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故鄉抓住了我的心 由此至往生
《第一次的離别》以新疆男孩艾薩的生活為線索，講述了他和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凱麗比努爾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對患有疾病的母親的親情。2019年2月17日，《第一次的離别》榮獲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評審團大獎。
一百多年前，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曾在其著述的《古代社會》一書中寫道：塔裡木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搖籃，假如誰找到了曆史老人遺留在塔克拉瑪幹的這把金鑰匙，世界文化的大門就打開了。阿諾德·湯因比也曾說：“如果生命能再來一次，我願意生在塔裡木盆地，因為人類的四大文明都在那裡交彙。”而我有幸生在塔克拉瑪幹腹地、塔裡木盆地的新疆沙雅，它決定了我電影的源頭。胡楊木做成獨木舟，行駛在塔裡木河上，駝鈴聲從塔克拉瑪幹腹地傳出，千年的胡楊樹葉沙沙作響，那是你從未想過的另一種生活，隻在那種河水、沙漠、戈壁、胡楊勾勒的遼闊的原野，才能感到掠過的狂風其中的混沌數學和勃勃生機，我的童年就是從這片土地衍生出來的，它負載着曠野的無序感。
我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的整個童年都在塔克拉瑪幹邊緣的庫木托卡依村莊度過。印象中雨後的海市蜃樓充滿神秘感，我和童年玩伴躺在路邊的紅柳樹下，等待着一輛馬車的到來，路的兩邊開滿了紅柳花，再往遠處是大片果園、棉田和戈壁荒原，空氣中滿是泥土和花果的芬芳。遠遠聽到馬蹄聲，馬車上的維吾爾族老人會喊一聲：“調皮的孩子，讓我的馬兒載你們一程！”寂寞的老人會讓我們數他的胡子到底有多少根，我們認真地數老人的胡子，老人會把筐中的葡萄犒賞給我們。時常也有一群壯年手掌獵鷹騎着馬兒飛馳而過，将我們和塵土抛在身後，那刻我們也暢想着長大騎馬飛馳。現在回想，在我的童年誕生了風般自在的童年，我坐在夜的沙漠上，看夜空中的流星，傾聽着夜的話語及樹的言談，偶爾也坐在父親的自行車後走街串巷地拍照。
相比童年，我的青少年時期是另一種狀态，中學時期我到了縣城上學，現在回想是一段孤獨且不自信的時光，但好在那段時間，閱讀讓我發現了另一個世界。我現在還記得青少年時期，在縣城的圖書館裡發現了三毛全集，發現了塔科夫斯基的《雕刻時光》，發現了張愛玲、艾特馬托夫全集、哈代、魯米、聶魯達等等。文學給了我另一個自由的廣闊世界，它抽象又具象但又如此迷人。我們在國文課堂上吃着五毛錢的燒餅讨論《紅樓夢》，讨論詩歌的意象，也忙着為《沙棗花》文學社選稿，也記得一個同學寫出了自己的詩集，我們都企圖寫出自己的小說，但現在看來我們大都是年少時期自我幻想和模仿的矯揉之作。
大學時期，我有機會坐着綠皮火車去陌生之地，去凝望山川大地，去感受不同的風土人情，或許隻有這樣一尺一尺地貼地而行，才會産生遠方距離和思念，而所有的行走，最終都能幫助自己了解故鄉。成年後再次傳回故鄉，才覺詩意和美是它的核心，我也是後知後覺個體的經驗的珍貴，個人體驗本應該是創作的本能狀态，對導演來說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電影的方法，我開始學着用自己的方法看世界。
電影的獨到之處并不亞于文學，它有各種可能性。我從未經過正式的電影訓練，當我拍《第一次的離别》時，我并未意識到它将會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我隻是依着自身成長經驗尋找童年經曆，恰這段童年的經曆還在當下鮮活地湧動。
從某種意義上《第一次的離别》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視聽語言的規範之作，但它源自于内心的真實表達。拍攝的經曆對我來說是一種對自我的發現，也促使我形成了自己的電影信念，至少對從紀錄片進入影像世界的我來說，作品絕不是産生于自我幻想之中，而是産生于“我”與“世界”相接的地方，它反映了我生活的世界和我的思考。我認為理想的電影是紀實，不是拍攝手法的紀實，是如何真誠地重建立構和講述生活的方式，在我看來這是電影該走的路，正如現實主義沒什麼特别重要的，它的價值來自于我們如何诠釋及表現它。我希望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詩意，能沖破直線邏輯思維的藩籬，再現生活的微妙與幽深、複雜與真谛。
《第一次的離别》的主題和故事是如何産生的？可能的答案是它從所有人的混沌之中誕生，它不是記錄一個完成的思想，而是一個思想的形成，難的是要從現實提供的素材中尋找，想辦法從中理出頭緒來。藝術不是邏輯思維，也無法形成一套行為邏輯，卻能反應信念的某種前提，就像勃洛克所說的：“詩人從混沌中創造了和諧。”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給出了答案。拍《第一次的離别》前我曾花了一年的時間跟蹤拍攝人物，給我最直覺的感受是電影藝術可以借助散落在時光中的任何事實，可以運用生活中的一切，将現實提供的素材組織在時間之中，将現實的時間雕刻在影像中。我曾拍到一段艾薩父親去學校找艾薩的素材，非常動人，人物的行為邏輯、感受、爆發力都非常準确且恰到好處。這些經驗都成為《第一次的離别》的故事情節和表演方式。
現在回想，一年的紀錄片拍攝對《第一次的離别》的誕生尤為重要，以拍紀錄片的方式建構劇本的方式顯得尤為奢侈但也彌足珍貴。電影中無法取代的珍貴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蘊藏在日常的細枝末節裡。觀察生活中的細節，看似樸實平淡的劇情也能成為電影，《第一次的離别》中很多細節和對話都是來自于一年的觀察。比如影片中家族會議的那場戲是基于故事結構的必須的假定性，但最終歸結為生活的真實性和具體的事實。
《第一次的離别》選擇孩童視角來拍攝，是因自身經驗裡有過相似的童年經曆，有共鳴感。更重要的是，孩子有更自由的人生觀，他們的視角是非常直覺的，他們不描寫世界，而是發現世界，他們很少去思考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樣子和聲音，他們毫不注意慣例和傳統，看待問題的方式總是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渾然天成的率真。比如影片中凱麗比努爾的弟弟在我問到“明天考試你緊張嗎”，他回答說：“我才不在乎，考試就是靠運氣。”後來這句話也被用到《第一次的離别》的台詞裡。我很驚訝于他的回答，我也時刻提醒自己面對孩子時，必須抱着比對大人更多的尊重去拍攝。
《第一次的離别》其實不是在拍事，是拍氛圍和情緒，我不關注劇情的跌宕起伏、事件的沖突與始末。我總是對人的内心世界感興趣——對我來說，展現反映由生活、文學、文化所滋養的心靈更為重要。比如凱麗比努爾的父親在棉花地為妻子唱起離婚時寫的那首歌曲，人與人之間的牽絆，不同尋常的情感，營造出令人隐隐作痛的詩意的美感，脆弱溫暖又令人渴望，凱麗媽媽如少女般害羞的臉龐在電影中一閃而過，我總是被這樣的時刻打動。
當我寫下這些時，《第一次的離别》就這樣成為過去，在着手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故鄉迅速而切實地揪住了我的心，自此直到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