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天求索 千年之歎——屈原《天問》中的曆史

原标題：問天求索 千年之歎（主題）

——屈原《天問》中的曆史（副題）

今年，是中國航天事業的收獲之年。中國行星探測工程被命名為“天問（Tianwen）系列”，随着“天問一号”順利降落在火星，中國也在探索行星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

很多人知道，“天問”之名源自屈原的詩作《天問》。但關于這首詩的内容寓意，以及其背後鮮有人知的曆史典故，卻少有人明了。其實，“天問”的故事遠不止一首詩那麼簡單，屈原《天問》從誕生之初，就引發世人對探索未知的興趣。“天問”所代表的，是中國人追尋宇宙奧妙的千年之歎，是數千年來探索無窮遠方的不懈努力。

百餘問題 重解曆史

《天問》最初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長詩。全詩近兩千字，每四字為一句，幾乎每句都在對曆史與自然的奧妙發出疑問或歎息，提出了百餘個問題，故而稱之為“天問”。

那麼，《天問》究竟說了些什麼？屈原又為何要提出如此多的問題？學者林庚認為《天問》呈現了上古曆史，不隻是夏商周的掌故，更是由此出發，對中華上古文明與傳說的書寫。《天問》的确提供了很多生動的史料，但它不隻是書寫曆史，還有對曆史興亡的慨歎，對宇宙規律的思考。

《天問》開頭就寫“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這是一個帶有終極思考意味的提問。如今人們熟知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但這一神話最早在三國時期形成，屈原生活的年代，并沒有盤古的神話形象，是以，他對世界誕生的想象，顯然與後世很不一樣。不過，在《天問》中，屈原也認為天地初開時混沌一片，隻是沒有某個具體的神祇來創世。

接下來就是夏商周的曆史，而且屈原提出了不少質疑，有些帶有“再解讀”曆史的意味。比如，對于大禹治水之前鲧的形象，屈原表示“鲧何所營？禹何所成？”，基于對鲧與大禹在治理洪水上成敗形象的對比，作出了必要的質疑與思考。在過去，人們總容易把成功者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卻對失敗者的失敗不屑一顧，但屈原的想法不這麼簡單，他要追問其背後的原因，這才是一個求索者該有的精神。

屈原在《天問》中呈現的部分内容，具有相當可貴的史料價值。講到夏朝曆史時，《天問》提到了少康複國、夏桀亡國的故事。甚至在講到夏朝末代君主桀是如何荒唐時，還不忘追問一句“妹嬉何肆”，看來，早在屈原那個年代，妹嬉（另有一說名為妹喜）就被視為禍國的女色，跟商纣王的妲己一樣，背上了千古罵名。至于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後世已經難以确知。

再往後，就是距離屈原相對近一些的曆史了。比如西周時期的昭王南征、穆王西行，還有東周時期吳楚之戰。這其中有些曆史因為時隔久遠與史料缺乏，給後人留下了足夠的懸念，也吸引着屈原這樣的文人賢臣的思索與追問。

上下求索 叙事宏大

屈原在《天問》中流露出很強的探索未知的精神。雖然人人都有好奇心，但真正願意去思考嚴肅命題的人并不多，屈原就是這樣能深入思考的人。盡管他的切入點不是研究思維，卻具備了一個研究者應有的質疑與反思精神。

《天問》中的探索精神，不僅有追問宇宙與曆史奧妙的強烈念頭，也有很強的想象力，或者稱之為宏大的思維方式，而後者并未得到我們足夠的重視。置身于某個時代的文人，若能将自己放在曆史的坐标中，不隻是從眼前與身邊的“可見之物”了解世界，更能讓自己融入古今乃至未來的時間線索，這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類似的思維在後世的司馬遷身上也存在，是他在《史記》中叙述了一個自黃帝為起點的中華曆史的宏大結構，從夏商周到秦漢，這是一個被納入共同體的完整脈絡。屈原身處楚文化的腹地，雖然遠離當時的中原地帶，但他并沒有文化上的邊緣觀念，反而對中華曆史的主流叙事線索，有相當清晰的認知。後世往往贊譽屈原很有家國情懷，這并非隻因為他對楚國的忠誠與熱愛，更在于他在當時具有難得的中華曆史整體叙事的觀念，這讓屈原沒有成為某種區域文化的捍衛者，而具備更強的“曆史宏大叙事”的主動性。

這種整體的曆史叙事意識，讓屈原的曆史觀不局限在楚地，而是從更開闊的曆史空間來看待往事。比如昭王南征的故事，即便在古代來看也頗為詭異。《史記·周本紀》對這段曆史的記載并不詳細：“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呂氏春秋》的記載更詳細一點，甚至還指名道姓：“周昭王親将征荊，辛馀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這裡的辛馀靡，也有記載為辛遊靡，是個力氣很大的人，也是纣王南征落水事件的目擊者。

根據相關史料，當時的情況大緻是這樣的：周昭王南征荊楚一帶，乘船在江面上的時候，因膠船破裂而落水，辛馀靡雖然會遊泳，但等他在水中把人撈起來的時候，昭王已經沒有呼吸了。甚至還有民間傳說，認為是荊楚一帶的群眾為了抵抗周人的南征，故意獻上用膠黏合的船，等昭王一行乘船來到漢江的時候，膠遇水溶解，便發生了上面“昭王南征不歸”的事情。

《天問》中，屈原問道：“昭後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這裡的“白雉”通常被認為是白色的野雞，屈原這裡是一個反問的意味：昭王南征能有什麼好處，難道是為了遇到白色的野雞？

顯然，屈原也不認為楚人要為昭王之死承擔責任，這種對曆史的質疑與對真相的追問思維，在《天問》中并不少見。更重要的是，屈原不從楚地的視角看曆史，而是具備一個更加宏觀的曆史意識。楚人曾經長期被中原“正統”視為異類，後來楚國的君主也常有僭越舉動，但在周代早期，還不會直接挑戰周王的權威。屈原對昭王南征雖有批評的态度，但其曆史觀卻與“正統”叙事契合，承認昭王統治的合法性，盡管在當時，楚地并沒有被完全納入周王的實際掌控範圍。按照周而非楚地的曆史叙事來看待昭王故事的觀念，與後世《史記》之類的曆史文獻并無二緻，這正是屈原更加宏大的曆史觀的展現。

與之相關的就是更加開闊的史地視野，即便是那些遠離傳統中原地帶的曆史和地理風俗，也在屈原關切的範圍内。比如穆王西行的故事，它在古代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神話傳說色彩，屈原在《天問》中也提到了它：“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很有浪漫精神與想象力，卻也要質疑穆王去探索遙遠地方的目的：周穆王為什麼要環遊四方？他有什麼想完成的心願？周代有古籍《穆天子傳》，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周穆王的行蹤與見聞，但其有些内容介于曆史與神話之間，很多人名地名難以考證，這也增加了穆王故事的神秘感。起碼屈原在他那個年代，就已經意識到此事不同尋常之處，并把昭王南征與穆王西行一起放在《天問》裡，這的确很耐人尋味。

前赴後繼 追問天道

縱觀中華文明史，其實對“天”産生興趣的人絕非屈原一人，在上古時期，人們對“天”的認識與解釋，其實也反映了遠古先民的世界觀。

“天”首先是一種自然性的東西。在屈原之前，已經有無數先人擡頭望天，他們看到的自然景觀，與後世幾乎沒有差別。畢竟，相比人類文明蹤迹的變化，天地的自然變化極其緩慢，幾千幾萬年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人類内心的樸素認知來看，“天”最早也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事物，不論是日月星辰還是風雨雷電，都是完全超脫于人類行為之上的存在。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将自然事物進行倫理化，就成為一個大的趨勢。趙浩博士在《“天”的倫理氣質精神》中，将這個過程視為一種“倫理氣質”，認為“‘天’的氣質作為‘天’義的精神現象，它是‘天’的形象與本質的合一……‘天’在邏輯與曆史的過程中最終走向倫理精神”。這是一個思維方式轉變的過程。

屈原在《天問》中将“天”視為各種玄奧問題的載體，通過“問天”來探索自然與曆史中的諸多謎團。這就是一個自然事物倫理化的過程，每個“問天”者也在其中展現出獨特的文化氣質。屈原的氣質是玄思式的，是孤獨而深邃的，而有些“問天”者的氣質則是叛逆的。

比如商朝後期的武乙，《史記·殷本紀》有記載這位商王“射天”的掌故：“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另外，宋康王也有“射天”的故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不過，後世多認為“射天”是一種修辭式的表達，因為“射天”者遭到了天譴與不測，尤其在“天人感應”觀念成為主流後，“射天”者的不敬姿态更被強調。實際上，這也反映出古人對“天”的态度：如果不敬畏“天”，也會被“天”責罰，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是帝王也不能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天”在古人眼中，并非隻是自然事物，更是一種被倫理化和精神氣質化的存在。屈原的“問天”姿态，雖然有質疑的一面，卻更像是通過“問天”來獲得某些問題的答案，将一切問題歸于“天”上面鋪開的知識架構，其實也是對“天”存在敬畏感的表現。探索宇宙萬物與人倫曆史奧妙的同時，不破壞人與“天”的同構關系，這種觀念其實一直存在——不僅展現在屈原“問天”上，也展現在後世科學探索對自然萬物的尊重上。(黃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