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向國外派出了20位
“将軍大使”
。這一批将軍大使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了新中國外交官的風采，赢得了所駐國人民的友誼和尊敬，
耿飚
将軍便是其中突出的一員。
1949年冬的一天，
周恩來
向
毛澤東
彙報近期外交工作的情況，他說：
“外交幹部我考慮從原中央外事組、各大城市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同志中選調，駐外大使主要從部隊裡挑選進階幹部擔任。”
毛澤東聽後非常贊同地說：
“将軍當大使好！像
耿飚、黃鎮
等同志，有豐富的對敵鬥争經驗，政治上又比較可靠，派他們出國當大使，我們放心。”
當時耿飚任
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正随部隊駐紮在西安。1950年元旦剛過，兵團政委
李志民
就找到耿飚，并對他說：
“老耿呀，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中央來了指令，要調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耿飚聽後大驚：
“什麼？調我去幹外交？”
他認為自己從參加紅軍之日起，20多年來一直是扛槍作戰，根本沒有做過外交工作，這個指令實在是太突然了。
兵團司令員
楊得志
也勸耿飚：
“槍杆子當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樣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對了！扳着指頭數，我們這裡也隻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中央的指令當然不能違背，春節剛過，耿飚就風塵仆仆地趕到了北京，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裡報到。周恩來告訴他：
“中央把你調來，是準備讓你出任駐聯合國的軍事代表。”
耿飚聽後推辭說：
“總理，我沒搞過外交工作，怕幹不好。”
周恩來笑着說：
“可以邊幹邊學嘛！再說了，抗戰時你不是曾經帶領美軍觀察組從延安到晉察冀嗎？實際上你從那時起已經接觸過外事工作了。中央這次派你去，也是考慮到了你的這些經曆。”
周恩來說的是1944年9月，耿飚從延安調到晉察冀軍區工作，在他上前線時，周恩來交給了他一個任務：
把美軍觀察組護送到晉察冀去。
周恩來還專門對耿飚交待：
“本來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一架飛機，但是那邊的機場不保險，是以改為騎馬。這些美國人對我們還不了解，你要團結他們，絕對保證他們的安全。”
觀察組共有11人，由一個叫
德穆克
的上尉帶隊，這些美國人一路上架子大得很，動不動就耍脾氣，把警衛人員當作勤務兵，随便指使。而且他們竟然不會騎馬，經常從馬背上掉下來，這時他們就會使勁地抽打戰馬來出氣。
一路上耿飚憋了一肚子火，但還是耐着性子，讓戰士們給觀察組的人作示範，教他們騎馬。兩天後，他們的騎術大有長進，最後他們順利到達了前線，德穆克等人也和耿飚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耿飚和德穆克
到了1988年5月，德穆克還曾跟着一個美國的商務代表團通路中國，他要求會見耿飚，但因為耿飚當時沒有時間，是以兩人未能見面。德穆克回國時，還托人給耿飚送了一本影集。
解放戰争時期，耿飚也參加過外事活動。1946年初，他奉命到北平參加
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
工作，軍調部由國、共、美三方代表團組成，耿飚是中共代表團的副參謀長兼交通處長，他在
葉劍英
的上司下，和美蔣代表在談判桌上進行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鬥争。
耿飚見周恩來提到了這段往事，感到十分感動，也就不再推辭，馬上投入到參加出席聯大代表團的準備工作。但由于美國的阻撓，蔣介石集團繼續占據着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新中國的代表團被拒之門外。
鑒于這種情況，耿飚又被任命為駐瑞典王國首任大使，兼駐丹麥王國首任公使，後又兼駐芬蘭共和國首任公使，一身三任。
耿飚等新中國的第一批大使出國前，為了便于他們适應和熟悉外國的生活習慣，周恩來訓示外交部辦公廳找一個合适的飯店對他們進行教育訓練。
就這樣，耿飚和參加教育訓練的其他人員一起，帶着家屬搬進了位于前門大栅欄的新華飯店。
住進飯店以後，耿飚感覺很不适應。客房裡的衛生裝置、彈簧床、地毯，使得剛從軍營出來的他感到很不習慣，晚上睡在床上，整個身體好像陷在坑裡似的，翻個身都要費很大的力，弄得整個晚上怎麼也睡不着。
有一天，耿飚等人正在飯店裡學習吃西餐，周恩來走了過來，告訴大家：
“毛主席聽說你們在這裡，很高興，要接見你們。”
耿飚非常激動，因為自己已經有五六年沒見毛澤東了。見面以後，毛澤東高興地握着耿飚的手說：
“喔，老鄉來了！”
（耿飚是湖南醴陵人，毛澤東經常稱他為“老鄉”）
大家都坐下以後，毛澤東對大家說：
“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駐外大使，大多是從部隊征調來的進階幹部，是将軍。将軍當大使，很好！解放軍曆來是我們培養幹部的地方，是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幹部來幹外交！”
這時有人提出：
“我們不懂外語，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澤東說：
“漢代的
班超、張骞
不是也不懂外語麼？但他們出使西域，非但能夠不辱使命，而且功勳卓著。我說将軍當大使好，因為首先你們出去我放心，你們不會跑掉；第二，你們中很多人當過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擅長調查研究。是以你們到國外當大使，要發揚在部隊裡的長處，也要開展調查研究。”
耿飚将毛澤東的話一字一句地記在了本子上。1950年7月，他帶着家屬和使館的從業人員，正式踏上了去北歐的路程。
耿飚到達瑞典後，他在9月19日第一次代表新中國政府向瑞典國王呈遞了國書。
這是大使上任後的第一個重要外交活動，在出國前他已經觀摩和演練了無數次，對于流程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天耿飚向已經93歲的瑞典國王遞上了國書，并向他轉達了毛澤東對國王的問候及中國人民對瑞典人民友好的感情。這天的氛圍既莊嚴、隆重，又不失親切，很好地展現了中瑞兩國的友好感情。
不久以後的國慶節，耿飚又在使館裡舉辦了國慶招待會，這是我國駐外大使在西方國家舉行的第一次國慶招待會，共有500多位貴賓參加。
招待會上，一位瑞典的進階軍官主動和耿飚交談，他問：
“聽說閣下是位将軍，不知您曾帶過多少兵？”
耿飚粗略地計算了一下，然後回答：
“大概十幾萬人吧！”
耿飚向瑞典官員敬酒
對方聽後非常吃驚，馬上“啪”地立正，向耿飚行了個軍禮，尊敬地說：
“您統率的軍隊人數比我國的全部軍隊還要多！”
這時旁邊的一位瑞典官員也稱贊說：
“中國是個偉大的國家，您是從偉大的國家來的偉大的大使！”
耿飚謙虛地說：
“我本人談不上偉大。比起國家和人民來，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為一座聯結和溝通中瑞兩國人民偉大友誼的橋梁。”
這次招待會很好地展示了新中國的形象和耿飚的才華和風度，瑞典的報紙和電台也專門報道了這次盛會。
當時我國駐瑞典使館隻有一名司機，經常會出現忙不過來的情況。有一次耿飚要出去參加活動，司機卻恰好出去辦事，耿飚于是決定自己開車前往，但使館的同志勸阻他說：
“大使開車，有失身份，可能會招緻别人譏笑。”
耿飚（右二）與使館從業人員合影
耿飚卻毫不在意，他說：
“從使館内部來說，大使和司機隻是分工不同。分工是為了搞好工作，互相幫助也是為了搞好工作，這裡沒有什麼‘有失身份’的問題。”
耿飚親自開車果然成為了人們議論的焦點，但大家不是譏笑，而是贊美，瑞典的外交官員稱贊耿飚說：
“大使閣下自己開車，了不起！”“耿大使親自掌握方向盤，佩服！”
這樣一來，耿飚開車不僅沒有“有失身份”，反而大大增加了中國大使館和自己的知名度。
後來他還通過考試，得到了瑞典的駕駛證，他曾自己開着車，參觀考察了瑞典和丹麥等國家的不少地方。
抗美援朝期間，耿飚雖然身在北歐，卻一直密切關注戰局的發展和美國的态度，他帶領使館人員向國際友人介紹北韓戰場的真實情況，揭露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兇殘行為。
一位瑞典的醫學博士在聽了耿飚關于美軍進行細菌戰的介紹後，親自到北韓進行了調查，證明美軍的确使用了細菌戰，并在報紙上公布了調查結果，搞得美國十分狼狽。
1953年，瑞典副外長
哈馬舍爾德
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周恩來馬上訓示耿飚找他面談，争取他就任後，為恢複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耿飚和哈馬舍爾德是老朋友了，他答應了耿飚談話的請求，兩人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幽靜的小圖書館進行會談。
耿飚向他提出了中國的要求，哈馬舍爾德表示自己願意支援新中國的代表進入聯合國，但他擔心自己在這個問題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聯合國已經被美國操縱了。
後來由于美國的阻撓，我國繼續被摒于聯合國之外，但這次會談，使哈馬舍爾德加深了對新中國的印象，進而有助于他處理聯合國的有關事務。
1956年初，耿飚調任駐巴基斯坦大使。
半年以後，他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便回國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得知耿飚回國後，在中南海接見了他。
耿飚和家人們
耿飚來見毛澤東時，毛澤東正在吃早餐，他親切地招呼耿飚和自己一起吃，毛澤東對他說：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這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連接配接西亞和東南亞，是以，帝國主義把它作為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的重要環節，而中巴友好則有助于打破這個反華軍事包圍圈。”
此時毛澤東看着耿飚，笑着說：
“你看能不能把這扇門推開啊？”
耿飚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他馬上表态說：
“主席的訓示是重要的戰略決策，我們一定努力貫徹，相信能夠推開這扇西門。”
耿飚上任以後，積極推動兩國的經貿及文化交流，他經過調查，發現中巴邊境存在一塊叫
“坎居堤”
的地方，元朝時中國曾派兵占領該地，并把它劃作中國的屬地，元朝後，它仍是屬地，但居民都是巴基斯坦人，行政管理權也屬于巴基斯坦政府。
耿飚（中）
耿飚于是向周恩來建議：
中國政府應放棄這塊名義上的屬地，把它完完全全歸還給巴基斯坦。
經過研究，國務院同意了耿飚的意見。耿飚這一實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巴方的好評。
耿飚任駐巴大使期間，東巴地區遭受了嚴重的水災，糧食缺乏，耿飚經過調查研究，向國内送出了援助報告，經周恩來訓示，我國以低廉的價格賣給巴方6萬噸大米，另又贈送4000噸。中國的真誠援助，得到了巴方政府和人民的感激。
1958年，
陳毅
接任外交部長後，耿飚給他發了一份電報，表示自己搞外交工作已經近9年了，希望能調動一下工作。他認為自己擔任駐巴基斯坦大使已經兩年多了，中巴關系也發展得很好，于是想回國幹點别的工作。
不料陳毅看到電報後非常生氣，他回電說：
“耿飚你辭退的做法不對，我剛上任你就不幹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也給耿飚發去電報，要求他繼續安心在外交戰線上工作，耿飚服從指令，一直幹到1959年10月才奉調回國。
1960年1月初，他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
毛澤東接見耿飚（二排左一）等駐外大使
1963年，中央又派耿飚出任駐緬甸大使，他又在緬甸工作了3年多。
直到“文革”爆發後，耿飚從駐緬甸使館回到了北京，被卷入挨鬥受批的漩渦之中，從此告别了“将軍大使”的生涯。
如今耿老已經離我們遠去多年了，但他獨有的魅力與風采卻不會消失，那一段将軍當大使的時代傳奇将永久地流傳下去。