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各大網絡平台的曆史圈中，流傳着這樣一段“佳話”：法國著名的啟蒙哲學家伏爾泰，竟然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隻需稍微在百度上輸入一些關鍵詞，我們就能找到大量關于伏爾泰與中國文化的文章，這足以說明伏爾泰關于中國的言論傳播的有多麼廣。
作為一個飽讀詩書、思如泉湧、滿腹經綸的外國知識分子，伏爾泰對中國文化推崇到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好滿足了伏爾泰對于開明君主制的喜好，他認為中國的法律是“帝國是一個家庭，公共事業被視為首要義務”，這種制度是符合自然法的；他将孔夫子視為理性與智慧的闡釋者，“孔子是真正的聖人，他自視清高，是人類的立法者，絕不欺騙人類，伏爾泰認為儒家學說是道德化的理性宗教，儒家的“仁”與“寬容”比起不斷迫害異教徒的西方文化來說，要強上不少；
伏爾泰亦稱贊現代看來治國能力不太好的乾隆，不但将其視為一個開明君主，而且認為乾隆是位偉大的詩人，他甚至聲稱自己曾經給中國皇帝寫過信；伏爾泰甚至還根據元代雜劇《趙氏孤兒》寫了一份改編劇本—《中國孤兒》，此劇在法國曾引起了轟動。
很明顯，把伏爾泰對于中國的贊美展示出來，很能激發我們的民族主義情懷，不過，凡事最怕認真，當我們仔細考察伏爾泰的言論後，會發現伏爾泰在其中加入了大量不符合真實曆史的想象與扭曲。而這些想象與扭曲，有很多都是伏爾泰刻意進行的，因為他希望利用中國的曆史，來對歐洲的時政進行針砭時弊。
伏爾泰
在著作《風俗論》中，伏爾泰曾介紹過中國的元末起義。不過，伏爾泰并不像中國人那樣，把起義的原因歸結于外族統治問題，而是歸結于宗教沖突：“皇帝沉湎女色，寵信喇嘛教士，激起了子民的怨恨，與喇嘛為敵的和尚首先發難。”最有意思的是，他還将朱元璋視為一個因不滿宗教迫害而起義的佛教徒：“一個原先是和尚廟雇工的冒險家帶着幾名強盜，自立為首領。”。
伏爾泰的著作《風俗論》介紹了各種非西方文明的風貌，但其中有不少扭曲之處
伏爾泰之是以進行這樣的扭曲，有着他自己的目的：他希望将元末起義類比為法國的胡格諾宗教戰争，以此控訴法國的宗教壓迫。胡格諾宗教戰争的原因便是因為法國新教徒（又名胡格諾教徒）收到了主流宗教天主教的壓迫，因而起義。伏爾泰深知這次宗教戰争的殘酷性，便以元末起義來進行隐喻。
胡格諾戰争是法國的曆史創傷，圖為天主教徒屠殺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缪之夜”
在伏爾泰對清朝政府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皇帝權力受限、平民享有權利與自由的開明君主制國家：“允許人們在皇宮中的桌子上寫下他們認為朝廷中應當譴責之事。”、“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财産受到法律保護，盡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于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
這簡直不像是在形容明清社會的言辭！衆所周知，中國的君主專制在清朝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點。皇宮内不但不存在可以供人們放置意見的桌子，而且所有進階官員還要定期向皇帝遞交折子請安；群眾擁有權利和自由更是無稽之談，清代的文字獄和思想管控何等猖狂，哭廟案、通海案、江南奏銷案中多少知識分子被清政府迫害。
文字獄在乾隆時代發展到頂峰，但伏爾泰卻對乾隆大加贊譽
清代的君主統治絕對稱不上開明，但伏爾泰本人對開明君主制情有獨鐘，他曾寫了一本《路易十四時代》，專門贊頌這位将絕對君主制推向頂峰的太陽王，是以，他不惜對中國社會進行毫無根據的猜測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想以中國作為開明君主制的模範，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太陽王路易十四是伏爾泰非常喜歡的法國君主
綜上所述，伏爾泰确實對中國文化相當感興趣，但他的興趣也隻是淺嘗而止，在很多具體的關于中國文化的話題上，伏爾泰的言論可謂漏洞百出；而伏爾泰之是以吹捧中國文化，原因則是将中國樹立為一個典型，進而為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開路，是以他不惜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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