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甯講道德經濟學

來源 | 人民政協報

作者 | 劉煥性

厲以甯講道德經濟學

道德經濟學及其相關問題是厲以甯老師近30年來講得較多的話題之一。2018年1月，厲以甯在第九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的發言中講到，效率主要分為三種，生産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道德效率。他指出，生産效率就是多少投入有多少産出。假定投入不變，産出增加了，就表示效率增加了。生産效率一般被認為是微觀的效率，是企業的事。資源配置效率是20世紀30年代後逐漸興盛起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是宏觀的效率，資源配置有各種方式，如果改變一下配置方式，效率就增加，這就表示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了。但這兩種效率都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就是假定人是為自己利益着想，要求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收益。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和邏輯基礎，但社會人假設卻與之相對，認為人們在追求物質需要的同時，能夠承擔對組織的道德義務和責任，并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進行自我治理。随着社會人假設的出現，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出現了第三種效率，那就是道德效率，以道德為基礎所産生的超正常效率。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序中，我們不僅要重視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發展方式紅利，更應當創造社會和諧紅利。道德基礎是社會和諧的根基，而社會和諧是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

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道德調節

厲以甯認為，效率的調節應該分三種。第一種是市場調節，依靠市場規律來調節。市場調節不夠，就靠第二種政府調節。根據法律法規制度，有了政府調節，就有宏觀管理。但還有第三種調節，就是道德力量的調節。2016年12月，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展望2020”主論壇上厲以甯講到，“市場什麼時候有的？幾千年前的事情，在原始部落之間開始進行了交換，這是最早的市場。政府調節比這更晚，隻有有了國家、有了政府，才有了調節。人類社會存在了多久？少說有幾萬年了，在漫長的歲月中，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的調節，沒有政府就沒有政府調節，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靠的是什麼？靠的是習慣、慣例、道德理念。”厲以甯認為，經濟學經常是談效率的，始終認為效率很重要，效率有兩個基礎，物質技術基礎和道德基礎，兩種基礎是并存的。物質技術基礎的效率能夠保證大家得到正常效率，但西方經濟學解決不了超常效率從哪裡來的問題。把效率變成以道德為基礎，才能産生超正常效率。厲以甯說，“中國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超正常效率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抗日戰争的時候，遭遇特大自然災害的時候，萬衆一心捐款捐物、捐血救災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移民社會為什麼效率高？比如廣東、福建一帶的客家人，清朝後期到民國初期闖關東的山東、河北移民，“走西口”的山西、陝西和甘肅人，以及“下南洋”的福建、廣東人，就是因為文化把他們凝聚在了一起，有一種團結、友愛和互助精神，超正常效率主要來自道德基礎。随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對效率問題我們也需要重新考察，以便更好地發揮道德調節的作用，将市場經濟的負效率逐漸降低與減少，努力實作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

2015年1月，厲以甯在“第二屆中國财經領袖年會暨2014中國财經年度人物頒獎盛典”上的發言中表示，不僅市場需要道德調節，不然市場就失效了；政府也同樣需要道德調節，不然政府調節同樣也會失效。市場調節是一隻無形的手，政府調節是一隻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調節是介于二者之間的。道德力量調節首先要靠自律，每一個個體都要自律，無論是企業工作者、政府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必須自律。自律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是自我克制、自我限制，知道什麼該幹、什麼不該幹，道德底線不能破；二是自我勉勵，當一個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難時，是就此消沉還是奮發起來，這也是自律。自律實際上是在發揮道德力量對個體的限制和激勵作用。自律是無形的手，而文化建設是有形的手，比如企業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社群文化建設、城鎮文化建設等，這些都不屬于政府調節，而是道德力量的調節。還有鄉規民約，既可以公告等有形的形式顯示出來，也可以宗族或家族等無形的形式傳承下來。是以，道德的力量的調節在有形無形之間。以後證券市場如果政府不再用審批制，而是用規範的注冊制的話，同樣不可忽略道德力量的調節，因為道德力量的調節既能使每個人自律，也能使整個的證券市場走向規範，這樣中國的股市會發展會更好。我們現在倡導的核心價值觀都表明了自律的重要性、表明了道德力量的重要性，國家要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這三種調節就都必須有，缺少哪一種都不行。

市場經濟和企業效率應以道德為基礎

2014年4月，厲以甯在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的演講中談到，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歲月中，即使後來有了市場、有了政府，但在一些偏遠地方，政府力量也還是難以達到的，市場力量也到不了。這種地方仍然有人居住、有人群生活，為什麼？還是道德力量在發揮調節作用。社會生活是個大領域，社會生活領域中，交易行為隻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屬于非交易領域。家庭關系、家族關系、社交關系、街坊鄰居關系等，都屬于非交易領域。在非交易領域中，社會生活靠什麼運轉？市場的力量進不去，因為這不是市場活動。政府調節隻規定了大緻界限，社會生活不能違背法律。但是在多數領域和場合還是道德力量在調節。我國古代有句話：“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小亂，鄉下人往城裡跑，因為城有城牆，有兵把守，是以鄉下人投親靠友到城裡來。大亂居鄉，大亂的時候人往鄉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為什麼？因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以跑得越偏僻越好。在古代曆史上的很多戰亂時期，市場是癱瘓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無能的，在混亂期間也管不了那麼多。但人類社會依然存活了下來，靠的就是道德力量所起的作用。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以後，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這樣市場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一個沒有道德力量調節、沒有信用體系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的。

2016年10月，厲以甯在“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中國創業者2016峰會暨北京大學全球大學生創新創業中心落成儀式”上表示，道德力量更能夠提高企業效率，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社會，企業家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和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做到嚴格自律并且積極建設企業文化，隻有這樣才能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并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他說，既然效率有它的道德基礎，那效率的意義就更深遠，它能夠激勵每一個微觀經濟機關，也就是每一個企業，更好地把資源用好，能夠以更少的投入産生更多的收益。是以企業要想提高企業的效率，除了依賴廠房、原料、機器裝置等物質技術基礎外，還依賴于道德基礎。超正常的效率從哪裡産生？來自道德理念。企業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好名聲，一個企業家在對待員工時，既要學會管人、用人，也要學會容人，還要嚴格自律并積極推動企業文化建設，勞工會覺得自己在這樣的企業中工作很光榮，是以完全有可能在調動員工積極性的情況下來增加正效率。如今社會變化十分迅速，誰都無法預料到50年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模樣。不過，道德力量以及社會責任感卻是永恒的，企業家和社會各界應該樹立的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命運共同體的觀念，還有道德的觀念，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和創新發展。

道德經濟學與中國特色 經濟學的新領域

道德經濟學是以道德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這一概念雖然在名稱上與經濟學、倫理學有直接關聯，但其提出、發展與完善卻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張關注下層、強調“從下往上看”的新社會史的興起有密切聯系。厲以甯很早就關注道德經濟學問題，但他關注的重點卻是中國在經曆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後，面臨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的諸多挑戰，如何走出一條市場規律與道德價值相銜接的發展道路，擺脫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産生的根源，實作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

在1999年出版、2009年再版的《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一書中，厲以甯談道：“照理說，道德、倫理問題本身并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經濟學是不專門讨論這一領域問題的，經濟學關心的主要問題是資源配置。”但“對資源配置、社會經濟運作，以及社會生活水準發生作用的，不僅僅是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而且還有習慣與道德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規範、倫理标準、是非判斷等，不僅在經濟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經濟研究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是以，經濟學研究不能回避道德倫理的研究。道德經濟是由多種深層結構性因素所驅動的，它們與資訊社會的價值生産方式密切相關，将重新在新市場的開發與拓展、新投資者和新創業者的進入與公共産品的供給等方面發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最終在美德和财富之間建立直接聯系。

2016年6月，厲以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一文，提出了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建立經濟特區、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從林權改革到農村土地确權、農村新氣象和農民創業熱、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精準扶貧、經濟新常态和轉變發展方式等八個方面構成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内容，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發展創新的重大成果，會繼續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并将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而茁壯成長、開枝散葉。

過了兩年之後，厲以甯老師對我們這些學生說，現在看來中國特色經濟學還應加上道德經濟學的相關内容，我國黨和政府所講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是中國特色經濟學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經濟治理方面應當綜合運用市場、政府和道德這三種力量，這也印證了道德經濟誕生的因素蘊含在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變革之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以，在研究中國特色經濟學時應納入對道德經濟學問題的研究，這有助于更好地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