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以“文化散文”著稱，而韓則因小說和雜文出衆。因而，二者的作品“風骨”各有所重，餘文重在“風”而韓文重在“骨”。
“風骨”一詞，是随魏晉人物品評風氣而出現的術語，繼書法、繪畫評論之後，劉勰将其作為一種文學風格來倡導，為我國長期以來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那麼，“風骨”具體是指什麼呢？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雲：
“怊怅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滞，此風骨之力也。若義瘠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
劉勰《文心雕龍》
可見，“風骨”其實包含兩個内容：“風”和“骨”。
其中，“風”主要就情感而言，它是動人之情的抒發，與情感的表現密不可分，所謂“怊怅述情，必始乎風”、“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等均展現了這一點。
而“骨”則指文章深刻的思想和清晰嚴密的論證力量，所謂“析辭必精”和“捶字堅而難移”是就其嚴謹的語言組織而言的，它使文章義理的表現具有内在的邏輯力量。此外，作者人格境界的高低也影響着文章之“骨”的強勁與否，因為“若義瘠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義”即文中所蘊涵的作者的思想。
總之，“風”與“骨”都是文章内在力量的表現，不過二者一虛一實，一為情感之力，一為事義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強烈濃郁的氣概動人，事義之力借其結構嚴謹之文辭與邏輯力量動人。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書面表達，都有其結構和邏輯，因而必然蘊涵着作家的“風骨”（如曹植“骨氣奇高，辭采華茂”、鮑照“真骨淩霜，高風跨俗”）。所不同的是，不同作家的“風骨”強弱有别，或者其“風”與“骨”各有側重。
下面即以當代作家餘秋雨和韓寒為例，試論“風骨”在二者筆下的不同表現。
通過對作品的閱讀，我們不難發現，餘秋雨和韓寒的作品風格有着顯著的不同——餘以“文化散文”著稱，而韓則因小說和雜文出衆。因而，二者的作品“風骨”各有所重，餘文重在“風”而韓文重在“骨”。
衆所周知，情感的抒發是散文不可或缺的内在組成因子，即“風”是散文的靈魂。其次，雖然“神不散”是散文的内在要求，但其“形”卻是可以散的，也就是說散文對外在的語言組織及内在的邏輯思維要求并是很嚴格。
散文本身的這些特點，為餘秋雨之“風”的盛行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他在其第一部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自序》中說：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于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松，蒼老後的年輕。”
餘秋雨《文化苦旅》
在這裡，“回味”、“會心”和“放松”顯然是内心種種的情感體驗，并“希望”用文字把它們表達出來。
這從他文章的标題也可看出點苗頭，如《寂寞天柱山》、《夜雨詩意》、《這裡真安靜》等，而事實上其文章内容也确實充溢着強烈的情感之“風”。
《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第一段就寫道：“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它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調，使整篇文章都籠罩在悲涼之“風”中。
在随後的散文集《文明的碎片》、《行者無疆》、《千年一歎》等作品中，無不展現着餘秋雨對“風”的情有獨鐘。
小說和雜文則與散文不同，他們對“骨”的要求更高，即必須有深刻的思想和嚴謹的語言組織和層次結構，尤其是雜文更要有缜密的邏輯思維和清晰嚴密的論證力量。
而韓寒正是以這兩種文體為“道具”，充分展現了他那徹頭徹尾的叛逆和正義之“骨”。他的“骨”不僅指其作品的犀利、深刻，更是他人格境界的标簽。
在其成名作《杯中窺人》的開端，他就表明：“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國的民族劣根性。魯迅先生闡之未盡，我有我的看法。”
由此可見，他是要繼承魯迅先生的批判精神，但又堅持獨立思考（“我有我的看法”）而不盲目從衆，這正是當今許多知識分子所欠缺的人格之“骨”。
事實表明，韓寒除了人格之“骨”突出外，其作品對“骨”的追求也可見一斑。
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重門》以幽默的筆調和諷刺手法，猛烈抨擊現行教育體制的弊端，發人深省。
韓寒
随後的《零下一度》《光榮日》《雜的文》《可愛的洪水猛獸》等作品始終堅持這一風格，特别是雜文集《雜的文》更是嬉笑怒罵，辛辣諷刺，對各種民族劣根性大加撻伐。
這種以批判精神為主，“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思想，正是韓寒作品的脊梁“骨”。
而餘秋雨雖然也寫了正直、崇高的人格（如《蘇東坡突圍》），但那隻是别人的人格境界，其作品中所展現的是或悲或喜的文化之“風”（甚至矯柔造作之“風”），而很少見到堅硬挺拔之“骨”。
是以說，“風骨”在餘韓二人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