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張耀尹
在當代文壇上，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是曆來備受關注的人物。關于電影，文學，文化心理乃至音樂、美劇，很多思想現場，都可以聽到他與衆不同的文化批評聲音。
2014年，朱大可出版了他花費20年磨一劍的文化曆史著作《華夏上古神系》。與多數學院派學者多鑽研某一點不同，一向言語犀利、不走尋常路的朱大可，運用神話學、人類學、曆史學、符号學和語音學等多種西方學術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學等多種學科工具，對中國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話的起源和流變，得出了一些比較新穎的結論，引發熱愛見識的讀者認同和支援。
時隔4年後，2018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對經典神話傳說進行重新演繹的虛構作品系列“古事記”。在這個系列中，朱大可突破自己研究者、闡釋者的身份，進入了虛構小說的創作領域，引發了文學界的關注。
将20多年研究古神話學術成果轉化為故事
朱大可
在“古事記”系列中，朱大可用3部作品《字造》《神鏡》《麒麟》，對古代神話進行了全新的故事演繹。
《字造》《神鏡》《麒麟》分别對應的是關于倉颉造字、李阿護鏡、鄭和下西洋的經典故事。
朱大可用小說給這3個傳說披覆上了一層神幻詭麗的色彩：漢字的發明中深藏着人心的秘密，如何用字元去彌補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一場關于人類命運的字元戰争揭開了序幕；李阿的神鏡擁有盜夢空間的效力，神鏡的持有者可以自由穿越鏡面，并掌握空間轉換的宇宙秘密；鄭和下西洋帶回來的麒麟，見證了大明王朝深宮中的恩怨……
在對這些故事的全新釋讀中，時空感在人性的真實還原中悄悄隐退，迷幻感随之産生，這應該說是朱大可小說創作最迷人的質感。
朱大可的神幻小說，可算是他關于文學、考古、曆史等多領域的知識，共同澆灌出來的思想花朵。這使得他的小說是建立在知識的平穩建構上，這是朱大可神幻小說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穿越故事之根本所在。
讀過朱大可批評文字的讀者都知道，朱大可文字瑰麗變幻、富有穿透力。他的語言被批評家成為“朱語”，是一枚鑲滿了寶鑽的洛可可箭矢，華美又精準。
在“古事記”的寫作中，朱大可依然貫穿了他标簽式的話語風格，無論是倉颉造字的困惑疑慮，還是李阿鏡陣的撲朔迷離，抑或麒麟眼中的荒誕離奇，都在他的話語中得到了流暢舒展的表達。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奇怪：朱大可為什麼開始寫起小說來了？
朱大可不認為是轉型，“我以前也寫小說。隻是寫得非常少，大部分時間花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上。我現在才發現，我過去走錯了，走了一個歧途。我本來應該寫小說的。很多人會有這種經驗，到了一定年齡，你突然找到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朱大可寫小說，跟他的文學批評、神話研究，是一脈相承的。
在《華夏上古神系》中，朱大可試圖就中國上古8位主神和12位輔神的來曆，做一次嘗試性追問，以弄清楚盤古、女娲、伏羲、黃帝、炎帝、帝喾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
他力圖說明，中國文化精神的本質，具有高度開放、善于吸納的多元性，“在我看來，高度開放和博采衆長，是華夏文化精神的偉大學性，也是它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這種跟世界接軌的闊大氣象，先秦的文化繁榮是不可思議的。”
而且，朱大可認為，我們不僅擁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類文化共同體，更應該有一個亞洲文化共同體。“來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絲玉之路’推動的大規模交流，在上古時代促成了一個‘亞洲文化共同體’的誕生。這個共同體的地域範圍，東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東岸，囊括華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亞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叙利亞文明。這些文明之間的彼此溝通、學習和融合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平庸想象。”
這部書融彙朱大可長達20年的研究心血。但是，朱大可覺得，光寫研究類著作，還遠遠不夠，“我必須要把它們變成故事。對我來講，神話故事仿佛是我内在夢想的一個外在映射。是以我決定以小說的方式重寫神話。”
朱大可的目光非常敏銳，他抓住神話傳說中的原型，将之當成寫作的一個内在原則，“在原型中，往往凝結了群眾最隐秘的欲望。我們在現實生活裡是如此無力，我們渴望出現這樣的奇迹，來改變我們的生活。像灰姑娘的故事，就是人類精神的一個永恒的原型。”
當文學遇見曆史，其散發的魅力，是非常吸引人的。朱大可将之形容為“鄉愁”。這種将文學、曆史熔鑄在一起的寫作，可以“療愈他的靈魂。神話具有很強的療愈功能。它有一種特殊的美，這個美跟現實的美，跟現實的質感，是完全不同的。它會喚起非常強烈的精神快感”。
“在想象空間裡看到對文字和文明本質的思考”
李敬澤
批評家、學者的才華，跟小說家的才華，到底能不能互相過渡？
李敬澤也一直在琢磨，“曾經，小說家，散文家，批評家，分工明确。但是現在這些年，越來越成為一個現象的是：學者和批評家要寫小說了。這事我覺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兒呢？就是說你還真别以為你是個好的食客，你就是一個好的廚師。是以，批評家下廚也很容易搞成車禍現場。弄了半天一端上來一看，不怎麼樣，說得那麼好，坐這兒的時候，你天下美味佳肴都門兒清，你下廚做做試試，端上來好像也不怎麼樣。小說家特别就等着看這個熱鬧，等着這一刻，看笑話。你都批評了我們半輩子了，現在終于繃不住自己下廚了，現在端出來一看，不過爾爾。我覺得小說家們特别期待着解這個氣。是以，有時候确實我們得承認，這個才能并不是那麼容易轉換過來的。”
帶着這種想法，李敬澤讀了朱大可的“古事記”，深表佩服，“我也算是個批評家，我也老覺得其實我也行！我也在躍躍欲試。看他們寫得不好，我來。但現在我一看，我看完大可老師的這個系列，我還是蠻受碾壓的。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學者式的小說和批評家式的小說這個說法，這個世界上隻有兩種小說，好小說或壞小說。”
對于“古事記”之《字造》，李敬澤覺得，“非常值得讀。大可老師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深的研究，實際上這真的是對于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永恒之謎，永遠講不清楚文字怎麼來的。到現在講中國的考古，考古學家們拼了老命，現在我們隻是追溯到了商、殷墟。再往前，誰要能夠再說再往前推到哪兒，從考古上找到實證。那麼。考古的偉大大師就等着讓他當的呢。關于我們中華文化的根本之謎，到現在不能說解開了，還沒有解開。但是正因為是根本之謎，是以給我們巨大的想象空間，在這個想象空間裡我是能夠看到大可老師對于文字本身，對于文字和文明的本質上的思考。”
《神鏡》讓李敬澤覺得，“可能有點近于傳奇，因為唐傳奇裡面也有《古鏡記》，是一個傳奇的東西，幾乎是把我們中國的關于鏡子，關于銅鏡、古鏡所有絢爛的散布于點選于筆記中的零零散散的東西，很零散、很細碎的東西，在這兒給他有一個整體性的光把它照亮，使它成為一個完整的東西，完整的關于這個神鏡。”
《神鏡》的寫作，朱大可采取的結構是字典式的，古代筆記式，這更叫李敬澤感到“非常有意思”。
讀完“古事記”，李敬澤覺得，自己充滿了一種“沮喪之感。我和大可老師有一樣的知識興趣，喜歡偏僻的，知識考古式的東西，博物志的東西。正因為有同樣的興趣，是以你看的時候既是為之驚豔，也會為之沮喪。人家都這麼寫了，人家寫得比我好。我真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東西，我相信讀者也會喜歡這樣的東西”。
想象力不是胡思亂想
而是讓世界的蛛絲馬迹和草蛇灰線建立聯系
雖然“古事記”是故事叙事方式，而且充滿想象力，但與一般意義上的玄幻小說，還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首先，在李敬澤看來，“想象力不是胡思亂想的能力。想象力首先其隐含着的是一個巨大的知識，是一個在各種不同僚物建立聯系，在各種不同僚物之間，這個世界上的蛛絲馬迹和草蛇灰線，在這裡建立聯系，這是真正偉大的想象。”
也正是因為這種知識型的想象力，讓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指出，“古事記”并不是一般意義的小說，“他的人物變來變去，捉摸不定。故事情節也是破碎的，也是跳躍的。當然說先鋒小說沒問題，确實是先鋒小說。我一看，我說你這是老先鋒派。但是他真的形成一種超文體。”
陳曉明
陳曉明又聯系到李敬澤的曆史寫作，“李敬澤的新文體，有一些曆史文本的依據，還原一種曆史情景，是一種曆史化的寫作。裡面包含了對曆史的了解，對中國傳統政治的了解，一種新的寓言的了解。是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文體裡邊，看似随筆，但是這種随筆的東西包含着非常豐富的其他的文體，散文、感想、日記、雜記、曆史叙述等。像朱大可先生的作品，你可以說他跟神話體、《山海經》《聊齋》，和這些文體是相關的，也可以說是散文體，也可以說它是一個虛構的小說，但是也可以說他是仿神話寫作，或者說他是一種新寓言寫作。”
很長時間裡，人們一談文學，就會覺得虛構文學的地位是最高的。諾貝爾獎一般也隻評虛構文學，紀實作品的作家很少得諾獎。
在漫長的文學史上，虛構文學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最近一些年，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陳曉明甚至認為，虛構文學“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盡管我們這10年、20年也是中國抵達高峰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出現了幾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們的水準已經達到了一個頂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現在很多年輕人也不讀虛構文學，不讀經典文學，不讀我們說的傳統文學。因為現在可讀的東西太多了。而這種閱讀的改變，反過來必然會改變寫作。‘文學’不得不變成‘寫作’，變成更加豐富的東西。”
陳曉明認為，在今天，很多人閱讀，已經不在乎一個完整的故事，也不在乎再創造。“虛構文學當然還存在，有少數的經典化，傳承一種文化，和我們整個文學經典的教育，和我們的母語的生存是相關的。是以它當然存在。但是我想說，現在的寫作變得很多樣，包括網絡寫作，有紀實寫作，散文體寫作，以及像朱大可和李敬澤這種的超文體新寫作。從中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智慧、遊戲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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