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後，許多在抗戰時期便立下汗馬功勞的将才依然在新崗位上發光發熱。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的聶榮臻元帥至死仍然惦念着祖國的發展，臨終遺言令人動容。
聶榮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青年時代的“福帥”</h1>
1899年12月，聶榮臻出生在重慶市江津區吳灘鎮的一戶人家中。
七歲時聶榮臻被送到了私塾進行啟蒙，1913年十四歲的聶榮臻離開老家到15公裡外的永川縣陳食高等國小就讀，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在這裡他接觸了許多與傳統中國教育不同的學科，如實體、數學等等。
這段經曆在聶榮臻的心裡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他第一次窺見了科技的魅力，對先進的科學技術産生了向往，也為他後來大力支援我國國防科技事業埋下了伏筆。
1917年夏天，聶榮臻考入江津中學，當時聶榮臻一篇名為《評内憂外患》的作文受到了老師的一緻好評，老師們誇他“道出了中國國弱民窮的根源，切中時弊。”
正如老師所說的，聶榮臻對中國時弊一針見血的看法也決定了他不會空在紙上談兵，他心中湧動着愛國的熱血。為了挽救國家危亡，二十歲時，聶榮臻毅然踏上了赴法留學之路。在法國，他遇到了一位後來與他并肩戰鬥七十二年的摯友，那就是鄧小平。
1922年時，他與鄧小平一同加入了由周總理等人發起組織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在周總理的上司之下，二人緊密配合，在勤工儉學學生和華工隊伍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争取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了社會主義的隊伍。
也正是因為這在異國他鄉為了理想共同戰鬥的情誼，聶榮臻和鄧小平除了同鄉關系之外，進一步上升到了高尚的革命戰友情。在法國結下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了抗戰時期的艱苦歲月中。
聶榮臻不得不先從一線退下來休養身體，在三年的調養期間，鄧小平多次探望，在醫院裡與老友促膝長談，商讨國家大事。1956年聶榮臻康複之後，鄧小平又代表黨中央找到聶榮臻談話，征求他對之後工作安排的意見。
聶榮臻曾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過這次的談話内容，鄧小平對他說：
中央對你的工作安排，設想了三個方案，你來選擇一下。
一是中央已經決定調陳毅同志專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學技術工作由你來抓；
二是彭真同志因為工作太忙，中央想讓他免兼北京市市長，你過去搞過這個工作，仍由你來當北京市長；
三是主管國防工業和部隊裝備。
科技救國、實業救國是聶榮臻青年時期的夙願，他思考良久，擡頭堅定地對鄧小平說：
“我不想當市長。對科學技術工作我倒是很感興趣。我們國家太落後，也迫切需要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國防工業與科學技術有密切聯系，可能的話，将來兼顧也可以。但是，還請中央決定。”
至此之後，聶榮臻就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直到聶榮臻元帥彌留之際，仍然記挂着我國的國防科技事業，記挂着改革開放和祖國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彌留之際的聶榮臻</h1>
1992年3月開始，聶榮臻元帥的病情不斷加重，一個月以後，彌留之際的聶榮臻感到自己恐怕已經不久于人世，但是對于他最愛的祖國，他還有千言萬語未能說盡。
他把秘書叫到身邊，聶帥躺在病床上，顫顫巍巍睜開眼對他們說：“即使醫生想挽救（我），也很難搶救過來，是以趁頭腦還清醒說幾句話，就叫做臨别遺言吧。”
他說：
“（我）也想多聽一聽祖國科技事業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我希望全國科技工作者牢記科技興國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嶺，為國争光，為人類進步多做貢獻。”
這不僅是彌留之際的聶榮臻對祖國後輩的殷殷期盼，更是他踐行了小半輩子的遠大目标。聶榮臻的前半生投身革命事業，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後半生專注科技事業，為國防建設嘔心瀝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剛從戰争廢墟中爬起來的中國就像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嬰兒，周圍四處都是危險，曾經多次面臨西方國家的核威脅和核訛詐。
為了維護祖國和人民的安全，偉大的毛主席果斷作出了研制“兩彈一星”的決定，而聶榮臻就是這個決定的具體組織者，從飛彈到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聶榮臻曾經四次冒着生命危險到現場去指揮。
然而，當時新中國剛剛才成立，知識分子奇缺，更别說具有飛彈研制知識的人才。
聶榮臻在指定12年的科學規劃得出，“兩彈一星”的項目也大約需要大學以上的研究人員近18萬人，包括搞新技術研究的5萬人，但是當年畢業的理工科大學生全國加在一起也不過是三萬人左右。
在聶榮臻的堅持之下，國務院最終準許飛彈研究院接受了任新民、莊逢甘等數十名專家和一百多名畢業大學生。
可是這些人才遠不足以支撐我國的飛彈研發事業，蘇聯承諾給我們的幫助也一拖再拖，常以各種借口搪塞，種種迹象都表明着中蘇關系即将發生重大的變化。聶榮臻向中央報告說：
聶榮臻想頂住壓力咬牙向前，可是1959年開始，中國就進入了持續三年的經濟困難時期，蘇聯又落井下石，單方面撤走了所有在華的專家，中斷了與我國簽訂的所有協定和合同。
試驗基地的施工部隊也因為糧食供應困難不得不撤走，科研人員相繼被疏散。周總理接到聶榮臻的報告之後，在中央軍委會議上部署軍隊各大機關籌措糧食，緊急運往西北的試驗基地。
可是卻有人提出，現在肚子都填不飽，“兩彈”項目如此燒錢燒力，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對祖國很不利，應該“下馬”。
面對這種情勢，聶榮臻沒有絲毫的猶豫，多次到北戴河國防工業委員會上講話，指陳厲害，句句發自肺腑，他說：現在“兩彈”已經有一定的基礎，如果隊伍散了再接下去很困難。我們的工作不能斷線。國防科技的強大對祖國來說至關重要。
正是因為聶榮臻的堅持，毛主席和周總理等人的支援，“兩彈一星”的項目才在數次的風雨飄搖中得以儲存下來。
聶榮臻對國防科技的重視，還展現在他特别關心和愛護國防科技人才。他很早就提出過建設性的論斷，說國防科技人才是具備較高專業技能和科研能力的特殊群體，他們肩負任務的特殊性和科研工作自身的規律性，決定了國防科技人才管理的特殊性。
聶榮臻在與國防與各個研究院的上司談話中多次強調，雖然很多科研人員也是軍人，但是他們不是一般的軍人，行政指令要少一些，要尊重他們，關心他們，靠人格魅力來開展好科技人才的管理工作。
聶榮臻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立即通知五院上司，以後錢學森隻需要負責技術工作，行政事務一律不要去麻煩他，讓這樣一個大才在雞毛蒜皮的小事裡輾轉不開，是對人才的巨大浪費。
是以聶榮臻随後又任命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來兼任五院院長，錢學森退居副院長的位置，安心搞科研。
雖然聶榮臻不是一個科學家，但他卻十分能夠站在這些高精尖知識分子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給他們以無微不至的鼓勵和幫助。
他深知，科研工作不是煮個飯，燒個菜，更不是工廠的流水線，不可能樣樣完美，是以要允許科研人員失敗。
1962年，任新民在負責改進仿蘇聯近程地—地飛彈P-2的發動機時，實驗了好多次都以失敗告終，有些居心叵測之人抓住這件事，把他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說有任新民在政治上出了問題，他實驗失敗是有意為之。
任新民簡直是有苦難言，他在五院最艱苦的時候請求調任來工作，為了科研甯願睡簡易的行軍床也不去招待所，卻被人這樣污蔑。他的辛苦聶榮臻都看在眼裡。
當時他有事脫不開身，便讓五院的王诤和錢學森轉告任新民：“凡是最困難的時候，成功也就快了。”還特地囑咐五院的上司層，不要給任新民太大壓力，更不要因為此事追究他的責任。
多年之後任新民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說：“聶帥站得高，看得遠。我聽了他的話，心裡熱乎乎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聶帥的話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在他的上司下，我們科研人員頑強攻關，後來用了較短的時間研制發射成功第一枚國産中近程飛彈。”
聶榮臻對國防科技事業的愛和關注是終身的，1982年即使不再負責我國的科技事業，卻時刻牽挂着，當年十月份，聶榮臻在看了我國潛對地飛彈首次發射失敗的報告後，還要秘書給國防科工委的上司打電話：
“告訴他們，既是試驗就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要像我國女排争奪冠軍那樣，勝不驕敗不餒。”
聶榮臻舍不得祖國，他舍不下的不僅是國防科技事業，更有老友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事業。他在臨終遺言裡說道：“我非常贊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的重要談話。我很想多看一看幾十年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喜人形勢。”
聶榮臻與鄧小平少年情誼，并肩戰鬥走到新中國成立，又各自在新崗位上為祖國的建設發光發熱，雖然不能像以前那樣常常相聚暢聊天地，但卻都記挂着老友。
聶榮臻在退休之後，雖然身患重病，但是每天都堅持讓秘書給他讀檔案、念報紙。一天，秘書給他念了一份鄧小平視察南方時的談話，秘書念到：“鄧小平說：實踐證明，我們搞特區的決策是正确的，我們改革開放的擔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再快一點。”
聶榮臻聽到此話之後，很是感慨，他對秘書說：
“小平同志了不起！這個談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國能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能集中精力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因為堅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會有更大的發展。”
後來，每當有人來看望聶榮臻談到我國目前的工作時，聶榮臻都會好好地誇一番鄧小平。可以說，聶榮臻與鄧小平不僅僅是革命戰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7">聶榮臻元帥逝世</h1>
1992年5月14日22時43分，聶榮臻元帥與世長辭。聶帥在最後的遺言裡曾說，他還有許多對祖國的話未說盡，而祖國和人民也有千言萬語想對聶帥說。
1958年他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一份報告，中國第一所科學技術大學誕生，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星星之火是他親手儲存，中國國防科技事業蓬勃的未來，在他的保駕護航下茁壯成長。
人民永遠會記得他為祖國做的貢獻，永遠緬懷聶榮臻元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陵園裡，聶榮臻元帥的碑文寫着：“聶榮臻同志永遠和我們在一起。”他的精神永遠，和祖國，和人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