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櫻花開”，四月的日本正是滿山櫻花盛開的時節，在這象征盎然春意的櫻花的花季之中，賞櫻花會、以櫻花為主題的創意産品以及與櫻花有關的各種事物構成了四月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重點。
其實要說起來，在日本有廣泛分布的“報春花”還有辛夷（俗稱“紫玉蘭”）和金縷梅等，可是其他花朵都沒能象櫻花這樣長久地，抓住大多數日本人感官與心靈。邀朋呼友，在盛開的櫻花樹下席地而坐，一邊享受美味佳肴，一邊欣賞着美麗花景的賞花活動亦成為了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現象之一。
在日本人的認識當中，櫻花當然毫無疑問的是土生土長的日本花卉，而賞櫻則是自古以來在列島綿延不絕的文化習俗。不過，近來有南韓媒體主張，最受日本人鐘愛的染井吉野的發源地其實是在南韓的濟州島，這引發了日韓兩國媒體之間又一輪激烈的隔空筆戰。
櫻桃樹是一種在北半球的各個地方廣泛分布的植物，其誕生遠早于人類的祖先走出東非大裂谷之前。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日之間圍繞櫻花起源的唇槍舌戰真的是不知該從何談起。
櫻木在植物學上的拉丁學名“prunus serrulata”，是李屬櫻桃種之下的一百多種木本植物的總稱。俗稱為山櫻（hill cherry）或日本櫻（japanese cherry）的櫻木，其本身是一種小型的落葉木，長成之後能夠達到到8至11米的高度。櫻木和我們最常見的食用果樹李樹和桃樹屬于同一個屬。原産于中國和歐洲櫻桃果實甘甜可口，是以被作為果樹栽種。日本山櫻得到果實卻因為過于苦澀而無法食用。盡管如此，或許是花分五瓣、的櫻花特别的符合日本人的審美情趣，亦或因為山櫻恰巧是一種在日本山坡和河邊随處可見的普通植被，總而言之，櫻木在日本是作為觀賞植物受到人們的喜愛的。
不過，單純的自然因素并不足以讓櫻花享有其今日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的地位。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櫻花”，它的源流必須要從日本古代的宮廷文化說起。毫無疑問，日本古代宮廷文化的多數資源源自于我國，尤其是在奈良時代傳入日本列島的盛唐的文化和制度。在日本古人從盛唐汲取到的諸多文化元素當中，上巳節對于賞櫻習俗的産生可謂功不可沒。上巳節即農曆三月初三，乃是先秦時開春祓禊的日子。“祓”意指祓除疾病，清潔身心。“禊”乃修整、淨身之意。上巳春浴的習俗，發源于周代水濱祓禊。《周禮》鄭玄注有雲：“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說的通俗一些，就是人們在三月三日這一天要到河邊沐浴淨身以洗去滿身的“晦氣”。兩晉時，舉行“曲水流觞”這樣的飲宴活動成為了世家大族歡度上巳節的新風尚。奈良時代的日本學習到的正是這種高雅的“曲水之宴”。日本最早的史籍《日本書紀》就有在平城宮中舉行曲水宴的記載。當然這個在飲酒作歌的風雅場所，賞花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節目。隻不過，在奈良時代櫻花還不是崇尚“唐風”的日本皇族和貴族們矚目的對象。從上巳節的日文名稱“桃之節句”可知，當時的日本人推崇是富有中國氣氛的桃花之美。
到了平安時代，日本“國風文化”的興起使得更具本土色彩的櫻花成為了日本宮廷和貴族社會的新寵。嵯峨天皇的賞櫻宴會可算得上是今日所有賞櫻花會的鼻祖了。而他兒子仁明天皇在紫宸殿前替代梅花種植的“左近之櫻”至今仍然是日本櫻花文化最重要的象征之一（現在的這顆櫻樹是在1992年栽種的）。盡管如此，當時的賞櫻花會僅限于皇族和少數貴族的封閉庭院之中，還遠沒有擴散到平民百姓中去。直到15世紀之後，伴随着室町時代日本庶民文化的發展，在開放空間進行的大規模的賞櫻活動應運而生。1598年，太閣豐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的後山舉行的賞櫻大會，與會者有數千之衆，這已經有點類似于今天的賞櫻遊園活動了。
歌川國芳繪 隅田川賞櫻屏風（江戶時期）
進入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供奉曆代将軍神主的上野寬永寺移植原産吉野的山櫻，由此形成了江戶地面上的第一個賞櫻名所。此後，在第八代将軍德川吉宗的努力推廣之下，禦殿山、飛鳥山和隅田川上成為了江戶最負盛名的三大賞櫻名所。庶民群集賞櫻和在櫻樹之下宴飲的習俗也漸漸風行了起來。當時，在賞櫻名所種植的以吉野的野生山櫻為主，不僅生長的時間較長，而且花朵也不是很大。從觀賞的角度來說，這并非是一種理想的品種。是以，人們也曾嘗試使用原産于伊豆半島的大島櫻，也曾經用山櫻和大島櫻嫁接培養出了專門用于賞鑒的品種八重櫻，但這兩各品種在江戶時代都沒能得到推廣。
在幕末和明治之交的1860年代，江戶的染井村以吉野山櫻為母本進行嫁接改良，終于培養出了具有生長迅速、花形美觀和花朵同時盛開這三大特點的櫻花名品“染井吉野”。 “染井吉野”在五年之内便可以長到10米左右，相比之下，普通的山櫻需要10年才能達到這個高度。不僅如此，“染井吉野”的花朵也明顯比山櫻大不少。是以，“染井吉野”這種能夠營造出滿園花開美景的品種，從1882年首先在青森縣弘前市的弘前公園内移植成功之後，經過一代人的功夫取代了原有的野生山櫻，擴散到了日本全國。當然，“染井吉野”也得益于東京作為首都得天獨厚的示範作用，在日本唯有不敢居于東京之下的京都和大阪遲遲沒有引種。
明治時代初期的賞櫻花會
直到明治初年，日本人對櫻花的喜愛仍然是基于自然的審美和文化積墊。然而，随着明治維新的深入，在日本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尋求能夠展現“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主體性的象征物的時候，櫻花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民族主義”的色彩。自1890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以後，“吉野櫻”成為了明治國家正統性和統合民心的象征物。甚至成了盡忠效死的軍人精神的象征。今天很多人耳熟能詳的“櫻花乃萬花之王，花是櫻花、人是武士”的話，便出自于在1905年海軍教育本部編寫的思想教育手冊《海軍讀本》之中。
根據《靖國神社志》的記載，從1891年開始，位于東京九段坂的靖國神社開始正式種植“染井吉野”。今天的人們大概不會想到，日俄戰争之後靖國神社種植的勝利紀念樹并非櫻木而是更具西方軍事傳統的月桂樹。彼時，“染井吉野”被大量種植，主要還是因為成長速度快的優點。但是，随着日本在1920年之後迅速邁向軍國主義的方向，諸多生搬硬造的所謂傳統，将櫻花和戰争、犧牲等宏大的主題攪在了一起，以至于原本輕松的遊園賞花變成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殿堂，甚至成為了自殺飛機的名字。隻有戰争的失敗，才使得櫻花再度成為普通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内容。
清森縣弘前天滿宮前盛開的染井吉野櫻花
最後，筆者想再來談一談有關“染井吉野”的發源地争端的問題。濟州島上類似“染井吉野”品種櫻花的存在是在1912年為德國植物學家肯内所确定的。1923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小泉源一首次提出了“染井吉野”發源于濟州島的學說。近些年來，南韓方面開始在國内大量種植“染井吉野”（南韓人稱為“王櫻”），以營造南韓國内的櫻花文化。不過在1945年光複之時，種植在南韓各地的“染井吉野”作為“日帝殖民”的罪惡象征在短時間内被砍伐殆盡。曆史有時真是沉重而複雜的。
在眼下這個賞櫻的佳季，還是讓我們懷着一顆純粹的愛美的心，來欣賞大自然賦予我們全人類的櫻花的美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