台灣府。陳言為何去台灣？他跟閩浙政界、軍界何人有勾結？這一切都還是一個謎。李鶴年聽到這個調查結果後立即給沈葆桢去信，希望沈葆桢查證陳言是否就在台灣府，進而調查陳言台灣之行的真實目的。
李鶴年在給同治皇帝的報告為自己開脫，說自己到福州後，所有洋務密件皆由信函往來，不經書吏之手。李鶴年還将文紹榮的秘密調查結果向皇帝進行了詳細彙報，報告中提到：陳言經過福州到了台灣，其台灣之行的真正目的無法确認，現在自己隻能向廣東撫臣問訊，并下令讓台灣道、福州府徹查根究。
沈葆桢接到李鶴年的信函後，立即對陳言進行了詳細調查。令沈葆桢驚訝的是：陳言現在竟然受聘于台灣地方長官黎兆棠。廣東順德人黎兆棠1867年代理台灣道台，與沈葆桢一直私交甚密。在日本進兵台灣問題上，沈葆桢第一個想到的助手就是黎兆棠。因為黎兆棠早年在北京與奕?、文祥等一大幫皇親貴胄關系密切，而且天天跟歐美的駐華使節打交道，對洋人相當了解。在代管台灣期間，黎兆棠跟台灣紳商交往頻繁，洞悉錯綜複雜的生番利益。
經過調查，黎兆棠聽說陳言的英文很好，對洋人的情況很熟，就将其借聘了三個月。黎兆棠堅稱，重要檔案自己在家時從沒有看過，不存在洩露給陳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請陳言到台灣之前，報紙就已經刊登了這份軍機密件。
軍事機密到底是誰洩露給陳言的？
文紹榮在香港秘密調查期間，雖然挖出了《華字日報》的總經理陳言，但遺憾的是，他沒有調查出陳言背後那個龐大的廣東政商網絡。《華字日報》真正的出資人有三位：黃勝、何啟、伍廷芳。《華字日報》在聘請同為廣東人的陳言為總經理的同時，又聘請王韬為《華字日報》主筆。王韬很有才華，在華人跟洋人中的影響力，尤其是同李鴻章身邊的唐廷樞為首的一幹廣東商幫關系密切。1874年6月，唐廷樞他們創辦《彙報》時跟《華字日報》便在内容上進行戰略合作，約定報道内容可以互相摘錄刊登。
曆史總愛開玩笑，誰曾想唐廷樞給李鴻章的一份電報會洩露出有關軍機密案的蛛絲馬迹。1874年5月13日，唐廷樞從上海到天津面見李鴻章。唐廷樞跟李鴻章說，自己當天收到一份日本電報，内容是日本已經從英國商人那裡訂購了兩艘輪船，還托人在上海購買輪船，招募歐美流浪在上海的無賴之徒，打算讓這些人搭乘新購買的輪船赴長崎當雇傭兵。
李鴻章跟唐廷樞詳細地分析了日本興兵局勢，他們認為如果日本真要向北韓發兵，那麼日軍應該在日本西北之對馬島濟渡，不應由西南之長崎征發。李鴻章跟唐廷樞的看法一緻，判斷日本将兵發台灣，因為長崎與台灣東面相對，日本政客們向報刊透露出征伐北韓的虛假消息，意在聲東擊西，麻痹清政府，消解中國備戰之心。
在與唐廷樞一番分析之後，李鴻章立即給同治皇帝寫了一份報告，将日本電報以及台灣形勢向皇帝進行了彙報。他向皇帝建議，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傳達日本軍界的動向。福州軍界跟政界一定要進行軍事和外交籌劃，如果日本兵船開到，福州軍區台灣部隊應第一時間狙擊日軍，給福州以及北京留出更多籌劃時間。
李鴻章的報告以六百裡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開了禦前會議，軍機處、總理衙門的一幹中央上司幹部參加讨論。當天，同治皇帝就向軍機處發出谕旨，令沈葆桢以巡閱之名，帶兵赴台。那時，唐廷樞還在天津，有關李鴻章的彙報，以及5月14日北京禦前會議的内容，他都可以從李鴻章處詳細了解到。更為重要的是，李鴻章跟沈葆桢在書信中反複磋商用輪船招商局船隻運送淮軍入台的事宜。唐廷樞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斷跟沈葆桢讨價還價，自然洞悉沈葆桢赴台的部署。
《華字日報》與《彙報》刊發的報道不僅有5月14日禦前會議讨論的内容，還有沈葆桢防衛台灣的詳細部署，尤其是購買鐵甲船的計劃。李鴻章跟沈葆桢在書信中多次讨論鐵甲船采購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銀行貸款購船的計劃。沈葆桢派出特使赴上海跟英國、德國商人商洽購船。身為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同時身兼多家外資公司董事之職，對洋商的情報了如指掌，李鴻章自然委托其協助沈葆桢所派特使購船。
唐廷樞真的洩露了軍機嗎？
無論是閩浙還是兩江政界跟軍界，沒有任何人将目光投向以唐廷樞為首的廣東商幫。但有一個不争的事實，《彙報》為了跟當時上海報紙老大《申報》争奪話語權，在摘錄了《華字日報》的軍機洩密文章後，在上海一時洛陽紙貴，風頭蓋過《申報》。無論是國内還是國外的政客商人，都将《彙報》視為圭臬，《彙報》成為上海灘了解北京政府的視窗。
廣東商幫創辦《彙報》，一方面是為商人争取話語權，更重要的是通過輿論陣地影響政府。通過輿論的公開透明，讓行政陽光化，政府的信用才得以監督。從以李鴻章為首的漢族武裝集團摸索國有資本改革，到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的民營資本改革，資本成為權力的附庸，商人猶如搖尾乞食的乞丐。軍機洩密案隻是商人的敲山震虎，意在警告北京政府，由商人控制的輿論可以影響政府，甚至引發戰争。
商人們的計劃逐漸變成現實。北京朝廷跟各地督撫也正不斷地通過報刊了解戰争，掌握世界局勢的變化。日本進兵台灣後，皇帝的谕旨、軍機處的密令、總理衙門的報告，以及封疆大吏們的六百裡加急，經常會援引新聞紙的消息。輿論的隐權力開始向中央及地方滲透，進而影響政治、軍事、外交的權力生态系統，最終推動了政治清明的改革，在制度上確定商人的利益。
廣東商幫控制的《彙報》洩露了軍機，這婁子捅得實在太大了。慈禧太後的盛怒、專案組的調查、督撫們的彙報，這些都意味着愛新覺羅王朝已經意識到輿論的力量，一旦這種隐權力無節制地膨脹，那陽光化的監督将會限制皇室的威權，甚至會動搖帝國的體制。皇帝徹查軍機洩密案的真正目的是：通過皇權打壓輿論隐權力。
廣東商幫是幸運的，因為在軍機處成立調查專案組之時，同治皇帝龍馭上賓。奕?忙于同日本人和談，沈葆桢謀劃台灣的海防跟經濟建設，慈禧太後将抓捕陳言的任務下放給兩廣總督。新任的兩廣總督張兆棟擔心一旦抓住陳言，以沈葆桢為首的漢族集團将難逃幹系，甚至會查出廣東商幫的背景李鴻章。張兆棟一直拖延不查，随着沈葆桢調任兩江總督，軍機洩密案不了了之。
作者：李德林
編輯：衛中
*摘自《改革現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