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沒有了，廟沒有了！”
即使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再次提起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時任68軍某師政治部主任的吳明錄，仍舊難以平靜。他幾度哽咽，連一句話都說不完整，摘下眼鏡偷偷抹掉眼淚，充滿了惋惜與不舍。
“百萬大裁軍，當時我們沒有準備，68軍的軍史還沒有寫完，番号就被撤銷了”，這樣殘酷的現實實在讓人難以接受。第68軍是一支功勳卓著的部隊，但在當時它依然成為了被裁撤的對象。
1985年6月4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伸出右手食指輕輕晃動一下，做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決定，将中國人民解放軍由精簡過後的410萬人，再裁軍100萬！
這樣大規模的裁軍活動，在世界軍事史上實屬罕見，這意味着從軍長到戰士，幾乎每個人都面臨着進、退、去、留的問題。大裁軍雖然在情感上有些難以接受，但為了發展經濟、精兵強軍，從國家發展的全局出發，理智上卻必須堅決執行。
然而在當時，除了情感上的不舍，有很多部隊上司還有不滿甚至是不服，制造了相當大的阻力。得知情況後，鄧小平同志言辭強硬的指出，“頭頭不通調頭頭”，誰要成為阻礙裁軍工作的絆腳石，那就索性把他搬開。
為什麼鄧小平堅持要推行百萬大裁軍計劃？軍隊的精簡整編工作又是如何克服阻力順利進行的呢？
軍隊“消腫”一直是鄧小平極為關切的問題。1985年6月4日，鄧小平裁軍一百萬的重大決策正式對外公布，100萬中國軍人的命運由此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這個重大決策讓正處于冷戰中的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盡管冷戰即将結束，但世界仍然籠罩在戰争的陰霾中，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提出的百萬大裁軍計劃，頓時成為各國輿論的焦點。
中國雖然并不是北約或者華約成員國，但由于曆史原因和地緣政治的影響，同樣面臨着諸多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因而，中國不得不維持大規模的軍隊，以防範可能爆發的軍事沖突。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國内對于大規模裁減軍隊員額，一直存在着質疑的聲音。
該不該大裁軍，會不會削減軍隊的戰鬥力？鄧小平同志給出了明确的答案，
在他看來，“消腫”始終是我們軍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腫，就表現在我們指導戰争的能力不高。鄧小平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虛胖子非但打不了仗，真打起仗來就是跑也跑不赢。不論從節省開支考慮，還是從提高軍隊素質出發，都必須消腫。即使戰争到來，不消腫也很難應對。
實質上，軍隊臃腫問題，鄧小平早在1975年就提出了。此後，在軍隊治理方面，先後在1978年、1980年和1982年三次實施了裁減員額的消腫行動。解放軍進行過數次精簡，1982年現役軍人減為423.8萬人，但這個數字，仍然相當于美軍的兩倍。所有人都明白，軍隊還需要一次大手術，才能徹底的脫胎換骨、氣象更新，但具體要裁減多少呢？這又是一個新的難題。
1984年9月30号，就在參加國慶35周年閱兵式的前一天，80歲的鄧小平同志，仍然在為中國的大規模裁軍方案進行着思考。當時在總參謀部軍務部任職的毛鳳鳴，親身參與了裁軍方案的制定。
這一天，毛鳳鳴接到一個電話，讓他立即将制定好的裁軍方案送到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辦公室。當時，通過在部隊内廣泛征求意見，形成了裁軍30萬、50萬和70萬的三種方案，大多認為裁軍50萬最為合适，因而對這一方案做了最詳細的表述。然而，當裁軍整編方案經由楊尚昆副主席送到鄧小平手中，得到的回應卻是，裁軍力度仍然太小。
在鄧小平同志看來，經過中西方的長期對抗後，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國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步伐。當時中國一年的軍費大概在200億，在今天看來絕對數額不算太大，但實際上已經占到了國家财政支出的15%左右。
軍隊必須精簡，而且是大動幹戈、大刀闊斧，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建設，為了促使軍隊順應時代潮流，鄧小平決定盡可能徹底的解決軍隊的臃腫問題。
現有的裁軍方案讓鄧小平感到并不滿意，于是國慶35周年閱兵式結束後僅僅1個月，在鄧小平授意下，由大軍區、軍兵種、三總部等軍政首長參加的軍委座談會在北京京西飯店召開了，大家共同來讨論研究怎樣“消腫”的問題。
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對軍隊進行一次大手術，他提出了一個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裁軍目标——100萬。
100萬的裁軍數量令人吃驚，這将意味着中國人民解放軍又将有四分之一的軍隊人員，要脫下軍裝、離開軍營。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變革，由決策制定到實際施行，面臨着巨大的阻力，要實施這一重大決定并非易事。
裁軍名額如何實行，主要裁減哪些部隊，這些極其複雜而又敏感的話題，觸動着每一個人的神經。對于新一輪裁軍工作可能遇到的阻力，鄧公早有預料，綽号“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始終雷厲風行、堅定不移。
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何正文将軍，作為分管軍務動員工作的總部首長，自始至終組織并參與了軍隊的精簡整編工作，被譽為百萬裁軍的“主刀人”。
兵貴精而不在多，這是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共同的治軍之道。然而，精兵之道，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沒有哪位統帥不贊成“精兵”，但真的執行起來，往往又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精簡整編的具體組織和落實工作的重擔，落在了何正文身上，在幾次裁軍“大手術”中，何正文都扮演着“主刀醫生”的角色。
在整編過程中，大凡涉及被撤、并、降、減的機關，由于直接牽扯到各自大小利益，不可能心悅誠服、一路綠燈。多麼尖銳的意見，多麼尖刻的語言，何正文都得聽、都得看，而且還要有極大的耐心、誠心、熱心去做這些機關和這些人的工作。可以想見，這是多麼費力而不讨好的工作，在推進過程中會面臨多少阻力。
那段時間，何正文副總整天夾着一個大皮包，裡面裝着各種涉及到編制、精簡、統計等方面的檔案。不管走到哪裡，他都成了讓人又敬又畏的人物。說敬，是因為這件事最難辦、最棘手、又最得罪人，誰都知道他肩上的擔子很重；說畏，是由于他有一把黨中央和軍委的“尚方寶劍”，他現在的工作隻有減法，看準了就是一個字——砍！
在所有的問題中，“頭頭”的問題是最集中、最突出，也最棘手的。鄧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的座談會上，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的腫，又主要在高層”，與其說是精“兵”不如說是精“官”，揭開了當時軍隊高層年齡老化的敏感問題。
這些戎馬一生、戰功赫赫的強兵悍将，确實給大裁軍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對于新一輪裁軍，鄧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這次裁軍的最主要對象就是當時的解放軍三總部和各大軍區、軍兵種的機關機關。按照鄧小平的想法，中國人民解放軍三總部機關要帶頭。然而三總部的裁軍工作進行的并不順利。三總部的許多下屬機關，都是由參加革命工作很多年的老紅軍擔任上司，對部隊有着很深的感情。
裁軍工作停滞不前，負責此事的何正文本就感覺十分為難，這下更是愁眉不展。鄧小平在聽聞裁軍行動程序不順後，在電話裡隻說了這樣幾個字，“頭頭不通調頭頭”，隻要把絆腳石搬開了，後續自然會容易許多。雖然隻是簡單的一句話，但我們可以看出，對于軍隊的“消腫”問題，鄧小平表現出了堅定不移的強硬姿态，以非同尋常的氣魄推動着中國軍隊的精兵強軍，裁軍工作得以繼續推進。
除了三總部裁軍引發的風波，軍區合并在當時也引起了震蕩。特别是在西南軍區，究竟是成都并昆明，還是昆明入成都，枝枝節節最終節外又生枝，直到今天還被人津津樂道。醞釀已久的保留昆明軍區、撤銷成都軍區的方案，在兩區撤并定點的最後關頭，改變為撤銷昆明軍區、保留成都軍區，來了個“急轉彎”，有人将其稱為“成昆之變”。
1985年春節前夕，昆明軍區機關和部隊，到處喜氣洋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總政治部主任餘秋裡，專程到雲南看望部隊，向指戰員祝賀春節，祝賀對越作戰的勝利。胡耀邦等上司同志深入前線，親切看望參戰官兵，充分肯定作戰的勝利和昆明軍區部隊全面的建設成績。視察期間，胡耀邦還為昆明軍區揮毫題詞：“國威軍威看西南”。
當時，機關中就已經有保留昆明軍區的傳聞。一些同志認為：
第一，在11個大軍區中，昆明軍區是唯一還在打仗的大機關。幾年來南疆硝煙不斷，軍區處于戰略前方、攻守一線。這是保留昆明軍區最充分的理由。 第二，昆明軍區主要由原第二野戰軍主力第四、第五兵團組成，傳承着二野的血脈，鄧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 第三，胡耀邦為軍區題詞，可能是保留昆明軍區的前兆。
是年4月，全軍各大機關參謀長會議在京召開。一番争論之後，主張把軍區機關設在昆明的意見占了上風。随着情況的逐漸明朗，昆明軍區開始了接收成都軍區機關同志的準備。幾乎所有人都認定，這已經是闆上釘釘的事情了。
時任昆明軍區軍務部部長的郭發仁回憶道，“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到了昆明機場，辦公室主任李永富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有沒有什麼變化，我興奮地說沒有變化”。相比于昆明軍區的喜悅心情，成都軍區的與會人員卻是一片黯然，心情十分的沉重。為并入昆明軍區計劃做準備，成都軍區要求每個人都填寫了未來計劃的表格，給出了離休、退休、轉業、調離和上學5種去向。
到1985年5月底，眼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就要召開，軍區合并的方案也即将宣布，就在這時，意外的變故突然發生了。1985年6月3日，随同上司再次來到北京開會的郭發仁，偶然得到了一個消息。中午吃飯的間隙，何其宗副總長告知他，你們主要上司也不堅持保留了。對于何其宗透露的“不堅持了”四個字，郭發仁意識到了什麼，但他并不敢去多想，隻能靜靜地等待結果。“睡覺起來以後，謝振華政委就來了，他頭一句話就說，‘定了，變了’”。一切陡然生變，已經決定下來，昆明軍區最終要并入成都軍區。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這還要從剛剛隐退的何正文講起。作為曾經的裁軍工作“主刀人”，他對于百萬大裁軍的程序依舊十分關注，當得知成都軍區将要并入昆明軍區的時候，他有些坐不住了。成都軍區所處的位置面對着整個西南，同時又能兼顧雲南、貴州等。出于對國防戰略的斟酌考慮，他認為應該把軍區機關放在戰略縱深和更好協調周邊的成都。何正文以個人名義上書中央軍委，建議保留成都軍區，楊尚昆和鄧小平都采納了他的這個建議。
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的合并方案突然逆轉，昆明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帶着将被撤并的消息飛回了昆明。大家都沒講什麼話，謝振華政委下了飛機以後差點摔倒。被裁的這一年，昆明軍區還擔負着作戰任務，這一突然變故讓所有人始料未及。讓這些戎馬一生的老兵更加難以接受的是，昆明軍區還與鄧小平同志有着緊密的關聯。昆明軍區的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四、第五兵團，即劉鄧大軍的主力部隊。
這樣的軍區被合并，從感情上的确難以接受，但鄧小平決心已定，就如部下所形容形容的那樣，鄧小平講話，就像打出去的子彈，非執行不可。站在更高的決策高度上，鄧小平同志沒有顧慮這是自己的部隊，而是考慮全黨全軍，根據形勢需要，該裁哪一塊就裁哪一塊。聽黨指揮、服從大局才是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
裁軍一百萬，許多人的命運将就此改變。鄧小平裁軍的決心是雷霆萬鈞，關切的目光卻也從未離開過這些默默遠去的背影。
1985年6月14日上午，鄧小平簽署了一份影響到一百萬軍人命運的檔案。這份檔案中記錄了這樣的内容，保留北京、沈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軍區，撤并武漢、福州、昆明、烏魯木齊軍區。按照裁軍100萬的計劃，将有近80萬軍隊幹部和随遷軍屬需要安置。
1984年11月1日中央軍委座談會，年屆八旬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為百萬大裁軍定下了調子。他在會上發表的一番講話，充分表明了對裁軍問題的決心。他說，這是一個得罪人的事情，但我得罪得起！但他緊接着又提出要求，這一次就要搞徹底，得罪也就得罪這一次，不能老得罪。
鄧小平要得罪的是在百萬大裁軍中即将離開部隊的一大批幹部。作為軍隊幹部，軍營是他們事業的沃土，也是他們熱愛的家園，離開部隊自然會有萬般不舍。同時，他們的前途也是渺茫的未知的。
和戰士的複員不同，軍隊幹部轉業，國家需要安排相應級别的工作。而能否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讓60萬軍隊幹部順利轉業，不但關系到裁軍任務的程序，還關系到這些軍隊幹部以及他們家庭未來的生計。
三年之内需要安排近80萬軍隊幹部及随遷軍屬的工作，這樣的龐大的數量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可以稱得上是一項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如何安置在當時退出軍隊的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鄧小平給自己出了道不小的難題。
作為當時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在鄧小平的身上不僅有着無堅不摧的意志，卻也有着愛國愛民的溫情。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國共産黨第二代上司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知道，百萬大裁軍是時代的需要。而作為一位像關愛家人一樣熱愛着祖國和人民的耄耋老人，制定一項影響範圍如此之大、涉及人數如此之多的政策，他的心中自然也不平靜。
直到現在，當年主要負責轉業幹部安置的趙東宛，仍然記得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消腫’比較難的就是安置退下來的幾十萬幹部”。作為一名從軍數十載的老兵，鄧小平對于軍人的特點可謂了如指掌，對于他們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可能面對的困難，也是心中有數。作為頂層設計者，鄧小平早有考慮要解決軍隊轉業人員的專業技能問題。他強調，我們的軍隊要搞得生動活潑一些，既能打仗，又能搞社會主義建設，軍地兩用人才是配合裁軍實行的一項重要政策。
在軍隊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軍轉幹部安置工作終于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各種各樣的軍轉教育訓練也火熱地開展起來。據統計，1985年至1987年間，全國共設立軍轉幹部教育訓練中心60餘個，舉辦軍轉教育訓練班一萬餘次，大部分轉業幹部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許多軍轉幹部在地方的各行各業裡都尋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們也許不能分辨出他們的軍人身份，但曾經的軍旅生涯和從頭來過的創業經曆卻讓他們的人生綻放出格外奪目的光彩。
随着鄧小平輕輕伸出一根手指，百萬大裁軍一聲令下，先後有100萬人脫下軍裝，這一支支戰功卓著的隊伍，這些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獻給祖國和人民的軍人，面對陌生的生活，沒有戰場上死的壯烈和生的呐喊，隻是一個個默默遠去的背影。有人說這是一次從上到下、從裡到外的“立體震蕩”、“全方位波動”，這樣的陣痛是中國發展國民經濟，提高軍隊素養所必須經曆的。在鄧小平的上司下，中國軍隊幹淨、利落、穩妥地完成了這樣一個傷筋動骨的大手術。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然無法知曉，鄧小平在謀劃百萬大裁軍時，他内心的複雜心情與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但我們卻能清晰地感覺到，這位老人對于祖國和人民充滿深情的拳拳赤子之心。當初節約資金、發展經濟是實施百萬大裁軍的一項重要動因，而在經曆過裁軍的陣痛之後，中國經濟的确迎來了高速發展的全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真正要發展，真正要現代化，也需要國家的經濟發展作為支撐。
1985年夏天，當“中國軍隊裁員一百萬”這樣的大字标題和鄧小平同志擎着一根食指的照片，出現在國内外各大媒體的頭版上時，曾經舉世震驚。作為一個曆史事件的标志性畫面，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和成長的精神烙印之一，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中體會到許多許多，比如那暴風雨前的心靈激蕩，比如那壯士斷腕的悲壯行容。當然，還有一位統帥人物的清醒果斷和舉重若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