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灣地區上司人蔡英文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惡語頻出，挑釁意味十足，引爆兩岸輿論。從不久前“雙十”講話提出“四個堅持”，到與美國政客隔空互動，再到本次訪談，蔡英文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毫不掩飾地與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兩岸中國人全面對抗。
自李登輝在台灣地區執政以來，“台獨”分裂勢力逐漸坐大，兩岸關系随之波雲詭谲，緩和自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海軍事安全風險重新上升。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導緻新的台海軍事危機，中國大陸、美國及台灣地區的軍事力量重新進入實質對峙狀态；1999年7月李登輝抛出“兩國論”再次導緻台海軍事危機，解放軍戰機突破所謂“海峽中線”。
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執政，台海進入高危期，戰争一度一觸即發，以緻美國亦不得不出手壓制“台獨”。但是，其間兩岸之間終究沒有發生戰端，軍事對峙态勢有驚無險，這既是大陸方面審時度勢、堅持和平統一政策的結果，也是台灣島内及國際社會各種環境條件對“台獨”的限制所緻。
2016年5月，民進黨再次執政，蔡英文當局頑固推行“漸進台獨”“挾洋謀獨”“以疫謀獨”政策，台海軍事安全風險空前上升。與以往相比，其動因、表現及内外環境條件也有了許多新的變化。
民進黨當局推動“台獨”更加堅決
如果說李登輝受内外條件制約較大、陳水扁有一定投機性的話，那麼蔡英文團隊要麼更趨理念性“台獨”。蔡英文當局在美國發起對華戰略競争的險峻環境中，不是認為“謀獨”導緻滅頂之災或“被棄”的風險更大了，而是認為出現了“台獨戰略機遇期”“最後的機會之窗”，企圖借力使力，推進分裂程序，能推多遠就推多遠，幻想在美國支援下實作一定名義或形式的“獨立”。即便失敗，将來頂多移民美國。
這就意味着在蔡英文時期，兩岸戰略攤牌有一定現實可能性，至少比李登輝、陳水扁時期要高得多，而攤牌就意味着用兵。
台灣社會“綠化”更加嚴重
無論李登輝還是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的反“獨”力量都比較強勁，維持現狀、中國人認同、“九二共識”的社會基礎都比較雄厚，藍營對綠營和“台獨”有足夠制衡能力。但到馬英九執政後期特别是“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加速“綠化”。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台灣社會的國家民族認同、兩岸關系立場、對大陸政治和社會的認知，急速向不利于和平統一的方向蛻變，“台獨”某種程度上也已成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正确”。
特别是以往長期低迷的願意為“台獨”而戰的民意，出現明顯上升，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構成嚴峻挑戰。台灣社會民粹化本已十分嚴重，民粹推動政治走向極化，兩岸關系極端主張受到激發和激勵，進而對台灣社會形成新的誤導，如此惡性循環不止。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台灣社會“綠化”程度的最新檢驗。
從以往兩岸關系曆史看，天災往往是改善兩岸關系、增進兩岸感情、降低兩岸緊張的有利契機，但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進黨當局逆勢操作、“以疫謀獨”、挾洋自重，導緻兩岸關系不僅沒有因之而回暖，反而雪上加霜，給人以嚴寒、嚴冬、極寒之感，兩岸之間因之而累積憤怒、累積民粹、累積提前攤牌的能量。政客策動極端主張牟利，被誤導的民意推動政客走向更加極端，往往是導緻戰争的重要曆史邏輯，極端事件則往往成為戰争的導火索。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為其心可誅！
美國對“台獨”政策更加寬松
“台獨”意味着戰争，分裂沒有和平。在對華戰略競争大架構下，美國對“台獨”的政策由以往的限制、壓制，蛻變為慫恿可控制的“台獨”。
早在小布什執政時期，時任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鷹派”即主張刺激“台獨”讓兩岸打一仗，把中國大陸打回“石器時代”。特朗普政府發起對華戰略競争後，強力打“台灣牌”，挑戰中美關系基本原則。拜登政府聲稱，中美該合作的領域合作，該競争的領域競争，台灣問題顯然被其劃入競争領域，其打“台灣牌”的烈度比之特朗普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8月31日，拜登在阿富汗撤軍聲明中聲稱，從阿富汗撤軍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和俄羅斯。這既是其倉促撤軍的辯解之詞，也是其必然要走的路。下一步，拜登政府對“台獨”的利用會更加放手，竭力把台灣重新打造成中國大陸的“麻煩制造者”，包括進一步更新政治關系、整合國際支援、提供軍事奧援、強化經濟合作等，進而更密集地向民進黨當局發出錯誤信号，激勵“台獨”盲動冒進。
美國政府和軍方高層雖也聲稱避免中美戰争與沖突，但其對華備戰一刻也沒有停止。從伊拉克、阿富汗戰争泥淖脫身的美軍，将調往西太平洋方向，加強對華軍事壓力，此舉勢必進一步惡化西太平洋方向安全環境。
在中美建交前，中美之間也有軍事對峙甚至戰争沖突，但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美軍主要作戰對象是前蘇聯、華約集團軍隊。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中美兩軍重新出現軍事對峙，但美國對避免雙方軍事沖突有明确而堅定的政策。現在情況有所不同，美國軍事戰略重點已轉向亞洲，美軍主要作戰對象瞄準中國大陸軍隊和俄羅斯軍隊，且更強調前者的根本性。這對民進黨當局不能不是一種戰略刺激和誤導。
兩岸軍事對峙更加逼近實戰
兩岸軍事對峙是大陸方面在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中提出的重要議題，認為“台灣海峽仍然存在着雙方的軍事對峙，這隻能制造人為緊張”，呼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态，以便為雙方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随着大陸改革開放，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雙方軍事對峙逐漸緩解。雖然兩岸沒有結束敵對狀态，但台海和平局面得以實質形成。不過，威脅和平的“定時炸彈”也沒有排除，“台獨”分裂勢力時常對台海和平大局形成威脅和沖擊，先後出現前述數次嚴重危機。而蔡英文頑固謀“獨”所導緻的台海危機，比陳水扁時期的高危期還要嚴重、更具變數，可謂帶有臨戰色彩的危機。
如果說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美國也有對華備戰部署和行動的話，其象征性可能更大于實質性、政治意義多大于軍事意義。但是，目前美軍對華備戰部署和行動無論從樣式、規模，還是企圖和過程等層面看，都更具實質性和軍事意義，實戰色彩濃厚。而大陸方面當然不能放松警惕，已持續地向“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幹預勢力發出“枕戈待旦，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強烈信号。
國際環境影響更加複雜多變
以往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和其他有關國家出于穩定對華關系的需要，在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問題上态度比較一緻，少有動搖。但在美國發起對華戰略競争、大尺度打“台灣牌”條件下，美國在台灣問題的戰略定位、台海局勢松緊程度、策動利用台灣問題的尺度手段把握上，出現了新的變化。概言之，一個和平穩定的台海局勢未必符合美國對華戰略競争需要，保持台海一定熱度更有利于調動、牽制中國大陸。
盡管美國與其盟友多次聲稱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但這種表态更多地是在其污蔑中國大陸“破壞兩岸現狀”“制造台海不穩定”的話語體系中作為攻擊的标的和“例證”來闡釋的，未必是其政策的實質面。換言之，我們不能再以“維穩”的思維判斷美國的台海安全政策。美國的盟友夥伴在台灣問題上既不願意選邊站，又不得不一定程度追随美國起舞，其在政治、軍事、外交上配合的力度也在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8月底美國狼狽撤出阿富汗，國家信譽嚴重受損，勢必進一步加大對華圍堵力度，而台海方向可能是美國的重中之重。美國在島内有“同盟軍”，在國際上支援者，可以牽動的國際因素複雜，更便于操縱利用。
兩岸綜合實力對比更加有利大陸
力量對比是戰争風險的重要因素，有利的實力地位有助于控制局勢。2020年大陸GDP是台灣的22倍多，台灣在大陸省級行政區域中排名第七，排在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之後。兩岸經濟品質對比也發生結構性變化，台灣在産品技術、品質、布局、營銷等方面優勢大幅流逝，隻有高端晶片制造、機具等極少數領域有一些殘存優勢。
軍事上，台軍資訊化建設取得一定進展，突出發展進攻性武器裝備，但數量規模有限、無法真正自主，特别是主戰武器裝備換裝進展緩慢，軍心士氣和訓練水準下降，無法單獨堅守台灣。美國數次台海戰争推演結果也表明，美軍至少沒有取勝的把握。
換言之，大陸的軍事力量向來是遏制“台獨”的重大因素，也是促進統一的有力手段。大陸方面綜合實力越強，對“台獨”“拒統”的震懾力越強、主動施策的制約因素越小、戰略運作空間越大、政策手段運用越從容。
“台獨”有多麼嚣張，統一就有多麼快。大陸方面以往重在以武力反對和制止激進“台獨”，即通過軍事威懾、必要時有克制的軍事打擊逼迫激進“台獨”收回成命，不到萬不得已，不一定采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目前，台灣社會和政治持續深度“綠化”，台灣當局頑固推進“台獨”，一旦其以某種名義和形式宣布“台獨”，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台獨”分裂勢力炒作所謂大陸受制于民族複興、經濟發展甚至冬奧會等一系列重大事務而不會對台動武，以此來麻痹台灣社會，這是自欺欺人。遏制和打赢反“獨”促統戰争曆來與大陸的發展階段無關，因為“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為重要、更加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