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對中國當下經濟形勢的幾點判斷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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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沖擊、人們消費信心不足是次要因素，更關鍵的因素在于大陸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過低、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缺口以及投資的問題。在回應居民消費信心不足這一問題時，劉元春指出要采取中國的傳統“藥方”，即标本兼治的手段，特别是收入配置設定、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深度改革。内需不足的成因内需不足的表象，好像是受疫情沖擊、人們消費信心不足所導緻的，但這隻是一個次要因素。更關鍵的因素在于：第一，在收入配置設定格局方面，大陸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過低，導緻居民實際上用于消費基金的比重相對過低，儲蓄就會天然過高。不是我們的居民不能消費，而是我們目前的整體收入水準還不能支撐大陸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同時，消費支出也邁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第二，大陸的整個社會安全網、社會建設滞後于經濟建設，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一些巨大的缺口。最為典型的是幼兒養育，歐美基本上将幼兒養育納入了國家體系，但這在大陸依然屬于個人成本的範疇。在考量各種時間、金錢成本之後，大家當然不願意生育。生育率的下降，實際上也對支出的下降有很大影響。老年人的消費也一樣，如果我們缺乏良好的康養體系、養老體系，老年人當然隻能通過自我儲蓄來進行養老。大陸的消費更新和消費高端化之是以停滞不前，原因就在于雖然大陸經濟已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但是社會體系、收入體系還不具備高收入國家的基本特征，這幾大滞後直接導緻大陸的消費率過低。第三是投資的問題。目前投資方面最頭疼的是民間投資，而不是政府類投資。2023年政府類投資的增速約為7%，但是民間投資下降了0.4%，是以擴投資的關鍵在于民營企業。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民營企業産權的保護要加大力度，讓民營企業家感受到資産資本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此外，要保障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和民營資本的可獲利性。如果民營企業發現想要投資的領域進不去，開放投資的領域又不賺錢，這樣他們一定不會投資的。此外，民間投資負增長的核心原因還是房地産的調整，扣除房地産，其他行業的民營投資依然達到百分之八、九的增長，實際上并不低。比如民營企業對高新技術的投資增速達到兩位數，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速也超過8%。很多人講，資本“躺平”了，實際上資本是否躺平因行業而異，有盈利的地方、有希望的地方，資本從來都不會“躺平”。如何看待居民消費信心不足的問題？第一，目前的消費降級和消費信心不足，在後疫情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常态化現象。曆史上，大疫大災之後，出現消費收縮是正常的、階段性的現象，不能過度渲染，但也不能簡單化。第二，很多人認為，應對消費不振的現象，我們按照美國的政策來“抄作業”就好了，通過“直升機撒鈔票”和“天上掉餡餅”，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不可能“抄”美國的“作業”。因為按照美國的邏輯來做，采取15%、16%的赤字率、大規模地進行擴表和補貼，大陸的通貨膨脹率可能不止像美國從百分之二點幾上升到9.1%，而是可能會從百分之二點幾上升到16%、17%的水準。這不是我們要的結果。原因很簡單，美國的鈔票發行是他們自己獲收益、全世界擔成本，80%的成本由全世界人民承擔。但大陸進行短期刺激、“大水漫灌”，可能95%的成本要由我們自己承擔，隻有5%的成本外溢到其他國家。是以在解決目前的問題時，我們要采取中國的傳統“藥方”，即标本兼治的手段，特别是收入配置設定、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深度改革。“共同富裕”就非常重要，讓老百姓都有錢，貧富差距不能過大。要完善收入配置設定制度，社保體系要做到全覆寫、全國統籌和服務均等化，改變現在的二進制體系或多元體系。我們要實作社會主義現代化，但目前大陸部分人口在農村，部分在城市，還有部分農民工遊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這種碎片化不可能是現代化的本質，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短期收入的提升也很重要，這幾年，一些局部的返貧現象已經對全面脫貧帶來了沖擊，要引起重視。同時在短期内，也要對消費潛力進行挖掘，該發消費券就發消費券。資本市場的競價體系面臨重構與分化很多人把中國股市目前的表現，簡單地解釋為單一因素導緻的現象。實際上，股市依然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但是目前國民經濟受到的沖擊因素是多元的。這是一個大時代，是以美國為主體的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終結，逐漸進入到多極化、利益重構和紛争化局面的新時代。這導緻資本市場的競價體系面臨重構，重構又面臨分化：一方面，美國體系在紛争時代展現出強權、創新的能力，使其股票市場依然呈現出高漲的态勢，貨币市場呈現出超調現象；另一方面，外圍國家則會出現一種相反的現象，因為風險都是兩面的。是以，在這個重構的世界，主體實際上就是中國和美國，美國股市和中國股市在這種格局性的變化中出現兩極化重構是常态。大家要把這一點了解透徹，并不是我們做得不好，而是在這個重構的世界中，全世界的資本都會對風險、對未來發展做出選邊，選邊效應造就了目前的結果。外貿與國際競争戰略中國的外貿從2020年到現在已經受到了較大的沖擊，特别是在後疫情時代，全球貿易從過去以效率為唯一名額的體系轉向安全與效益并重，進而出現了結構性大調整，進一步産生了總量性的收縮效應。今年，我們高新技術方面的貿易，會從歐美逐漸向一些新興國家進行轉換。在一些地緣經濟上也會發生重大的調整，比如中日、中韓、東亞格局會發生變化，中國與東盟十國的布局會有進一步的提升。大陸與“一帶一路”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的貿易會進一步提升，是以要做好結構大調整這篇文章，尤其是深耕新興國家快速布局的這篇文章。2024年，大陸也面臨着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即美國經過幾年“再工業化”的布局後，将進入到“開花結果”的階段。但這個階段對于他們來說，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美國雖然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規模的量産，但是否具有成本的可競争性，2024年至2025年是一個檢驗期。而大陸在外貿戰略和國際競争戰略上，要高度重視這一節點期所帶來的總量和結構性的效應。
【劉元春：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上海财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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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嘉均；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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