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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全世界都在引用金庸,大夥都不讀書了嗎?

與暢銷的《蔡康永的說話之道》系列類似,這本情商書也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娓娓道來。這本新書幾乎每篇文章開頭,都有一個固定句式:我有一個朋友,是明星。沒有道出真名實姓的明星朋友都被蔡康永拿來用作案例放進了書裡,而且他也會抛出一些市面上的情商書裡不太見到的說法,比如蔡康永說他從頭到尾沒有寫一般情商書裡頻繁出現的“接納自己”與“跟自己和解”的字眼。

蔡康永:全世界都在引用金庸,大夥都不讀書了嗎?

《蔡康永的情商課》,作者: 蔡康永 ,版本: 博集天卷|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8年11月

“我沒有這兩個概念,我覺得不用接納自己,一直跟自己過不去,挺好的。一直跟自己過不去,就會一直有事做。而且我根本聽不懂什麼叫做和解,我們要跟我們的食欲和解嗎?意思是說你吃完這頓就飽了,這輩子就不再吃了嗎?被别人揍了一頓,然後就原諒對方,然後這叫做和解?我根本不懂這些概念,我覺得你要跟自己擡杠,然後你會沒完沒了的,一直不安心,一直不滿足,我覺得那是活下去的動力,那是我相信的情商。”

蔡康永也說,他不認為沒有情緒就是高情商,他覺得那是僵屍、機器人。“我自己平常碰到沒情緒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好陰森,而不是這個人情商好高。我也不喜歡和一個沒有情緒的人做朋友,你會覺得不安全。”

如果木心在隔壁開課,我可能不會去聽

新京報:想和你聊聊文學,你在烏鎮有偶遇過木心,不知道你們聊了些什麼?

蔡康永:其實沒有聊很久,那是我最有一期一會這種很特别的感覺的一次。我是去烏鎮參加一個典禮,烏鎮當時還沒有成為觀光勝地,是以路邊的店都是隔三家開一家這樣。我就看到橋旁邊坐了一個穿長袍的先生,然後我就想說不可能(是他)吧。

看到是木心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莫非是有人設計來制造這個場景,怎麼可能會是他?當時我就很驚喜,然後就上去自我介紹。

新京報:他知道你是誰嗎?

蔡康永:我不知道他認不認識我,因為我沒有臉問對方知不知道我是誰,這種話也太失禮了,是以我就說很高興見到你。我們的對話就這麼簡單的,我就說,木心老師,你想要拍張照片嗎?然後木心就說等我明年美術館建好了,我們再來拍照。

我就說好,可是我當時心裡面是很明确知道,不會有這張照片。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說這句話,我自己都很驚訝,因為我不是一個會要求和别人合照的人,我當時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一定是覺得要把握機會。那我心裡面想,這真的就是所謂的一期一會。

蔡康永:全世界都在引用金庸,大夥都不讀書了嗎?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孫璞,浙江烏鎮人,著名畫家、作家、詩人。曾旅居美國多年,晚年回到故鄉烏鎮,烏鎮現建有木心美術館 。代表作包括‎《瓊美卡随想錄》《西班牙三棵樹》《文學回憶錄》等。

新京報:從大陸的角度,有一種說法是,文脈斷裂了幾十年,是以木心會火起來,但從一個台灣的角度,你在讀他作品的時候,吸引你的是什麼?感覺在台灣,這樣的人應該不少吧?

蔡康永:沒有。木心的洋氣不是來自于他的故鄉是哪裡。我講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我聽宋冬野的《郭源潮》的時候,我心裡面想到的是木心。

我剛跟你聊天的時候,雖然我沒有明确依據,但我就想到說,這個歌講的是“你我山前沒相見,山後别相逢”。對呀,木心就很像《郭源潮》裡頭的人,就是不知何所來,不知何所終的這麼一号人。是以當時聽到木心過世的時候,我也沒有悲傷。

我覺得他就是消失,憑空出現,憑空消失。當時第一次讀到木心的時候,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一号人物?然後他講福樓拜、莎士比亞和易蔔生的時候,我都不覺得我需要知道他是哪來的人,而且他是個刁鑽的讀者。我都懷疑,如果他的課開在我隔壁,我是不是會願意去聽他,因為讀書的距離感能保持着一個想象的空間,就像别人看我的節目不一定來做我的鄰居是一樣的,這是我對他的感覺。

而且我說實話,我喜歡閱讀跟我的文化背景比較遙遠的人,我覺得我已經活在中文的文化裡面久了。我閱讀的時候,就要盡量讀别的東西。如果你讓我讀一個中文作家跟西班牙作家的小說,我一定優先讀西班牙作家。我就是很不甘心,已經花這麼多年活在中華文化裡面,你閱讀的時候還泡在那裡。

新京報:現在的大陸或台灣作家裡,有沒有讓你比較眼前一亮的?

蔡康永:我覺得在我的閱讀範圍内,沒有這一塊。我剛剛講了,我生活在哪一個氣氛,有時候會希望在閱讀上故意閃開這個氣氛。我覺得木心幾乎是我讀到最接近現在的。當然我讀過賈平凹、蘇童等他們的作品。很奇妙的,我最常引用的無非就是張愛玲或木心,我就很少會去引用王安憶或者是蘇童。在《奇葩說》裡,看到選手們一再引用金庸的時候,我就會問,大夥都不再讀書了嗎?為什麼都在引用金庸?可是金庸真的最好引用,他創造了最多的人物典型。

你看大家現在引用的都是黑旋風李逵,都是賈寶玉,都是令狐沖,就是我們都在古典小說裡,我們最多引用到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就這樣,然後後面就沒有了。常常有駱駝祥子,常有阿q,都是30年代文學裡的人物。後面的小說作者呢?他們的人物沒有進入大家日常生活中的詞彙。

我沒辦法做太粗野的事,卻被那些粗野的人啟蒙

新京報:我看過你有一個文章寫德國名導演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 ,他一邊拍電影一邊做男妓,我在想,如果不是這樣一個有才華的人,你會用一個道德化的眼光去看待他嗎?

蔡康永:我覺得他最有魅力的當然就是這些事情,他有很專業的身份,可是卻以這麼粗野的方式在生活,而且他根本沒有因為這個專業身份被束縛。是以,人是一個妙人,可是電影呢,随着年代過去,現在重新看的時候,可能以前覺得有十部特别好,現在可能剩下兩部是絕對經得起時間一再考驗的。我最近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文字,發現大家還是願意把《恐懼吞噬靈魂》列進片單裡,然後其他的像《四季商人》或者是《柏蒂娜的苦淚》這些就會上上下下,不再那麼確定它們的地位。

蔡康永:全世界都在引用金庸,大夥都不讀書了嗎?

《恐懼吞噬靈魂》(1974)劇照。

我這個禮拜剛好在發瘋地每天看三遍我錯過的這種經典,挺多都是我一邊看書一邊看那個電影,不管是布列松還是戈達爾的電影,我覺得他們曾經在電影史上發揮過震撼力量,啟發了無數拍電影的人。那個時代過去了,現在看了好多被他們啟發的人之後,比如你看《教父》以後,再去看梅爾維爾,你就會覺得是不錯啦,但中間還是空出很多空當,你可以去倒咖啡,可以去看書,沒法讓你那麼專注。

是以我對法斯賓德的感情也是一樣,他是我的啟蒙老師之一,但是我不會一直眷戀地覺得我還需要他。

新京報:我特别喜歡你剛說的“粗野地生活”這個詞,你會覺得這個時代裡,像法斯賓德這樣粗野地活着的人越來越少了嗎?

蔡康永:我猜有啦,可是不在我觸及的範圍之内,因為我不管再怎麼樣,好像都被歸在比較大衆化那一塊,就是我沒有做什麼地下的東西。

新京報:我有看過你寫到《孽子》的時候說,裡面寫到的新公園的那個地下同志世界對你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想這跟你的家庭背景有關系吧?

蔡康永:對,沒機會碰到。我幻想過,如果我活在那個地下世界裡,應該也會活得挺好的,我有那個活下來的素質在。可是呢,好逸惡勞地活在了這個世界裡面,然後不幸的就是節目都在正常的媒體上播出,就符合正常的尺度,稍微越軌一點,但也沒到過分的地步。我們都沒有辦法做太粗野的事情,可是我們被那些粗野的人啟蒙,或者(會問)這樣一個粗野的力量在哪裡?是以我讀唐詩的時候,我就覺得唐朝肯定有非常粗野的、不在乎押韻、不在乎對仗,沒有文學意境的詩人,(但)留不下來啊當時。當時一定有重金屬搖滾派的唐朝詩人,在當時也許有個小衆,紅一下,然後就沒了。是以,是啊,就像你所說的,他們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内,可是我盡量碰觸他們。

可是說實話,我這幾天看電影的時候,有些電影是聖丹斯獨立影展的得獎片,理論上你覺得獨立影展的得獎片應該很粗野吧?結果跑出一些小清新、小甜蜜,就會不耐煩,我就想這也值得嗎?是以比起有種來,還是法斯賓德、戈達爾、赫佐格他們更有力量,拉斯·馮·提爾有的時候還夠瘋狂吧。

新京報:你有帶張國榮去台北新公園,你覺得他有感受到那個地下同志世界的粗野力量嗎?

蔡康永:我不知道,當時就像跟木心的相處一樣,都是非常有距離的相處,那個距離說不定是我自己願意保留的。我覺得你不應該在對方已經形成了一個形象的情況下,想得到更多,你應該珍惜那個形象,是以當時都處于那種若有似無之間。然後他們都表達得仿佛他們想要那個距離感,我就尊重那個距離感,就沒有覺得一定要去搞清楚他在想什麼,而且也沒有遺憾。

大衆不太需要當代藝術

新京報:新書的個人介紹裡面,你有專門提到跟蔡國強一起做過行為藝術,你倆一起做過一個叫“招财平安符”的作品,能簡單講講初衷嗎?

蔡康永:蔡國強跟我很像的一個地方是,他也不甘心待在自己所熟悉的專業範圍之内,是以他做了一個計劃叫“交換(exchange)”,就是他想要跟别人交換身份,然後他用的那個英文字exchange裡也包括了交易,是以我就想說我幫他做一個提案,既照顧到交換,又照顧到交易,我就說我們拿廢棄的鈔票來炸,我們希望損害這個紙币的價值,可是又要借由損害它來增加它的價值。說穿了就是跟最近班克斯把他的畫切了,結果就更厲害一點一樣。他接受了,覺得很好玩,然後我們就上電視購物頻道去賣這個東西,對他來講這是一輩子不會再發生的事情,我也從來沒有上過購物頻道賣東西。我們就照規矩來,購物頻道要求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

蔡康永:全世界都在引用金庸,大夥都不讀書了嗎?

2005年,蔡康永與蔡國強合作的《電視購畫》計劃,作品名字叫“招财平安符”。

然後當時就以超低的價格推出,後來這個案子有一點遺憾,好像是内行知道消息,是以布置了很多電話線。我們當時賣出去的300戶裡面可能有很多落入了内行人的手中,而不是落入我們想要的那些在購物頻道搶購大閘蟹或者是内衣的消費者手中。是以在賣的那一端,我覺得沒有發揮出那種民間生活的感覺,可是在我們買賣的這邊,我們是有想要實作的。

新京報:我覺得當代藝術特别重要的一點是它可以推動産生新的思想,那你覺得台灣大衆關心當代藝術嗎?

蔡康永:我覺得大衆不太需要這個東西。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跟一個朋友吃飯,他是常玉(畫家——記者注)的專家,他跟我說,我覺得現在知道常玉的大概有幾十萬人,我說我認為大概隻有幾千,他說你瘋了嗎?怎麼可能隻有幾千人?

我說那我們現在就來做測驗,他說我絕對打敗你,他就立刻沖到百貨商場電扶梯旁邊去攔截,去問顧客你聽過常玉嗎?問了20人,全部失敗,沒人聽過。然後我說,不要說常玉,連張大千都沒有人知道,他說放屁。服務人員拿咖啡過來,我就問,聽說過張大千嗎?服務人員就說,我馬上去網上查一下,然後朋友就崩潰了。我說張大千、齊白石、畢加索從來都不是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更不要說當代藝術了。

作者:

新京報記者 沈河西

編輯:

走走,寇淮禹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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