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陳峰老師賜稿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1日第17版“學林”，今據作者原稿，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高山水長，惠澤百川
——漆門學記
文丨陳峰
有緣投于漆俠先生門下為徒，實乃我人生一大幸事。今天，我能執教于大學講堂，從事史學研究，是離不開先生的引導。而先生一生執着學術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傲骨正氣，更成為我行走世間的路标和楷模。
初 識
初識漆先生是1981年的事。那年秋天，中國農民戰争史年會在母校陝西師大曆史系召開。孫達人老師作為辦會方負責人，将系裡七七級的許多同學調動起來，協助會務，我也被安排在其中。當年中國農戰史還是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一大批重量級的學者長期都活躍于這一領域。看到參會者的名單，我們學生都很興奮，因為雖讀過大多數人的論著，卻沒有機會謀面。
報到那天，各路名家紛至沓來，真可謂冠蓋雲集。其中漆俠先生十分引人注目，屬來賓中的高個子，戴着眼睛，清癯有神，談吐爽朗，帶有濃重的山東鄉音。以前，聽課時了解過一些漆先生關于農民起義的觀點，也知道文革中《光明日報》批判過先生“讓步政策”的觀點。為寫論文曾拜讀過他著的《秦漢農民戰争史》，但印象最深的還是《王安石變法》，文筆犀利，分析深刻，是書荒時代少有的好書。
會議期間，我接觸漆先生的機會不多，隻是在會場上聽過先生充滿個性的發言，也知道先生當選為理事長，照相時位居前排正中，作為一介學生也清楚其中的分量。會後，同學們議論所見各位學者風采，其中談到最多的一位便是漆俠先生，我自然對先生心存敬意。不過老實說，當時隻是作為名家聊到了漆先生，尚未聯想到其他方面。但這次見面，卻成為我以後投師的機緣。
入 門
1984年，我工作兩年後獲準考研，尋覓導師時很自然便想到漆先生。于是鬥膽報考了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室。當時，已大緻了解到國内宋史研究的重鎮有三處，一處在北京大學，一處在杭州大學，還有一處便是河北大學。河北大學倒非名氣很大，但卻因漆先生及其研究室而享譽史林和學界。
初試成績通過後，我懷着忐忑的心情赴河北大學參加複試。再度見面時，先生和藹可親地詢問了一些情況，我在回答完問題後，也趕忙提及那次農戰史會議上的事情，先生聽罷爽快的笑了，說：“好啊，願意學習就好，來了後要多讀書。”還聊起抗戰期間在陝西的見聞，并特别打趣地說：當地人吃飯不講究，主食之外，就一盤辣子和一盤醋。交談之下，我既感到溫暖，也放下了心。
說句實話，與當下的大環境相比較，當年确是讀書做學問的好時光，想必大多數人都同意我的看法。那時，國家空前重視教育，社會崇尚知識，上面及學校幹擾又少，師生更為心靜。特别是招生嚴格，錄取人數不多，導師遴選的條件也很嚴，大都是有相當成就的專家，這就保證了培養的品質。我入學前，漆先生門下隻有三位弟子，三位學長外就是我們四位新生，總共七位研究所學生。就規模人數而言，比現在許多導師帶的博士生還少。當時，先生身邊還有助手高樹林、郭東旭兩位老師，另外就是辦公室和資料室的兩位從業人員。
宋史研究室坐落在河北大學南院東面一處平房院内，是舊時河北省委的地方，環境相當安靜。研究室有不少圖書資料，先生自己的許多書也拿來供大家使用，像浙江書局刊本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及《宋會要》等等。不久又重金購置了台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這在八十年代中葉的中國大陸還比較少有，許多大學圖書館也無力添置。先生每天必來，往往還是最早就到，寫作之餘，常找我們談學問聊天，氣氛十分融洽。
随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熟悉了漆先生率性剛直、愛憎分明的性格，也大概了解了先生的學術經曆。先生的傳統史學功底極為雄厚，文獻史料常常信手拈來，但印象更深的還是博大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論素養，談學術話題總能從大處着眼，看問題極其深刻。這些都可從先生的論著，特别是百萬言的煌煌巨著《宋代經濟史》得到說明。先生早年入西南聯大求學，抗戰結束後進入北京大學随鄧廣銘先生讀研究所學生，是當時北大的高材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漆先生到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成為所長也是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先生的助手。以後因政治風波及性格耿直的原因，被整離開該所，調入天津師範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河北大學。
回憶研究所學生三年學習，真是有苦有樂。記得那時除了主要由先生授課外，高樹林老師也講過元代經濟史的課，再就是先生請來一些名家友人作報告，印象較深的有首都師大的甯可、山東大學的田昌五、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方行和曆史研究所的王曾瑜等多位先生。我與同門大多數時間都在自己看書，有時為了尋找史料，還常泡在北京圖圖書館古籍部多日，住宿在便宜的地下室裡，吃着泡友善面。那時我有些魯莽膽大，時常為一些問題打擾先生，先生總是循循善誘，使我醍醐灌頂，如沐春風。就此大緻掌握了史學研究的方法，算是初入門徑。
說起來慚愧至極。大約在1986年下半時，漆先生詢問我畢業去向，當時我還孑孓一身，就回答随便去哪裡都行。隔了幾日，高老師便找我談話，說漆先生打算留我在身邊，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因為能繼續受到先生指教，做宋史研究必有前景，并多少有些虛榮心，能被先生看中。
事有湊巧，次年寒假回家，家人、同學給介紹了一個本地高校的對象。那時自己年輕不懂事，熱戀中隻考慮與女友的關系，返校後便向先生說出反悔的決定。先生剛直傲骨的性格是學界出名的，聽了我的表白非常生氣。以後高老師多次勸我留下來，我也清楚這是先生的意思，雖然深感内疚，但仍未能改變主意。畢業前，先生不計前嫌，因為我聯系工作的緣故，還為我給時任西北大學校長的張豈之先生寫了推薦信。現在想起來，我确實傷了先生的心，但先生以父輩的寬厚原諒了我。
就這樣，我懷着十分歉疚的心情離開了河北大學，告别了恩師漆先生。
回 爐
到西北大學曆史系工作後，因教學任務繁重，加之宋史非所在機關的研究重點，資料欠缺，我隻能自己摸索，其間又到國外兩年。興之所至，做的方向更雜了，故在宋史研究領域進展緩慢，除了就漕運專題從宋代上下延伸，完成了《漕運與古代社會》的書稿，并發表了若幹篇論文外，多年對宋代軍政的興趣卻未取得突破。這些都是自己的選擇，也沒有多少怨言。但每每想到當時離開先生的情形，就深感愧疚，除了出國前攜家人專程看望過先生一次外，也一直不好意思去拜訪，隻有每年寄上賀卡，寫上表達祝福的話語。
1997年夏天，宋史年會在銀川召開，先生作為宋史研究會會長必然出席。接到通知之後，我躊躇再三，還是打消顧慮參加了會議。其間，我找機會向先生彙報了自己十年的情況，特别提及做研究的一些困難，先生很關心地聽了彙報，鼓勵我繼續在宋史領域深入探索。不過，在會議前後，我有兩年多時間花在了開發研制國内第一部多媒體《中國通史》的工作上，這是一件耗費精力，又無所依憑的艱苦事情，暫時無暇他顧。
到1999年初，當多媒體《中國通史》大緻有了結果時，我決心擺脫各種幹擾，一面整理完成了有關北宋崇文抑武問題的書稿，同時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宋代武将群體的專題上。這時，更感覺到自己學識的不足，另外在資料資訊欠缺的情況下，培養研究所學生也有些吃力，于是想到重回漆先生身邊學習的念頭。好在我得到了先生的了解，還有同門師兄弟的支援，當年便取得在職攻讀博士生的機會。
說來慚愧，自己當時剛評上教授，在年近四十時又回爐與年輕同學一起當學生。不過，經曆了許多磨砺之後，既珍惜時光和機會，讀書看問題也會深入一些。是以，雖然有一部分時間還要在本機關服務，但效率不算低。在選畢業論文題目時，我提出作“北宋武将群體研究”，認為有些積累，此前《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的書稿已請先生看過，并得到先生的序言，故而先生首肯了我的想法。由此，我對這些問題的思索有所深入，不僅兩年多大緻完成了論文初稿，還先後發表了十篇論文。
回想那段日子，除了在搜集資料和寫作的過程中，不斷請教先生問題外，我還經常有機會與先生聊天。晚年的先生早已貫通古今曆史，思路異常清晰，既保持了一貫深刻犀利的風格，看問題更充滿睿智。在那間多年的辦公室裡，先生總會讓我抽他的好煙，先生也偶爾抽一兩支，談話内容幾乎無所不包。先生常常談起往事，涉及許多學界的人和事以及經驗教訓，使我大開眼界，也讓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先生。還值得一提的是，漆先生與我有共同的愛好，就是喜好拳擊，當然先生是欣賞，我則不僅欣賞，從前也練過一點，是以談到拳王泰森與霍利菲爾德之戰時，先生眉飛色舞地發表見解，令人想不到是年近八十高齡的老人，竟那樣洋溢着生機，充滿鬥志。我和同門們都說：漆先生肯定高壽，一定能活到九十以上。但誰又能想到，以後竟發生了意外醫療事故。
傷 逝
記得很清楚，那是2001年11月2日，一個寒冷陰霾的日子。早晨八點一刻左右，我騎車到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看書，一進樓道就被辦公室的老師攔住，告訴我剛得知漆先生可能不行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頓覺腦子一片空白，立刻下樓騎車趕往先生家。
回想起來，我進先生家門後，首先看見一位女醫生正在收拾器械，再看到的就是躺在床上的先生。當時在場的還有先生的公子漆燕生，其餘一兩位已記不清了。望着仿佛睡着了的先生，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兩天前下午我還與先生在辦公室聊過很多事情，時隔兩日竟發生這樣的意外。
随之，幾位師兄弟和宋史研究中心以及學校有關負責人等都先後趕來，大家先詢問有關情況，後來就商議到如何處理後事。大約上午十點多鐘時，我和師兄姜錫東用酒精為先生仔細搽洗了身體，換上一身新衣，其時内心的傷痛才不斷湧出。至今已八年過去，當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送葬那天，來了很多人，既有同門弟子、本校師生和河北省的一些官員，還有遠道專程趕來的許多學界友人。葬禮非常隆重，當哀樂奏響時，很多人難掩悲痛，都流下眼淚，記得王曾瑜、山東大學的喬幼梅、南開大學的葉振華等幾位先生和我們許多弟子更失聲痛哭。我想，這種傷心不僅僅在于一位老人的辭逝，更多還是因醫療事故引發的意外刺激，使人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現實。漆先生雖然經曆了多少苦難和折磨，但身體是那樣硬朗，思想是那樣活躍，意志又是那樣堅強，還有那麼多宏大的寫作計劃要完成，如果真有上蒼的話，肯定不該如此對待。然而，誰也不願相信的意外就擺在眼前，不免使人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無常。
在漆先生故去前，我已大緻整理出畢業論文的主要内容，并獲得了先生的指教，隻是還沒有拿出完整的稿子請先生過目把關，這無疑是我終生引以為憾之事。我想，自己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認真完成論文，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靈。2002年5月間，我順利通過答辯，結束了在職博士學位的學習，随後告别了河北大學。
當年11月2日，是先生亡故後一周年，我專程去保定參加了紀念先生的活動。散布各地的大多數同門弟子再度彙聚，加上在校的學生，人數有六七十位之多，幾居國内宋史學界小半壁江山，其中許多人也已成為本領域的骨幹學者（若算至今日，包括我在内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四位副會長都是先生的學生），正是高山水長，惠澤百川。在先生的墓地前，我垂頭撫今追昔，内心盛滿了感恩之情。自己在漆門學習的日子，如畫面般快速閃過，先生的音容笑貌更清晰顯現。離别時，我在心中默默地訴說着無限的思念，祝福先生在天國長樂無極。
斯人長逝，遺風永駐。作為一名受業多年的弟子，我始終視漆先生為道德文章的楷模，尤其敬佩先生身上的铮铮傲骨和坦蕩胸襟，在培養自己學生的過程中時常以此教導他們。人生也有涯，而知無涯，每每想到先生，自己做事做人未嘗不時刻加以鞭策警惕！
2009年12月8日于西北大學
注：本文發表時無主标題與小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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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